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重慶釣魚城 (中)

【三】

可歌可泣的釣魚城事跡,在最當紀念的時候,到底沒有多少人紀念,在最當成為歷史焦點的時候,到底沒有成為歷史焦點。什麽緣故呢?

我首先想到的,是釣魚城抗敵的終局。釣魚城的抗敵再“堅苦”,再“卓絕”,南宋最終還是滅亡了,則釣魚城終究不是一個吉利的抗戰符號吧。(可是,按此邏輯,文天祥、林則徐又何嘗是吉利的抗戰符號呢?)

還有,釣魚城最終是不戰而降的。釣魚城堅持到南宋都城陷落兩年多之後,在趙宋王朝滅亡已成定局的情形下,俯首屈膝而能救濟一城數以萬計的軍民性命,在現代戰爭觀而論,不失為有榮譽的投降。(在日本電影《傀儡之城》裏,小小的忍城以未足兩千之眾,不屈服於豐臣秀吉的兩萬大軍,直到主公北條氏的本城小田原陷落之後,才接受北條氏之命而降,幾乎成了凱旋式的投降。而論時間論規模,釣魚城的抵抗較之忍城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但從民族主義的慣常話語來說,投降畢竟是投降,這個結局是不完滿、有汙點的。

釣魚城之降,由主將王立拍板,而居間疏通的關鍵人物,則是熊耳夫人——她原是蒙古方面成都總帥李德輝的親妹,在戰亂中為宋兵俘虜,又成了王立的義妹。於是郭沫若在《釣魚城訪古》裏就說:“王立者貳臣降將,他的所謂‘義妹熊耳夫人’也分明是一個女間諜,這是毫無問題的。然而偏偏有勝清乾隆年間的吏目為之歌功頌德,使王立、熊耳,與王堅、張玨同受禋祀,可見清朝的順民教育是怎樣的徹底了。”他詠釣魚臺的詩末兩句“貳臣妖婦同祠宇,遺恨分明未可平”,也是指此而言。還有,《釣魚城歷史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所收的一篇文章也提及:“抗日戰爭時期,有人把王立降元和國民黨汪偽降日,相提並論,將王立視為叛徒,攆出‘忠義祠’。”主將如此,怎麽歌頌釣魚城才好呢?更何況,是正逢對日作戰,需要將“投降派”批倒批臭的時候呢?

除此之外,我想,恐怕還有另一個較隱蔽的因素。

在抗日戰爭前後,“民族”是個敏感詞。大敵當前,“中華民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很自然地,需要在意識形態上鼓吹內部團結,黨派問題固然要盡量彌合,民族問題也要盡量遮掩;在此背景下,歷史學家實有一種嚴重的學術焦慮,不免有違背“價值中立”的傾向,自覺不自覺地為時世服務、為政治服務。具體在漢族與邊疆民族(少數民族)的關系問題上,他們更容易從學術角度盡量淡化甚至抹殺其沖突方面,而突出其團結方面。比如,傅斯年早就提出“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後來顧頡剛接受傅斯年之見,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口號,影響尤為巨大。(我在網上略為檢索,就找到周文玖、張錦鵬《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學術論辯的考察》、黃天華《抗戰前後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論爭》兩篇長文,對此問題皆有詳實總結,有興趣者不難覆按。)

而再落實到蒙古問題,情形就更復雜、更敏感了。向來國家間的交鋒,主動者多會利用敵方內部的族群矛盾做文章,即挑動分離勢力生事,以影響其團結,打擊其力量,“阿拉伯的勞倫斯”就是聞名的顯例。日本侵華時,也頗用此策,比如煽動蒙古王公獨立,以削弱國民政府的統治。(德穆楚克棟魯普親王即與日人合作,後來更出任了所謂“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的首領)。於是,“成吉思汗”作為蒙古族群的象征,就成了當時中、日雙方都極力爭奪的歷史符號。當日軍逼近綏遠地區,國民政府乃將成吉思汗陵移至甘肅,並進行正式致祭,更將成吉思汗稱為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而共產黨方面對此也完全支持。(我手頭有大陸伊克昭盟成吉思汗研究所編印的《成吉思汗陵研究文集》、臺灣蒙藏委員會編著的《成吉思汗紀念專刊》,都可見此類論調。)

有了這重關系,釣魚城的寂寞,就更容易理解了。

釣魚城本是最適宜的抗戰地標,可是,在古之外敵已成為今之同胞的時候,在需要將成吉思汗奉為“民族英雄”的時候,在我們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時候,大書特書一個頑強抵抗蒙古人的歷史遺跡,卻又成了最不合時宜的了。這就是釣魚城的尷尬。但這也是歷史的尷尬吧。

 

【四】

 

說到這,還想回到蒙哥之死的事。

前頭說到,蒙哥死於釣魚城外,或許“醒目”的讀者已會感到疑惑:啊,蒙哥不是給獨臂楊過弄死的嗎,不是死在襄陽城外嗎?

在《神雕俠侶》第三十九回,蒙哥禦駕親征襄陽,包括江湖俠客在內的宋軍難敵十余萬蒙古強兵,楊過遂擒賊擒王,直取蒙哥;蒙哥見勢頭不妙,乘著萬中選一的“飛雲騅”絕塵而去,楊過眼見追趕不及,就以飛石擊中“飛雲騅”,隨後避過蒙哥射來的箭,“飛步搶上,左手中早已拾了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呼的一聲擲出,正中蒙哥後心。楊過這一擲何等剛猛,蒙哥筋折骨斷,倒撞下馬,登時斃命。”

關於此情節,金庸在回末的註裏作了解釋,三聯書店的本子說:“依歷史記載,憲宗系因攻四川重慶不克而死,是否為了中飛石,史書亦記載各異。但蒙古軍宋軍激戰最久、戰況最烈者系在襄陽,蒙古軍前後進攻數十年而不能下。為增加小說興味起見,安排為憲宗攻襄陽不克,中飛石而死,城圍因而得解。”廣州出版社的新修版仍大同小異,只是增添了一點說明:“合州,為三江會合處,又稱合川,今重慶市。”這裏,可以說有些低級錯誤。釣魚城所在的合川,向為重慶西北方的門戶,今屬重慶市,但離市區也有五十多公裏,是不能等同於重慶的。更嚴重的問題是,從上下文來看,金庸似乎完全不知道釣魚城,否則,怎麽可能不稍微提一下這個著名的抗元歷史坐標呢?

這是相當難以理解的。以金庸對中國史的了解,似應知道釣魚城的,惟千秋之史事無窮,一人之聞見有限,偶有盲點也不足奇;可是,《神雕俠侶》的發表已超過半個世紀了,居然就沒有人跟金庸說過,蒙哥攻打的是釣魚城而非重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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