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最好的朋友，最近來信報告他的近況：“我最近改了職業，在一個幼稚園當事務，其實是看房子。我很欣賞這個職業，可以有些空閑，多唸些書，等於留學。近來作了一篇論文，是在美國哲學評論上發表的，寄上一份，請多指正。”我在燈下很快的讀了他的這篇論文，使我想起許多往事。

在臺北住了四五年，交到的談書的朋友只這麽一位。他總是陰天下雨前後，騎了一輛除了鈴不會響，各種零件全響的自行車，到我的小屋來聊天。照例是他坐在沙發上，我躺在床上；我是亂說，他是不亂聽，但總是忘了已到深夜，我們依然在談。吃飯的時候，我們就坐下來吃，主人都吃完了半小時，這位客人依然吃不完，如姐的解釋是他吃的慢；但他自己的思考比較週密，他總是補充說，除了吃的慢以外，也是吃的多。

這樣一位朋友，把吃飯的時間都考慮得這樣週密，當然對任何問題都能分析的非常清楚，在他的眼光中，一句話有一句話的定義，把這句話的定義詳細弄清楚，可以減少許多無謂的麻煩。

因此，他選了一件幼稚園工友的職業，他的理由是這種職業就等於留學。

他這種看法，如果是我在臺北的時候聽見，一定與他打起來。可是，我已在美國的文化都城住了一年半，到世界的學術燈塔普林斯敦，巡禮了一週以後，我才感覺他的話是真的，是對的。

美國的大學生，上研究院是相當少的，他們所以沒有繼續唸的原因，是忙。由一邊做業餘工作，一邊送牛奶，一邊上學，這個學不會上的太好，所以畢業以後，就從事生產去了。上研究院的人，還是要做工的，不論教書與研究，都是在拼命賽跑，很少時間坐下正正經經的讀書。慢慢有心人才發現這個從生忙到死的社會，要埋沒許多智慧的天才，於是才創出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這是美國唯一不忙的地方，令智者可以休息一下的旅棧。

在美國獨立節那天，外間的人都湧向有獨立紀念廳的費城時，我卻出費城到普林斯敦去參觀。

這個機關大到甚麽樣子呢？問津於道旁的車夫，溪邊的釣者，以及來往的過客，都瞠目不知普林斯敦高等研究所的所在。我最後只有守在信筒旁，等待郵差取信時再問，問清了地址，到達了這所樓前時，才感覺奇怪。這竟是一個小到令人無法想像的小樓，在中國的鄉村，有時都可以見到。樓前是一片廣場，樓後也是一片廣場，孤零零的一幢小紅樓，確是像個小燈塔，立在綠色的草海中。

我走入第一層，見兩位數學家正在破沙發上下棋，墻上掛著一幅中國人物畫，桌上有一堆報紙雜誌，面積不會大於三十個榻榻米。上二樓，已是圖書室了。過道里全是書。轉三樓，也是書。上四樓是一個餐廳，放著一二十張小桌子，茶幾上還有一個日本制的泥娃娃。

這種規模小的地方，在中國可以找到不知多少，然而在美國，如能到這個地方來，須要成就像愛因斯坦、歐本海默以及我們中國的楊振寧等那樣高才可以。這個地方的唯一好處，是聽自己支配時間，聽自己覓取題目。供給旅客休息，給予旅客自由。而在此邦，想到這樣一個地方來，竟如是之難。

我的朋友，到幼稚園去當看房的工友，不是正如到普林斯敦一樣嗎？我不敢說他的成就已像他的同學楊振寧那樣高，但卻可以說，他已選擇好同樣的環境與悠閑了。

留學的定義如果是為求學，我的朋友的看法與作風是無可非議的。時代變異以後，對一切事務的真正價值要重估。現在交通那樣快速，使雜誌論文，十日可以作半球的往還；現在書籍那樣便利，使一個窮學生或窮機關，都可以訂幾份或借幾份學術雜誌。而我國的教育制度又與美國制度那樣近似，可以很容易地追蹤它的學術水準，那麽，為甚麽要學唐玄奘的行為，跋山涉水作郵吏呢？留學如果為求學，應該找一智者的旅店，而不是到美國來。

我覆信給我的朋友說：“我祝賀你有一個這樣好的職業，看房子的工友，畢竟比端盤子的侍者閑些。我明天滿腦子要充塞古老肉與咖哩雞的菜名！”

──民國四十五年八月二十日於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