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註裏引錄了《元史·憲宗本紀》的原文，但刪節得七零八落，讓人不明所以。其實原文大體如此：“丁卯，大淵請攻合州，俘男女八萬余。……丁醜，督諸軍戰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鎮西門。三月，攻東新門、奇勝門、鎮西門小堡。……乙未，攻護國門。……癸亥，帝崩於釣魚山……”元軍攻下合州之後，進而圍攻釣魚城，“一字城”、“鎮西門”、“東新門”、“奇勝門”都是釣魚城的防禦地點，而蒙哥明明是“崩於釣魚山”，也即釣魚城下的前線——但這關鍵的一句，金庸的引文卻成了：“癸亥，帝崩。”“釣魚山”竟沒了蹤影。這可說是割裂了辭句，也扭曲了文義。

金庸不知道釣魚城，是很可惜的。我臆想，假若金庸知道釣魚城，恐怕他就不必生造蒙哥死在襄陽的情節，而會將《神雕俠侶》大結局的地點放回到合川釣魚城吧？這樣的話，故事既吻合史實，也更有營造情節的空間。要知道，以釣魚城那樣絕異的地形和場景，該是多麽好的一個舞臺，可以讓郭靖、楊過大顯身手啊！

金庸錯過了釣魚城。釣魚城也錯過了金庸。

郭沫若的《釣魚城訪古》一開頭就說：“自己是四川人，很慚愧，連釣魚城這個輝煌的古跡，以前卻不曾知道。”那麽，金庸不知道釣魚城，就更不算什麽了。不妨說，郭沫若不知道釣魚城，代表了釣魚城古時候的冷清和尷尬；金庸不知道釣魚城，則代表了釣魚城近世以來的冷清和尷尬。

【五】

順帶說個題外的事情。

想來是為了烘托江湖俠士的義勇，在金庸筆下，宋軍的那個襄陽主將是“懦怯懼敵”的；這作為小說家言雖無不可，但自史學立場，卻應當為他一辯。這位主將，在三聯版裏叫呂文德，在廣州版裏叫呂文煥，兩位都是歷史上實有的人物，文德為兄，文煥為弟，皆非“懦怯懼敵”者。

呂文德有貪鄙之名，有妒賢之跡，但以他為重心的軍事集團，幾乎是南宋晚期僅有的中流砥柱。蒙哥圍攻釣魚城時，恰好是他率軍自重慶進擊，雖不利而退，但仍牽制了元軍，鼓舞了釣魚城守軍；同年他又轉戰襄陽，有力地抵抗了忽必烈部。

至於呂文煥，自1267年以後為真正的襄陽主將，在孤立無援下堅守了六年之久，最後在回回炮破城在即之際，才被迫降元。南宋的孤臣遺老們，雖不能諒解其降敵，但也同情其苦戰，據《昭忠錄》載，謝枋得就說：“文煥守襄六年，古無有也，勢窮援絕，遂失臣節。議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

如此，襄陽的結局，也正是釣魚城的結局，呂文煥的角色，也正是王立的角色。正是因此，金庸才將呂文煥塑造成無勇無能之輩吧。

過去香港有位歷史小說家董千裏，今已聲名零落。最近看了他一本七十年代臺灣版的《讀史隨筆》，其中《襄陽守將呂文煥》一篇說道：在強弱懸殊的戰況下，襄陽城能長期死守不失，已堪稱奇跡，而呂文煥實為了不得的人物，金庸將他刻畫為“貪生怕死的不堪小人”，甚不公允。這麽說來，在《神雕俠侶》的早期版本裏，襄陽主將本就是呂文煥呢，新修版只是恢復舊觀而已。

【六】

去了南川之後，親友飯局不斷。有一天在飯席上，我說起想去釣魚城看看的時候，有位當老師的親友就說：釣魚城去得人多，不好玩，我們這裏有個馬腦城，更值得去！

上網一查，果然有重慶的報道說，南川東南有座馬嘴山，過去是川黔間的必經之道，山上有座龍巖城，又名馬腦城，與釣魚城同屬於南宋時的山城防禦體系，為重慶南方一大屏障。蒙哥猛攻釣魚城時，曾分兵攻打龍巖城，以期對重慶形成夾擊之勢，但圍攻兩月，不克而退。

馬嘴山是南川首席名勝金佛山的支嶺，我們驅車在城外周遊時，曾專門繞至山腳，但據說未及開發，徒步登攀甚危險，只得作罷。

一般來說，關於地方歷史名勝的學問，難得有高明者，即使重要者如釣魚城，編輯於八十年代的《釣魚城歷史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也少有精彩。但我回來後，搜索到一篇唐冶澤的《重慶南川龍巖城摩崖碑抗蒙史事考》，居然頗見水準。此文不僅考述了城上殘存的南宋碑文，更比勘史料，勾稽出元軍進擊龍巖城的將領和路線，結論也很平實，只是說：“平心而論，此戰只是蒙軍小股偏師（僅一千余人）路過一地方小城發生的一次小規模戰鬥，雖然蒙軍未占到什麽便宜，但也未對蒙軍行動或戰場形勢造成明顯的影響，其重要性不應過高估計。”此意當是可取的。

龍巖城還有另一件值得誇耀的事，發生在北洋軍閥時代。當袁世凱悍然復辟帝制，雲南率先宣布獨立，並組織護國軍主動出擊。蔡鍔領軍入川，所向皆下，唯獨忠於袁世凱的一個連卻死守龍巖城，護國軍圍攻四月也無可奈何。後來守軍撤退時，連長趙冕特意刻了一個《川軍駐守碑記》。——當然，按現代以來的政治標準，不論國、共哪一邊的政治標準，這一“駐守”絕不算什麽光榮事跡，甚至是“阻擋歷史的車輪”之舉。這卻是龍巖城的尷尬了。

可是，作為軍人，當古往今來的大變局，政治上的是與非，歷史上的進步與反動，又怎麽可能都弄得明白呢？能夠忠於所事，逆時而動，不拋棄，不放棄，那也未嘗不值得敬重。

這樣，就不妨說，釣魚城之降，龍巖城之不降，都有值得我們同情的地方。釣魚城的尷尬也好，龍巖城的尷尬也好，終究是歷史的尷尬，都透露出歷史的復雜性和豐富性。而歷史的意味，往往也正是體現在這些尷尬的細節之中吧。

本文作者：胡文輝，廣州人，肄業於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學者、專欄作家，著有《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等，供職於廣州某報社。（原載：http://dajia.qq.com/blog/4709750314716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