每種宗教和道德引為基礎的最一般公式是：“做這個這個，不做這個這個——你就將幸福！否則……”每種道德、每種宗教都是這樣的命令，——我稱之為理性的巨大原罪，不朽的非理性。在我口中，這個公式轉變為它的反面——我的“一切價值的重估”的第一個例子：一個發育良好的人，一個“幸運兒”，他必須采取某種行動，而對別種行動本能地躊躇，他把他生理上配置的敘序，帶進他同人和物的關係之中。公式：他的德行是他的幸福的結果……長壽、子孫興旺並非德行的報酬，毋寧說德行即是新陳代謝的放慢，除了其他結果外，長壽、子孫興旺、簡言之柯納羅主義也是此種放慢的結果。——教會和道德說：“一個種族、一個民族因罪惡和奢侈而滅絕。”我的重建的理性說：當一個民族衰微，在生理上退化，接踵而至的便是罪惡和奢侈（這意味著需要愈來愈強烈和頻繁的刺激，猶如每個耗竭的天性所熟悉的）。這個年輕人過早地蒼白萎靡了。他的朋友們說：某某疾病應負其咎。我說：他生病，他不能抵抗疾病，這本身已是一個衰敗的生命、一種因襲的枯竭的結果。報紙讀者說：這個政黨用這樣一個錯誤斷送了自己。我的更高的政治說：一個犯這種錯誤的政黨原已末日臨頭——它不復有自己的安全本能。任何意義上的任何一種錯誤，都是本能衰退和意志解體的結果：差不多可以用這來給惡下定義了。一切善都是本能——因而都是容易的，必然的，自由的。艱難是一種抗議，神與英雄屬於不同的類型（用我的話來說：輕捷的足，是神性第一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