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助於形成更開放的思想觀念。“一帶一路”民心相通本身就是一場思想的交流、文化的碰撞，人們的思想會“因為平等交流而變得豐富多彩”[5]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社會制度多樣、宗教多元，經濟發展模式、發展理念、與世界接軌程度差別巨大。在中國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在沿線國家可能不被接受。經濟合作面臨的不少問題其實是發展理念的問題，一旦思想通了，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在道路聯通方面，“要想富，先修路”是中國人從實踐中得出的結論，也是設施聯通的重要內容。當我們將自己的經驗介紹給他人時有時會遭到冷遇。如“中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鐵路已談了十余年，但吉方仍猶豫不決，原因之一就是吉方認為本國沒有多少貨物可供運輸，卻看不到鐵路對沿線城市、對整個地區經濟的帶動作用。吉爾吉斯斯坦的思想認識不到位，就難以下決心“先修路”。在貿易暢通方面，投資者常碰到簽證難問題，而簽證難背後是思想觀念保守。如，塔吉克斯坦“阿維斯托”通訊社在采訪中國駐塔大使范先榮時提出，“有人擔心來塔的中國人可能會太多，您怎麽看”[6] ？而實際上，每年赴塔中國人只有6-7千人而已。在旅遊合作方面，中亞地區有眾多的絲路古跡，如布哈拉、撒馬爾罕、希瓦等，但中國與中亞國家間的旅遊合作很少，取得旅遊簽證的難度很大。這與歐美、東南亞國家不斷放寬對華遊客簽證，甚至免簽證爭搶中國客源形成鮮明對比。簽證背後折射的是發展理念的不同、開放程度的差異。“一帶一路”民心相通將推動各國的思想解放和自我重新定位，加速融入全球化進程，也有助於“一帶一路”建設。 

3、有助於貿易、投資合理化。在經濟全球化的現代社會中，物質財富很大一部分是通過貿易、投資等跨國經濟活動創造的。影響經濟活動的有軟件和硬件兩大要素。通常情況下，人們多重視看得見、摸得著的硬件，而軟件中常強調法律、稅收等營商環境，文化、習俗、宗教等要素常被忽視。但大量案例表明，哪怕是給企業、產品起個名字，都需要考慮當地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消費習慣、社會禁忌等，否則就可能遭到慘敗。中國鐵建在沙特承建的輕軌項目中出現巨虧，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文化差異。沙特人生活富足，生活節奏慢，有獨特的穆斯林文化，如要求部分路段非穆斯林不得參與施工，導致施工方穆斯林工程師和管理人員捉襟見肘。按“理”出牌不僅僅是根據經濟規律、法律規范，還要根據不同地區的文化傳統，考慮當地特點。民心相通不僅是增進友誼，還可以修正企業的經營行為，避免盲目投資。 

4、有助於傳遞一個真實的中國，消除不實言論。“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公共產品，其成功與否取決於各國對中國的信任度。民心相通有助於各國了解中國，減少誤讀。外部對中國有兩個主要論調：一是“中國經濟崩潰論”；二是“中國威脅論”。前者不斷唱衰中國經濟，動搖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最近的就是金融大鱷索羅斯公開聲稱中國經濟會不可避免地出現“硬著陸”。如果不能予以堅決回擊，傳遞中國經濟真實狀況，“一帶一路”資金融通、雙邊貿易本幣結算以及人民幣國際化都會受到嚴重沖擊。沒有人會將一個即將崩潰的貨幣列為儲備貨幣。後者則是不斷“制造”中國威脅，挑撥地區爭端，使鄰國對中國產生疑懼，從而對“一帶一路”產生質疑。民心溝通有助於消除對中國的各種誤讀，傳遞一個真實的中國。對中國有深入了解的人才會對中國經濟有信心、對人民幣有信心、對“一帶一路”有信心。2015年中國與哈薩克斯坦產能合作進展迅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中哈近年的頻繁交往，高層精英有包括曾留學中國的總理馬西莫夫等知華派。

