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黎明 萬傳法·當下電影敘事學研究的困境與反思(1)

內容提要: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電影敘事學研究曾一度在全球範圍內興盛一時,但隨著這股熱潮的消退,其研究卻一直處於低迷狀態而未見有任何起色。緣何會造成如此局面?又該如何重新振興電影敘事學的研究?本文從重談模仿說說起,認為在一時難以改變方法論的前提下,重新從“動力學”角度進行探索,或許是一個新的方向。
  

敘事,古已有之,且無所不在,羅蘭·巴特在《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中描述道:世界上敘事作品之多,不計其數;種類浩繁,題材各異。對人類來說,似乎任何材料都適宜於敘事:敘事承載物可以是口頭或書面的有音節語言,是固定的或活動的畫面,是手勢,以及所有這些材料的有機混合;敘事遍布於神話、傳說、寓言、民間故事、小說、史詩、歷史、悲劇、正劇、喜劇、啞劇、繪畫、彩繪玻璃窗、電影、連環畫、社會雜聞、會話。

而且,以這些幾乎無限的形式出現的敘事遍存於一切時代、一切地方、一切社會。然而,相較而言,“敘事學”卻出現較晚,目前公認的“敘事學”一詞,是由托多羅夫在1969年提出來的。不過,敘事學作為一門學科,卻更多地歸功於另一位法國思想家拉熱爾·熱奈特,尤其是熱奈特通過發表他的《修辭卷三》,將敘事學提升為顯貴的學科。敘事學家米克·巴爾認為:敘事(敘述)學,是關於敘述、敘事文本、形象、事象、事件以及“講述故事”的文化產品的一整套理論。
 

  

一、敘事學及電影敘事學的發展與目前困境  


敘事學作為一門學科,雖是20世紀70年代之後的事,但對敘事成系統的研究,卻早從古希臘時代就開始了,這便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倡導的“模仿說”。在其後兩千餘年的時間里,“模仿說”被不斷完善、發展,中間雖有起起落落,但其影響卻一直不曾中斷,成為研究文學、繪畫等傳統敘事的主流。

這一狀況,直到現代語言學、符號學等現代理論的興起,特別是伴隨著電影這一新媒介的誕生,才使得對於敘事的研究有了新的轉向和新的發展。不過,在這方面首當其衝的,卻是產生於20世紀一二十年代的俄國形式主義。

其代表人物是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鮑姆、蒂尼亞諾夫、雅各布森以及普洛普等人。他們要求文學研究不再附屬於19世紀法國學者泰納提出的“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說,不再是附屬於美學、心理學、社會學、歷史學或作家傳記的“無主之物”,而是轉向文學本身的內在研究。

因此,他們將自己的研究目標確定為文學和文學作品內在的“文學性”,即文學藝術本身的各種現象、結構與規律。普洛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研究,可所謂是這種思想的集中體現,對後來的敘事學研究影響巨大,在對102個民間故事進行分析後,他認為民間故事或童話是任何敘述的主要原型,在民間故事或童話中,最重要和起統一作用的,不是故事中的人物,而是人物的功能。

他由此梳理出民間故事的31個功能,認為並非每一個民間故事都包含這31個功能,缺少某些部分,並不會改變其他功能出現的順序,也不會解構民間故事的功能體系,所有民間故事具有同一類型的結構。

而在電影方面,俄國形式主義者們延續了對於文學的認識,認為電影的獨特性就在於“電影性”,電影應在其攝影的本性中,尋找自身特有的規則。電影不僅是編劇導演的工作,也是觀眾的工作,需要觀眾積極參與。

因而需要建構觀眾內心話語。但最重要的是,他們為電影敘事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論,即在研究電影時,需首先確定最小的功能單位,然後一個層次一個層次地分析,直到一部影片的整體結構。


註釋:


 ①[法]羅蘭·巴特《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參見張寅徳編選《敘述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年版,第2頁。

②[加]安德烈·戈德羅、[法]弗朗索瓦·若斯特《什麼是電影敘事學》,劉雲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3頁。

③[荷]米克·巴爾《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譚君強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頁。

④姚曉濛《電影美學》,北京: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99-102頁。

⑤劉雲舟《電影敘事學研究》,北京:後浪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2-23頁。

原題《萬黎明 萬傳法:當下電影敘事學研究的困境與反思——從重談“模仿說”說起)
(珍藏自《爱思想平台》20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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