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思：在社交媒體的推動和放大下，情緒化、極端化的語言成為主流，向皈依者布道，是為了煽動、而不是啟迪。

存在極大的憤怒——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初期曾說過。“相信我，存在極大的憤怒。”特朗普正是借助這種憤怒問鼎白宮。在今年另一場重大政治劇變——英國退歐公投中，憤怒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修辭方面，2016年是風向轉變的一年：語氣不再樂觀、而轉為攻擊；不再說理、而是直接下結論。

這些變化不只體現在政治上（政治重心離開本質上為技術官僚和中間派的建制派），還體現在政治語言上。英國廣播公司(BBC)前總裁、現擔任《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首席執行官的馬克•湯普森(Mark Thompson)在其於今年夏天出版的《無須多言：政治語言出了什麼問題？》(Enough Said: What’s Gone Wrong With The Language of Politics?)一書中，引用了特朗普關於憤怒的原話。他認為，在社交媒體的推動和放大下，如今的主流方向是情緒化、極端化的語言，向皈依者布道，是為了煽動、而不是啟迪。

他說的沒錯。希拉里陣營和英國留歐派都難以找到像“拿回控制權”(Take Back Control)或“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那樣感召人心或強有力的口號——對比一下這兩個軟綿綿的口號：“在一起更好”(Better Together)和“留歐更強”(Stronger In)。兩個獲勝方的口號在情緒上都更有緊迫感：號召采取行動、而不是縹緲地表達一種模糊的現狀。

今年，現狀不是行動的目標。退歐派的代表鮑裏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指出了留歐派在措辭上的致命弱點：“你知道‘留歐’(Bremain)運動最令人郁悶的一點是什麼。就是沒有一絲理想主義……你知道嗎，沒人會說，我很喜歡聯邦歐洲這個想法。”

理想主義：承載著強烈情感的詞語，對采取行動的呼籲，對改變的呼籲，聽上去很美好的抽象概念。這些是2016年的主流。對於經濟預測、關稅壁壘、移民數據或者憲法的詳細確鑿論據擺了很多，但這些論據除了對本已相信的人，對其他任何人都沒有產生絲毫影響。

我們看到，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三要素——人品訴求(ethos)、情感訴求(pathos)和理性訴求(logos)——之間的平衡已經出現急劇變化。理性訴求——依據證據和確定（或一貫）前提的論證——目前正處於熊市。

正如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在退歐運動時所說，“這個國家的人們已經受夠了專家了”。平心而論，他實際說的要稍微更委婉和具體一點——他最近向BBC稱，他說的是經濟學家和民調專家這個“子集”——但人們之所以記住了他被摘出來的這句話，是因為這句話說出了真相。

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對人品訴求這一要素的利用——依賴於局外人的可靠性和有關公平或驕傲的常識看法。我們還看到了對情感訴求的最有效利用——訴諸受眾的感受，尤其是他們的憤怒或沮喪。意外的是，這並非勝利方所獨有的技巧：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民主黨總統提名角逐中異軍突起，利用的正是那種感召人心、急切和局外人式的語言。若不是很多美國人認為桑德斯幾乎就是個共產黨人的話，這種語言方式可能會讓他走得更遠。

在卡梅倫(Cameron)和奧巴馬時代，領導人力圖把自己定位成調解人和中間派。正如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那場經典的紅州/藍州演講那樣，他們影響受眾的基本策略是試圖打造一個共同的“我們”。還記得“紅色保守黨”(Red Tories)和“綠色保守黨”(Green Tories)，還有奧巴馬總統說的沒有一個自由的美國和一個保守的美國、只有美利堅合眾國嗎？

今年，我們在大西洋兩岸都看到了對這種定位的強烈否定。影響受眾的新方法是界定“我們”和“他們”。“我們”是生而自由的英國人或者美國“被遺忘的人們”。根據各自情況，“他們”則是未經選舉產生的歐洲精英、高高在上的自由主義者、穆斯林、職業政客、墨西哥人、猶太人、腐敗的銀行家、民調專家、未經選舉產生的司法部門成員、beta cuck（辱罵語，原意指伴侶有不忠行為的男人）、怨言多多的支持留歐者(Remoaner)和自由主義智障(libtard)。

至於語言本身，平實的風格再度流行。關於特朗普的“詞匯雜拌”的語言風格，人們已經說了很多了：他的破格句（有語病的句子）、文字誤用、支支吾吾的單音節詞及空洞的強調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並未有損他的得票率。當年小布什(George W Bush)明顯的口齒笨拙也沒有影響他的選情。

你可以說，美國公眾正處在上世紀60年代《每日郵報》(Daily Mail)的所有者埃斯蒙德•哈姆斯沃思(Esmond Harmsworth)的位置上：他曾說，試過了矮胖的主編、不大成功之後，他現在會試一個又高又瘦的主編。美國人試過了能言會道的領導人；如今他們要試試笨嘴拙舌的了。

特朗普的演講術或許不復雜，但很有效。他以幾乎不含語法的結構，重復感情充沛的簡單詞匯。這可能奏效：畢竟，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奧巴馬上臺後他流暢的措辭並沒有多大幫助。刺劍或許令人膽寒，但大錘也可以取人性命。聽特朗普的演講，觀眾可能聽不出多少邏輯性，但他們回家時耳邊會縈繞著“偉大的”“巨大的”“極好的”和“勝利”之類的詞語。

當特朗普在競選集會上發言時，他利用具有沖擊力的首尾詞語反復（symploce，每句話都有相同的開頭詞和結尾詞，中間有一個不同的感召性抽象名詞）：“我們將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我們將讓美國再次驕傲起來。我們將讓美國再次安全起來。我們將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We will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proud again. 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可以說，奧巴馬的能言善辯為特朗普鋪平了道路，後者的笨嘴拙舌在很多人聽來更像是直言不諱。自從我們有了演講術以來，我們一直不信任巧舌如簧者。修辭學一直包含（並諷刺地“吸納”了）它的陰暗面：對修辭的不信任。今年，反修辭式措辭占據上風。

但當我們目送他離場時，我們應該向奧巴馬——事實上是奧巴馬夫婦——致敬。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在敗選時才成功喚起一些模糊的情緒：“這很痛苦，”她在敗選演說中聲音顫抖著說，“這感覺還會持續很長時間”。在演說方面，民主黨陣營的最佳表現來自即將離任的奧巴馬及其妻子。只需看看他在大選投票開始前不久在新罕布什爾的那場充滿激情的演講，他講述了自己曾經的的競選口號“燃起來，準備出發！”是怎麼來的。或者想一想米歇爾•奧巴馬(Michelle Obama)在回應特朗普吹噓性騷擾史一事曝光後的動情演講：

“對我們身體的可恥評論。對我們的抱負和才智的不尊重。認為你可以對女性為所欲為的態度。這是殘忍的，可怕的。事實是，這很傷人。真的很傷人。”

這些關於痛苦和決心的表達讓人感覺很真實。但就獲取更廣泛選民的共鳴而言，此類演說太少、也太遲。正如奧巴馬和希拉里都曾說過的那樣：“他們沒有下限，我們不能沒有節操”(When they go low, you go high)。這是一條高尚的原則，但是修辭是一門實用技術。你要怎麼有用怎麼來；而高標準在今年沒起到作用。

本文作者著有《你在跟我說話嗎？從亞里士多德到奧巴馬的修辭技巧》(You Talkin’ To Me? Rhetoric From Aristotle to Obama)（譯者/馬柯斯 2016年12月23日 07:14 作家 薩姆•利思 為英國《金融時報》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