二、“一帶一路”民心相通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屬發展中國家，都曾受益於古絲綢之路，有濃濃的絲路情結，對“絲路精神”也比較認同。但同時，歐亞地區國家關系復雜，“熱點”問題多，歷史積怨多。另外，中國及沿線國家的國際話語權都不強，各類人才儲備不足，民心溝通的載體欠缺。

（一）推進民心相通的有利因素

1、中國初步形成了有諾必踐的良好信譽。“無信不立”，誠信是民心相通的基石。經過多年的努力，至少在國家層面，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確立了有諾必踐的良好信譽。多數沿線國家對倡導者中國有信心：一，中國是全球經濟的發動機，一直是地區合作的主要推動力量。二，在多年的經濟合作實踐中，中國的承諾從未落空，能夠使倡議變成現實。三，中國貸款從不附加政治條件。在雙邊合作上中國一直是這樣做的。“亞投行”在籌備之時就表示，在項目評估、環境影響、當地文化保護、經濟可持續發展等方面將遵循高標準，但一定不會附加任何政治條件。 

 2、沿線國家都有很強烈的絲路情結。絲綢之路是中國與沿線各國共同的財富，各國都曾從中獲益，現在也有復興絲路的想法。“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發展。這是古絲綢之路留給我們的寶貴啟示”[7] 。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前，不少國家就提出過類似倡議。如，哈薩克斯坦提出了“哈薩克斯坦—新絲綢之路”計劃，土耳其領導人曾提出“現代絲綢之路計劃”，土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提出了“復興古絲綢之路國際倡議”等。各國都珍視古絲路這一歷史紐帶，都有濃濃的絲路情結，對“絲路精神”容易理解和接受。 

3、中國與多數國家有良好的政治和人文交流基礎。民眾的情感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關系的影響，如果國家關系長期不睦，就難有民心相通。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絕大多數國家都保持友好關系，且交往密切。雙方民心相通的基礎較好。在雙邊的交往中，民心相通一直是中國與沿線國家合作的重要內容。如中俄間先後舉辦了國家年、語言年、旅遊年、青年友好交流年，2016-2017年還將舉辦“中俄媒體交流年”。另外，中國與各國有眾多的合作平臺，如中阿博覽會、中國-東盟博覽會、中俄博覽會等，還有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和圖書展等專題合作平臺。“一帶一路”民心相通，特別是中國與各國的民心相通基礎好、障礙少、平臺多。 

4、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的吸引力。中國已經走到世界舞臺的中央，日益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GDP超過10萬億美元，對外投資超千億美元，是12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2015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25%[8] ，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的49個國家直接投資額合計148.2億美元，同比增長18.2%[9] 。未來5年，還將進口超過10萬億美元的商品，對外直接投資超5000億美元，出境遊客超過5億人次[10] 。隨著經濟影響力的不斷上升，越來越多各國民眾渴望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世界各地，特別是沿線國家出現的“漢語熱”就是例證。被關注的中國有更多機會宣揚“絲路精神”，引導國際關系向合作共贏方向發展。

（二）推進民心相通的不利因素

 1、國際話語權欠缺。話語權是另類的霸權，可引導輿論，甚至左右經濟合作項目的成敗。當前國際話語權仍掌握在西方手中，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處於弱勢地位。主要表現為：一，西方媒體實力強，分支機構多，影響力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信息多來自西方各大媒體。二，國際上的主要論調是西方國家推出的，如“文明沖突論”、“人權高於主權論”、“保護的責任”、“失敗國家論”、“邪惡軸心”等。三，西方更善於包裝。他們 長於“科學”量化，如進行世界各國自由度、全球幸福指數、世界和平指數、腐敗指數、失敗國家（脆弱國家）排名等，以此給他國定位。如，澳大利亞世界經濟與和平研究所自2007年起每年都發布了所謂“全球和平指數排行榜”，日本一直高居前十，可笑地成為亞洲“最和平”的國家。四，中國等媒體還較弱，國際化水平低，在沿線國家尚未本地化。通過話語權，西方可以時不時給中國“扣帽子”，如稱中非經濟合作為“新殖民主義”，借南海問題炒作“中國威脅論”等，再通過貌似科學的排名，強化公眾認識。由於沿線國家獲取信息來源不對稱，中國發出的聲音很難傳遞到普通民眾，民心溝通渠道不暢。 

