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8年初到現在，有關“一帶一路”負面評價的文章突然多了起來，是“一帶一路”出了問題，還是評價者的心態和角度問題？

2018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五周年，2019年將舉辦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這一特殊時間節點紮堆出現的負面評價，一方面要引起重視和警惕，另一方面要客觀總結五年實踐，注重細節、完善政策。

最新的一篇文章是英國《金融時報》2018年7月13日發表的《“一帶一路”項目為何大量遇阻？》。該文作者指出，中國在馬來西亞和哥倫比亞的項目相隔了半個地球，但它們遇阻都與對華關系，以及北京方面不透明的發展融資方式所引發的爭議有關。

與2013年有關“一帶一路”的負面評價不同，當時的主要觀點如“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過剩產能輸出”、“新版的朝貢體系”、“國際關系史上最大的爛尾工程”、“與美國爭奪霸權的地緣戰略”，而今天有關“一帶一路”的負面評價主要集中在“地緣擴張論”、“經濟掠奪論”、“環境破壞論”、“規則破壞論”、“債權帝國主義論”等。

其中，地緣擴張、經濟掠奪、環境破壞等觀點是“舊貨”，新的挑戰是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與規則、債權等所謂西方國家最擅長的話語權結合在了一起。從某種程度上說，在西方國家看來，中國進入到他們最敏感的紅線區域了。其他的負面評價還包括“就業惡化論”、“分裂歐洲論”等等。

《金融時報》的文章指出，在馬來西亞，由於腐敗問題，約230億美元與中國相關的基礎設施項目被叫停。在哥倫比亞，由中國提供融資的大型水電站大壩出現了潰堤危險，下遊居民被迫疏散。

這些描述很吸引眼球，但仔細想想就會發現邏輯不通：第一，不是所有的中國海外項目都是“一帶一路”項目，不是所有在海外的中國企業都是“一帶一路”企業；第二，任何商業項目都有風險，不能因為水患疏散等情況就說項目本身有了問題。

同時，西方媒體開始把中資的海外項目稱之為“不平等條約”，並且將一些項目的失敗歸咎於“中國中心主義意識”。甚至，提出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被捕，被控貪汙，直接想到了“一帶一路”的失敗，這就是典型的泛化和汙名化。

對此，中國既要保持戰略定力，不能亂了陣腳，也要對新情況做客觀分析，確保科學發展，相關建議如下：

首先，要對“一帶一路”企業和項目進行甄別。早在2015年筆者就寫過一篇文章——《這是“一帶一路”的最大痛點》，提出要“警惕劣質企業，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業都代表‘一帶一路’企業”。現在很多企業借著“一帶一路”的名義蜂擁而出，一旦出現質量問題或者項目失控，“一帶一路”的品牌就砸掉了，再恢復就難了。

對“一帶一路”的企業和項目，要進行甄別。好的項目上紅榜，向國際社會展示這就是優秀的“一帶一路”企業，對企業家來說是一種激勵和引導。不好的企業要上黑榜，告訴國際社會跟這種企業要謹慎合作，甚至在資金支持上要對它有所限制。這樣，通過紅榜、黑榜機制，使一些好的項目成為精品，不好的企業受到制約和約束。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進程不是粗放的，而是以精品式打造、塑造的方式去贏得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尊重。

歐美日其實也在做“一帶一路”，即全球範圍的互聯互通。不同的是，“一帶一路”早期項目的主體主要是國有企業，而歐美是跨國公司。故此，很多國家會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是服務於國家戰略，是有政府補貼的不公平競爭。因此，通過紅黑榜方式，孵化一批有國際視野和全球競爭力的跨國公司，通過“一帶一路”使中國企業離世界一流企業越來越近，而不是與之相反。

具體來說，紅黑榜的機制如何建立呢？從國家層面建立這種機制較難，會讓沿線國家認為這是政治行為。應該以專業協會的方式解決，如企業協會、工會或專家委員會，從而進行優質項目的甄別和資質審核，讓相關項目回歸經濟本質，形成良性的監督機制和嚴格的自律機制，避免“一帶一路”過度政治化。“一帶一路”不是大水漫灌，而應是涓涓細流、由點及面，通過“點穴式發力”實現化學反應。

其次，需要補足輕資產的“軟聯通”項目。中國企業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港口、高鐵、核電、大壩這樣的“重資產”項目：如瓜達爾港、吉布提港、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歐班列、中白工業園等，這些項目投資較大、周期較長、風險較大。

因此，要打造一批有品牌價值的輕資產項目，如教育、培訓、醫療、農業等，讓這些要素走到絲路百姓的生活中去，發揮“潤滑劑”和“黏合劑”的作用。


筆者於2017年11月24日——12月4日赴歐洲三國（荷蘭、捷克、奧地利）考察，對歐洲的“一帶一路”進展進行了相關調研。筆者問歐洲朋友，在他們眼裏什麽是“一帶一路”，對方回答：“投資數十億、數百億美元的項目是‘一帶一路’，而且主要表現形態是工程基建以及能源資源項目等。”

可見，他們的認知有偏差。但另一方面，就我們自身而言，過去五年“一帶一路”的“軟聯通”項目挖掘不夠，使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有了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