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 樣充滿悖論的是，摩爾對於生活如此投入，她的詩歌卻很少直接寫到生活，也就是說，生活從來沒有成為摩爾詩歌的關鍵詞。相比於生活，摩爾在詩歌中更關注“別 處”，關注那些遠離生活的事物或者事件（例如她的穿山甲，獨角獸，大象和冰章魚），即使當她真實地記錄一場生活事件時，她也會將之變形，使之具備某種遙遠 的屬性。比如摩爾著名的詩歌之一《墳墓》，其開頭記錄的是摩爾和母親在某次海邊度假的真實經歷，當摩爾和母親眺望大海時，某個不禮貌的男性站到她們前面， 擋住了她們的視線，摩爾為此感到憤怒，她的母親則安慰她說，沒有人能站進事物的中心。當這一真實事件以及她母親的語言被記錄進這首詩歌時，它卻具備了一副 抽象的面孔。《寄居在鯨魚中》這首詩同樣源於她1915年12月一次真實的紐約之旅。這也是一次嚴肅的文學之旅，是年輕的摩爾為自己開拓寫作成功之路的起點，在這次旅行中，她會見了一些未來的藝術家朋友和編輯，包括阿爾弗雷德·克萊姆伯格（Alfred Kreymborg）和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參觀了後者位於291號大街的工作室。這一次旅行給她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在寫給哥哥的信中，她將這次短暫的旅行描述為“寄居在鯨魚中”。1917年，當她以此為標題創作這首詩歌時，其直接的激發事件是1916年的愛爾蘭復活節起義。最終，她將真實的私人事件、愛爾蘭民族政治事件納入了一個魔幻的意象之中，使這首詩遠離現實，同樣成為一種抽象的敘述。

如 果說《別處的意義》表達了以生活為詩歌支點的拉金逃離生活、居於別處的隱秘心態，那麽《寄居在鯨魚中》則表達了摩爾希望擺脫永久的別處真正進入生活與社會 的強烈願望。這里象征別處的是“寄居在鯨魚中”，這是一個完全異化的、沒有方向、沒有出路的黑暗場域，是經過寓言式的變形後比現實更為殘酷的現實，顯然， 這並不是拉金那個虛無縹緲的、永遠在向往中的別處。這首詩的開頭列舉了幾件明顯不可能完成之事：“試圖用一柄劍打開閉鎖的門，將線穿過針頭，種下倒置的遮蔭大樹”21，這種在異化處境中進行的生存掙紮帶來更深的徒勞感。這既是詩歌中的“你”——愛爾蘭——的現實處境，也暗示了一個年輕的女詩人試圖在文學界贏得出路時所遭遇的困境——為 了成為一名成功的詩人，她必須勇敢地會見可能幫助她達成這一目標的任何人，必須進行刻苦的準備，包括她選擇的詩歌表達方式，她獨身的生活方式，然而，她所 遇到的阻擾或許並非通過這種種努力就可克服，因為這種阻擾包含了根深蒂固的文化鴻溝、性別鴻溝，跨越這個鴻溝，即是讓自己擺脫別處獲得在場的身份，然而， 這種跨越亦如同用一柄劍打開閉鎖的門，將線穿過針頭，種下倒置的遮蔭大樹一樣希望渺茫。

這首詩表達了摩爾的自我認識：女性與愛爾蘭一樣，在現實中是被遮蔽的，是缺席的，他們始終作為他者生活在別處，回歸即是自我顯形，意味著與現實的對抗，意味著挑戰困境，遭遇黑暗中迷失的痛苦，但這種挑戰必然帶來新的生機——這是別處所給予的啟示。

三、與文學傳統的關聯——兩個詩人不同的起點和目的地

既然提到了性別鴻溝，那麽，不得不說，這是詩人拉金與詩人摩爾之間又一個巨大的差異。
作為一名男性詩人，拉金無須面對性別鴻溝。在認同傳統、尋找詩歌之父、書寫自我時，拉金沒有遭遇太多的困難，包括他獨身卻不拒絕情愛的個人生活方式，無不表現出一個男性詩人與文學傳統的一脈相承，他在這個文學傳統中就像在“他的”家中一樣自在。

獨 身的拉金並不缺乏愛情，他與多名女性擁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愛關系。他之所以樂於在自己和婚姻之間樹立一道“玻璃”，只是為了擺脫婚姻的責任。獨身，卻仍然 享受愛情，因為愛情不會像婚姻那樣妨礙他的自由。童年時父母給拉金留下的陰影，使他反對婚姻和家庭，厭惡生兒育女，但這並不意味著拉金天性厭惡女性。事實 上，在他內心，對於女性充滿了渴望與依賴。當他有一次重回牛津回憶自己大學生活時，他說：“仿佛每一個人過得都比我好——特別是在與女孩交往方面，他們抓 住每一個機會追求新的女孩。這些真讓我嫉妒……”22。或許由於自身的內向、拙於應對生活，拉金向 往、欣賞的總是那些獨立堅強的女性，在與他交往的眾多女性中，莫妮卡就是這樣一名女性。莫妮卡在大學任職，一生未婚，既有獨立的經濟保障，又有獨立的個 性，不會用婚姻家庭的責任束縛拉金，因此，拉金與她維持了幾十年的同居關系。拉金的獨身，於拉金本人並無真正的損失，這一事實說明了一名男性在兩性關系中 的收放自如，摒棄了婚姻的重負他反而能更自由地享受愛情，自由地寫詩，自由地做一個“在絲質的安靜中作繭自縛的書蟲。”23

