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意旅遊不僅讓地方居民成為文化旅遊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者，而且要讓在地居民重塑地方自信，建立地方生活的未來想像。因此，地方創生的主體力量需要在地養成，需要一段時間的陪伴式輔導。 

成都市浦江縣明月村以生態旅遊為導向，推動地方創生和鄉村振興，效果非常好，其主要原因正是作為地方陪伴的明月鄉村研究社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經歷四年寒暑的在地陪伴式輔導，明月鄉研社通過引進新村民，幫助老村民，不斷悉心引導和創新示範，引導在地居民自覺參與，讓他們感受地方生態保育、規模種植的景觀效果和綜合效益，慢慢養成涵養能力。明月鄉研社將政府的公共設施建設和地方自發的生態營造融合，在地方政府和地方農戶之間扮演恰當的中介角色。地方居民建立起健康、優質、樂活的地方意識和生活自信，才能在地方創生和創意旅遊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主宰自己與地方的發展命運。 

地方創生的運營組織逐漸從非營利組織過渡到社會企業。[22]社會企業因特別社會事業、特殊社會群體的現實需要，不同於在公益價值或商業營利之間偏執一端的公益組織或營利企業，將使命感、利他精神和商業經營、永續發展融合起來，強調通過企業經營和商業模式的手段解決社會問題，旨在平衡好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避免政府失策或市場失靈。社會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社會資本，即透過社會資本將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進行融合轉化。從事創意旅遊的社會企業追求「經營獲利」和「社會公益」的雙重價值，是馬克斯·韋伯所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調和。

社會企業著眼於地方性產業。在中國企業和社會組織管理的法律框架下，推動地方創生、發展創意旅遊的社會企業，可以表現為集體所有制、合作社組織和公益組織附屬企業。社會企業經營的地方產業目標是建立「一地一品」（又稱之為「一村一品」「一鎮一品」或「一區一品」，英文One Town One Product，簡稱OTOP），包括食品加工、特色工藝、創意生活、節慶會展、休憩服務、在地美食等地方性特色產業。這些地方性產業一定要融合地方文化、民間藝術和歷史背景等地方元素，提供獨特、優質、特色、手工、限量的產品或服務。 

社會企業經營的地方性產業是小而美的，是富有人情味的。社會企業發展創意旅遊，可以有效整合地方的鄉土文物、民俗活動、地方物產、文化慶典、民間工藝等相關產業的活化創生。這些地方性產業具有社會公益性和商業微利性，符合社會企業的發展理念和經營模式。[23]當然，社會企業做了這樣的目標設定，政府和社會對此都有更高的期待和更嚴的監督，這也加大了社會企業自身的經營風險。 

協同地方治理：推進創意旅遊的國家連結與社區共生 

地方治理既不同於地方管制，也不同於地方自治，是對地方創生的各個主體平等關係的責任協調和利益平衡。[24]地方之上有國家認同和全球想像，地方之間有社區紐帶和生活日常。創意旅遊的地方治理，是一種協同共生的治理模式，其交匯點是創意旅遊如何實現地方創生。 

地方創生是一種可持續的地方發展策略，需要平衡經濟、社區、文化和環境等不同方面的發展需求，需要平衡政府、居民、旅遊者、經營者等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 

全球可持續旅遊委員會制定的創意旅遊可持續發展指標包括目的地可持續運營，當地社區經濟利益最大化與負面影響最小化，社區特色性保護、遊客體驗、文化傳承效益最大化與負面影響最小化，環境效益最大化與負面影響最小化等四大一級指標。其中，經濟指標包括經濟效益檢測、當地居民就業機會、公眾參與機制、當地社區滿意、當地居民進入與訪問 權利、旅遊意識宣傳與教育、反對剝削、支持社區發展、扶持當地企業主與支持公平貿易等二級指標。[25]

創意旅遊的發展需要儘可能平衡這些可持續發展指標，區分不同的文化旅遊資源，優化不同的創意旅遊發展模式。 

面對網際網路的技術衝擊和社會變革，創意旅遊驅動下的地方創生，關鍵在於如何調動地方治理的積極性和自主性，包括內部協同與外部共生。徐勇認為，中國的地方治理可部分借鑑日本模式，中央政府將地方管理權下沉至地方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轉化為服務型政府，專注於地方公共產品的提供；地方非營利組織和社會企業發揮地方民居日常生活的服務功能，形成地方服務與地方治理的雙重運行機制。[26]這是一種互惠共生的地方治理機制，為地方創生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機制保障。 

構建協同共生型地方治理模式，是一種基於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地方主義和國家主義、自由主義和福利主義之間的動態關係而實施的制度設計和平衡機制。站在現實主義立場來看，這更像是一種理想主義的機制設計。地方創生是一個涉及主體多元、價值多元、利益多元等複雜要素的總體營造的生態系統，創意旅遊需要在產業實踐中對這些多元要素進行動態協同，追求「互為主體、資源共通、價值共創、利益共享」[27]，實現地方主體的協同效率和多贏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