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笑了。我又斟上茶。

「杜鵑一直是我最喜歡的花。」我說。「嗯哼。你是那麼說的。」

我倒了茶，我們靜坐了幾分鐘，望著熱氣自杯中升起。

「那時候，我一點也不曉得次郎的打算。」我說。

「妳是不曉得。」

我在他杯子旁邊放了一小碟茶食，他點頭微笑。最後他說：「杜鵑開得美極了。只是那時你們已經搬走了。話說回來，小夫妻自己住其實不錯。看看菊子同她先生吧！想要有個自己的家，可是老渡邊不准。真是個老軍閥。」

早餐後，尾形桑提議我們到長崎去走走。「就像觀光客那樣。」他說。我欣然同意。我們搭了電車進城。

我記得我們先去藝術館看了一陣。中午之前又去看離市區不遠的和平紀念碑。

和平紀念碑在公園裡，一般人都稱那公園「和平公園」──我一直不知道這到底是不是正式的名稱。公園裡鳥聲和孩子們嬉鬧之聲不絕於耳，卻有一股莊嚴肅穆的氣氛。其他公園裡常見的灌木叢和噴泉在此為數極少，情調因而顯得較為沉重。整個公園就是一片平坦的草地，開闊的藍天和一座巨大的白色雕塑，用以紀念那些死於原子彈的人。

那具雕塑很像某位希臘神祇，端坐在那兒，雙臂伸出。右手指向天空，代表原子彈從天而降；左臂伸向左方，代表抗拒邪惡。他的雙眼閉著，正在祈禱。

我一直覺得那雕像有些不倫不類，從來無法將之與原子彈降落那天以及之後那段恐怖的日子聯想在一起。從遠處望去，雕像簡直有些滑稽，像在指揮交通的警察。我從來只當這是一座雕像，儘管長崎大部分人都認為它代表某些意義。我很懷疑一般人真正的感受也許跟我的差不多。如今，我若偶然還想起長崎那座像，都是因為那次和尾形桑同遊公園以及他那張明信片引起的回憶。

「照片上看實在不怎麼樣。」我記得尾形桑拿著剛買的明信片對我說。我們當時站在離紀念碑五十碼遠的地方。「我一直想寄張明信片。」他說，「這幾天我就要回去了。不過，也許還是值得一寄。悅子，有沒有筆？也許我該馬上寄出，不然會忘了。」

我在皮包裡找出一枝筆。我們在附近一張凳子上坐下。看他瞪著明信片半晌，仍未寫下一字，我不禁有些好奇。他不時抬頭看著雕像，彷彿在找尋靈感。

「您是寄給福岡的朋友嗎？」

「哦！只是個熟人。」

「爸好像有些心虛。」我說。「不曉得誰是收信人？」

尾形桑滿臉驚訝地抬起頭來，然後大笑起來。「心虛？真的？」

「是啊！很心虛哪！我不曉得沒人看著爸爸，爸爸到底做些什麼？」

尾形桑仍然大笑不已，我能感覺得出凳子的晃動。他稍稍恢復後說：「不錯，悅子，你逮到我了。你逮到我寫信給女朋友。」「女朋友」用的是英語，他又笑了起來。

「我一直懷疑爸在福岡的生活多采多姿。」

「啊，悅子，」他仍在笑，「多采多姿！」隨後深深吸了一口氣，又低頭看手上的明信片。「唉！我實在不知道寫什麼好，也許就這樣寄掉，什麼也別寫。反正我的原意也是要讓她看看紀念碑是什麼樣子。不過，那樣是不是又太隨便了？」

「我沒法子給您任何意見，爸，除非您告訴我那位神祕女士是何許人。」

「那位神祕女士，嘿，悅子，她在福岡開小館子。離我不遠，所以我通常在她那兒解決晚餐。我們有時聊聊，她人挺不錯。我說了要寄張和平紀念碑的明信片去的。我能奉告的就是這些了。」

「哦！爸，可是我還有些疑心哪！」

「她人挺有意思的。可是講多了也煩人。要是我碰巧是唯一的客人，她就站在旁邊講上一頓飯工夫。可惜我附近沒有什麼其他地方吃飯。這你可就知道了，悅子，如果妳守信，教我烹飪，我就不必受這些女人的嘮叨了。」

「那可不一定。」我笑著說：「爸未必學得會。」

「胡扯。妳呀！就怕我青出於藍，真自私。悅子，這個──」他又看了明信片一遍：「到底寫什麼呢？」

「您記不記得藤原太太？」我問。「她開了一家麵店。離您的老房子不遠。」

「是啊！我聽說了。真想不到，以她的身分也去開麵店。」

「可是她幹得蠻帶勁兒。心裡有個寄託。她常問起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