2、歐亞地區的復雜性。“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人口約44億，是各種文明的匯聚之地，也是各種矛盾的交織之地。沿線國家集中了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各國的傳統各異、國情懸殊、制度多樣、發展水平差異大，彼此間有友好交往的歷史，也有長期累積的矛盾和恩怨。這里有“火藥桶”之稱的中東，有長期處於戰亂的阿富汗，有攪動世界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還有新的地緣政治焦點烏克蘭。不用說不同宗教之間，僅僅伊斯蘭教不同教派之爭就已持續千年。而中國所屬的東方文化圈與伊斯蘭文化、斯拉夫文化等有明顯的差別。即使同屬一個文化圈的國家關系也未必融洽，有時恰恰相反，因相距太近摩擦反而更多。要在歷史悠久且關系復雜的歐亞大陸實現民心相通難度很大。 

3、“國強必霸”等陳舊邏輯。民心相通面臨一個有待破解的命題就是“國強必霸”、“零和博弈”思想。中方提出的合作共贏國際關系理論是新事物，需要顛復“零和博弈”和“國強必霸”等歷史邏輯。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說，中國有三個“不確定性”：一是中國在近代史上是一個積弱積貧的國家，甚至30年前還只是一個貧窮的大國，而現在的中國是世界強國，它們沒有與強大中國打交道的經驗，有的只是與西方列強打交道的邏輯定式。而西方列強給他們帶來就是“國強必霸”的痛苦回憶。中國能否走出另一條道路有待觀察。二是近現代史上中國沒有帶領過周邊國家實現共同繁榮。能否通過“一帶一路”帶動周邊和沿線國家發展值得期待，但並不確定。三是，習近平提出，“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沒有侵略他人、稱霸世界的基因，中國人民不接受“國強必霸”的邏輯 ”[11]，但個別國家並不認同，甚至在教科書中認定中國歷史上曾侵略過他們，如越南、蒙古。它們對強大的中國會否威脅其主權有顧慮。 

4、語言方面的劣勢。語言是溝通的主要工具，是民心相通的重要載體。“一帶一路”沿線60多個國家有50多種通用語和200多種民族語言[12] 。語言方面的挑戰表現為：一，漢語雖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之一，但主要集中在中國，沿線國家中懂漢語的人才寥寥無幾，較之英語，甚至俄語，漢語的影響力差距甚大。沒有語言橋梁，了解中國文化就會非常吃力。二，除漢語、英語、俄語、阿拉伯語、突厥語等幾大語種外，還有為數眾多的小語種，掌握這些小語種的人才極其匱乏。甚至一些大語種，如印度的印地語是世界第二大語言，但中國掌握印地語的人也屈指可數。沒有語言工具，就很難深入了解這些國家的風俗習慣、消費習慣等生活細節，民心相通難言準確、到位。 5、中國尚缺乏影響世界的文化產品。美國影響世界有三大武器：美元霸權、軍事實力和“好萊塢”。施加文化影響、傳播主流文化、塑造國家形象需要載體，其中最重要、最具持續性的是文化產品。2013年，全球文化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為5.26%，其中，美國最高，達11.3%，中國超過6%[13] ，其規模約為中國的3.5倍。美國影片產量不到全球總量的10%，但卻占全球總放映時間的50%以上，票房的約75%。美國的價值觀隨同其強大的文化產業產品迅速復蓋全球，並造就了多個“文化巨無霸”。中國有深厚的文化底蘊，但缺少“好萊塢”式風靡全球的文化產品。文化產品不僅是商品，更是民心溝通的載體，這一點中國及沿線國家與西方的差距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