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尤美琪·超文本1的歧路花園2：  後現代千高原3上的遊牧公民

1 超文本（hypertext）這個語彙最早是由泰德．奈爾森（Ted Nelson）在 1965 年美國「計算機學會」（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舉辦的國際會議中所提出。至於超文本的各種定義，可參見 George Landow（1997: 3-6）、鄭明萱（1997:     3-33）與李順興（2001）所作的梳理與流變簡史。

在超文本的諸多定義中，我們可以簡單窺見超文本建構出一個由節點串連起的網絡與無始無終的閱讀路徑，也就是在這種文字接駁、選擇、與歧出，以及書寫範式由「印刷」向「數位」的悄然移轉過程中，喬治．藍道（George Landow ）宣稱超文本體現了諸多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的理論架構。他把超文本實驗與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及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媾連起來，他認為當軟體設計師遭逢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經典名著《書寫學》（De la grammatologie）；或當文學理論家檢視奈爾森所寫作的《文學機器》（Literary Machine）時，其實都會覺得彼此遇見的是「數位、超文本的德希達」與「解構主義或後結構主義者的奈爾森」。

超文本不僅是德希達文學理論的科技版本，更是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的「理想文本」（ideal   text）與茱莉亞．克麗絲蒂娃（Julia    Kristeva）的「互文本性」（inter -textuality）之最佳體現（ Landow, 1997）。不單只有藍道認為超文本是後結構與解構主義的現代版本，馬克．史洛卡（Mark Slouka）也認為網路空間（cyberspace）自身就是一種解構主義和電腦科技的婚配（史洛卡， 1998：41）。

論者多半認為超文本是一種對線性邏輯與階層秩序的反動，也是對所謂印刷世代與字母霸權的挑戰。當超文本作家麥可．喬伊思（Michael Joyce） 寫作《下午》（Afternoon）、史都華．摩斯洛坡（Stuart Moulthrope）創造《勝利花園》（ Victory Garden）時，樂觀者如羅伯．庫佛（Robert Coover）曾經認為超文本的降世宣告了書本的終結，而反對超文本者如斯凡．伯克特（Sven Birkert）則在其文集《古騰堡輓歌》（The Gutenberg Elegies）中宣稱超文本的實驗是一種不愉快的閱讀經驗（鄭明萱，1997：30-31）。不論超文本是否可能以劃時代的書記科技，造成古騰堡印刷革命的覆滅與終結，超文本仍舊是一種    類同網路空間的體現，解構了樹狀與軸心的權力階序。

2 「歧路花園」之意係取自波赫斯（ Jorge Luis Borges）的小說名，大陸版另譯〈交叉小徑的花園〉或〈小徑分叉的花園〉，此處不採大陸版譯名，採桂冠版伍軒宏的譯本，是因為「歧路花園」相較於「交叉小徑的花園」，更能提示出作者對於每個情節叉出的過程，都是另個時間維度開啟的原義。

3 「千高原」之意，係借自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élix Guattari） 的《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一書所揭櫫的概念。 

摘 要

殊不論網路空間被視為是後千禧的數位迦南地、無疆界的電子圖書館，亦或社群情感建構的場域，人們漂浮在互動式的知識汪洋、漫步在新地球資訊村裡的幽僻小徑，這場數位革命對空間／權力／政治所帶來的解放，以及虛擬實境對線下生活所帶來的衝擊，成為淹沒在資訊汪洋中的人們所急欲協商處理的課題。

本文將借用波赫斯的小說作為分析的起點，並挪用德希達的空間／建築理論為參照點，具體形述超文本與網路空間的性質。在這多重流動、恰恰已具顛覆性的網路千高原中，網路作為一種新世代的媒介，如果具有無窮流竄且在數位邊疆逃逸的遊牧和解放慾力；如果擬像及超真實已然內爆了真實世界；如果「超連結」的形式或許更加貼 近人類的無意識自身，那麼，在「虛擬」大幅度圍堵「真實」的現在， 我們身為數位國土的公民，居住在世紀末的數位蜂巢中，當科技／倫理無可避免的成為網路空間的新神祇和替代規範（norm），與其以科技和倫理這類功利／實用性的防堵美學來阻絕網路犯罪，不如以商業機制、小眾社群的彼此監督以及網路立法和網路教育等方式同時多管齊下，或許更能打造一個自由平等的網絡地景，而非重新複製另一個國家機器式的新興霸權。

(原载：資訊社會研究(2) 頁 1-28，2002 年 1 月 / 作者服务單位：國科會人文學研究中心 / E- mail: silencetaiwan@yahoo.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