面對詩歌傳統，拉金亦無身份認同上的隔閡。正如在《別處的意義》一詩中，當拉金寫到英格蘭時，他看似無意識地提到“這是我的習俗和法規”，“我的”（my） 一詞如此醒目，如此理直氣壯，強調了拉金對英格蘭習俗和法規所擁有的所有權、歸屬感和認同感。“英格蘭的”即是“我的”，“我的”即是“英格蘭的”，因 而，當拉金選擇以個人經驗主義的態度書寫英格蘭的生活時，他無需太多顧慮即可讓自己的敘述具有普遍性與深刻性。憑借口語似的輕松語調，日常生活的素材，自 我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真實感受寫作，拉金能夠與讀者、與詩歌傳統建立一種呼應，他的詩歌可以“非常輕柔地牽著讀者的手進入詩作，說，這是最初的經驗或對象， 而現在你瞧，它使我想到這、那和別的，然後漸漸達到精彩的結尾。”24因而，面對詩歌傳統，拉金需要克服的只是他個人的天性和渺小，戰勝了自己，他就讓自己站進了這個偉大的傳統之中，哪怕他的詩歌沒有宏大的理論建構，沒有深刻而玄遠的哲學。

相反，作為一名女性詩人，摩爾首先要克服的，卻是性別鴻溝。

摩爾認同艾略特為代表的現代主義詩歌，並與堅持留在美國本土的同時代詩人如威廉姆斯等一起努力建構美國本土的現代詩歌傳統。在這一過程中，她既作為美國現代 詩歌的一份子參與了美國文化與歐洲文化之間的競爭，又作為一名女性詩人真切體會到女性寫作立場的困境以及與男性寫作傳統的沖突。摩爾幾乎所有的詩歌都帶有 一種鬥爭的氣勢，最終指向某種明確的、高於生活之上的哲理，無論是編織虛構的傳說還是真人真事，她最終想抵達的是一個形而上高地，這種鬥爭是為了給摩爾自 身找到一個寫作的立場，也是為了給女性爭取一個安身立命的未來空間。
作 為女性詩人所具有的身份認同困境，以及對男性詩歌傳統的抵觸，使摩爾無法真正將自身歸屬於某種詩歌傳統，她作為女性的自我經驗也不被認同為人類的普遍經 驗，因而，在她的詩歌中，摩爾很少攜帶自我經驗。她不得不采用一種間接的形式來書寫，比如她大量使用“引語”，這種方式讓她既能利用已有的詩歌傳統和各種 資源，使自己的作品最大限度地具備一種普遍性，同時又能與既有的詩歌傳統保持疏離，在拼貼似的引語中置身事外，保持對這一傳統的審視與批評。

在《寄居在鯨魚中》一詩中，摩爾就使用了一段引語，這段引語暗示了導致愛爾蘭“寄居在鯨魚中”這一困境的某種強大勢力：“一種與我們截然相反的女性氣質促使她做這些事。被一種遺傳的盲目性與天生的無能所制約，她會變得明智，會迫不得已地放棄。被經驗所驅使，她會回來；正如水尋求自己的水平狀態”25。這段言辭以輕蔑口吻提及的“女性氣質”使愛爾蘭的形象又化身為女性形象。如同愛爾蘭一樣，女性也生活在每一種匱乏之中，被 驅逐著用稻草紡出金線，被不透明之物所吞噬，作為主流文化的一個他者而存在。女性和愛爾蘭如同寄居在鯨魚之中，生活在一個真正的別處。這段引語，既是一種 強大的政治話語，粗暴地建構了愛爾蘭的他者身份，又是一種強大的男性話語，粗暴地建構了女性的他者身份。摩爾通過引語揭示了傳統的本質：它的等級制屬性， 它導致了文化上的不公平及性別鴻溝，塑造了自己的他者，包括文化他者和性別他者。這段引語作為一種客觀呈現，在暗示摩爾的批判立場時卻又保證了摩爾的置身 事外。此外，摩爾在這首詩歌中設立的人稱為“你”，阻止了詩歌中的主體與詩人經驗自我的等同，讓她自身能站在詩歌之外，保持她作為寫作者的權威性與客觀 性。因而摩爾在詩歌中是不在場的，是隱藏的，但這種隱藏不是逃避，而是為了給自己找到一個穩固的發言立場，從而找到進入文學傳統的隱秘通道——既然女性總 是“活在每一種匱乏之中”，她用來寫作的語言、她的表現方式都處於匱乏之中，她從未真正被納入過由男性所主導的文學傳統，那麽女性的寫作就是一種不可能完 成的任務，她與文學傳統的關系必然是隔絕的。承認這種他者身份，直面這種置身傳統之外的現實，並且尋找從外圍摧毀它的辦法，這是摩爾的詩歌策略。

正如摩爾在這首詩的結尾所預言的，女性和愛爾蘭一樣，保持著內在的堅韌、明晰和平靜，面對強大的阻擾，她終究會站起來，就像遇到阻礙會自動上漲的水一樣：“而你笑了。‘水在運動中將遠離水平狀態。’你親眼見過，當障礙物阻礙進程時——它就自動上升。”26這里醞釀著一種反抗，這種反抗並非傳統女性那種歇斯底里的盲目發泄，而是克制、耐心，具有方向感的反抗。這種反抗，這種“比猛烈的正面攻擊更可怕”27的笑，如此熟悉，它讓我們想起法國女性主義學者西蘇，是的，這就是“美杜莎的微笑”，這就是摩爾的“白色墨水”——水的上漲，最終將淹沒那塑造女性、建構兩性壁壘的父權話語，帶來一種真正的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