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懷念剛來臺灣時那些竹籬編成的圍墻。

那個時候，我們與所有的鄰居之間，都只隔了一道稀疏的竹籬，在院子裏的一切活動，大家都能看得到孩子的粉紅衣裙，笑聲或者哭聲也都變得非常的親切熟悉。

可是、今天的我們，因為大家都如此，都要住在厚厚的磚墻裏，都要在玻璃窗外加上了粗糙的鐵窗；所以，在城市裏的居民，也不得不把自己緊緊地鎖在一個封閉的世界裏面，“鄰居”已經跟著變成了一種冷硬的名詞，不再能給我們以任何與陽光、花香、孩子的笑聲有關聯的印象了。

不少的現代人就是這樣地把自己封鎖起來，無論是無可奈何或者心甘情願，有形或無形的樊籠永遠存在在我們周遭。在生活裏，人類還不斷地用各式各樣的條件來劃分界限，條件相差得越多，那界限便畫得越深，無形的墻也築得越厚。終於形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

藝術家敏銳的心靈首先對這種現象起了反應，在很多現代繪畫與雕刻作品中，我們都可以感覺到這種人與樊籠之間的掙扎。

沙金（Ossip Zadkine）在一九四三年作成一件題名為“女囚”的雕塑。女囚們的雙手伸出在堅硬冰冷的鐵檻之外，腳也正嘗試著邁出來；但是，這個雕像給人的最初的感覺，卻好像女囚的身體與鐵檻已經合而為一了。兩個女囚的面部表情各異，但是都充盈著一種對自由的渴望，只是，樊籠與赤裸的身體互相糾纏，暗示著這是一種自我的禁錮。

在沙金的作品裏，我們還可以看到掙扎與渴望的痕跡，而在玻維赫里（Pevereli）的 “自閉的人”裏，人與鐵檻完全溶合，在這張畫裏，給人一種靜止，退縮的感覺，樊籠已經不是從身外加入，而是從身體內部向外築成的了。

這張畫使我想起我的一個朋友，一個美麗安靜的愛爾蘭女孩，在夏日阿爾卑斯山仍有積雪的山谷裏，向我說的那一段話：

“你知道，我有時候真想把自己封閉起來，能夠離人多遠就多遠，能夠藏入多深就多深。不思不想，只求別人能夠把我忘記。”

但是，在平常的生活裏，她是一個好像很能適應這個社會的女子，功課很好，能力很強，在大學裏一面做助教，一面修數學博士的學分，除了稍嫌安靜之外，並沒有任何異常的現象。事實上也是，放眼我們周遭，很難看得出來哪些人是真正適合這個社會，而哪些人並不是。或者，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在努力使自己適應這個世界，努力扮演著社會分配給他的角色，有時候是自覺的，有時候卻是不自覺的。

在我們在周遭，有著無數的樊籠、無數的規則像森林一般豎立著，無數的界限像無數的門，人生永遠在等待與渴望之中，可是，開啟了一扇門之後，另外一扇門又呈現了出來。廖修平在他的版畫裏，曾有過一段時間，反復表現“門”這一個主題，想必是有他的深意吧。

這個世界對廿世紀的人來說，似乎充滿了門與樊籠，藝術家因些也無法不反映出這一種苦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