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容《有一首歌》席德進

最早看到席德進的畫，大概是我中學的時候,印象最深的是一張在雜志封底的，好像是油畫的相片，海景型長長的尺寸，格子地面，在畫的右前下方一對男女用舞蹈的姿態相擁在一起，男與女都有著一雙又濃又黑的眼睛。為什麽曾注意到，是因為畫家姓席，名字裏又有個德字，和我姊姊席慕德的名字竟然有兩個字相同，覺得很巧、很有意思。

看他的畫展大概是大學了，黃主任帶我們去南海路的美國新聞處，那年我好像不是大一就是大二，所以黃主任並不認識我，可是因為我剛好走過他身邊，他就叫住我，要我仔細欣賞眼前的那一張作品。

“仔細看看！多有力的線條！”

那是一張蜜黃色的少女像，黑色的輪廓線很強烈，黃主任微側著頭、瞇著眼，一直在稱贊著那張畫。

那次大概是席德進很成功的一次個展，在當時，他已是個銳不可當的青年畫家了，會場裏人很多，有人叫著說：“畫家來了。”於是很多人就擠過去，那時候還很怕羞的我不敢和人家擠，於是，始終沒看到畫家是個什麽樣子。

大四時，開畢業美展，我初中時的一位張老師來看我的作品，我陪著他整個會場走了一遭，送走了他以後，幾個同學跑過來說：

“怎麽？席德進來看你的畫展啦？”

“誰說的？”

“別班同學說剛才那個人就是席德進。”

從那個時候開始，很久以來，我總會遭遇到這一類的問題。總有人問我：席德進是不是我的父親？是不是我的哥哥？和我有什麽關系等等，開始我還會耐心地回答，問著問著，我就有點煩了：

“他做我爸爸嫌年輕，做我哥哥嫌太老！”

問的人似乎覺得，在繪畫界裏不可以有兩個人一起姓席似的，所以非得問問清楚不可。當時只有我一個人遭遇到這種困憂，可是，等我出國回來以後，席德進也開始遭到這種困憂了，等我認識了他以後，才知道，有很多人問他，席慕蓉是不是他的妹妹？他用四川話很得意地說：

“我的朋友說，如果席慕蓉是我妹妹的話，他們才買她的畫。”

好家夥！原來如此，怪不得我的畫賣得不如他的，原來有這樣一種心態在。

可是，在當年，在席德進年輕的時候，畫也不是那麽好賣的吧？記得他那時候畫了很多鴨子，在社子那一帶的浮洲上，就是他寫生的好去處，畫完了鴨子賣給美國人。我對他那一陣子的畫覺得很親切，因為我家住北投，每次坐公路局車上學，快到動物園時就可看到一片他水彩畫中的景色：竹林裏的小磚房，房前稀疏的欄桿，欄桿前白白胖胖的鴨群，鴨群總是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裏，水紋總是那麽輕輕淺淺地勾上幾筆。

那一陣子他也畫人像，畫了很多貴婦人，我在比利時的時候，中國小姐林素幸過境，我以學生代表身分陪她和她的監護人玩了幾天，那位監護人就是請過席德進替她畫像的一位，她對他的作品贊不絕口，不過，最後加了一句：

“大家說他畫的像都比本人好看，所以才有那麽多人找他畫像。”

其實，在席德進的人像作品裏，有好多張都是很有分量的，那像畫詩人周夢蝶的那一張，畫家龐緯的那一張都很傳神，很有力。不過，也有幾張油畫人像實在很悶，好像畫家並不想畫，可是又不得不畫的那種感覺都在筆觸之間顯出來了。

什麽時候，一個畫家才能做他自己願意做的事，而不必為了生活去勉強自己呢？

他在巴黎的三年，一定也會好好地想過這個問題吧？他回國以前，經過布魯塞爾，我仍然沒有遇見他，不過看到了他為文參處傅太太畫的鉛筆人像，傅太太說：他在蒙馬特為遊客畫人像速寫，生意很好，可是心裏很氣，越想越不對勁，終於決定要回來了。

當然，在法國的中國畫家，仍然有很多人有非常傑出的表現，不是每個人都像席德進一樣，在蒙馬特生悶氣的。可是，也因為如此，那些人就不再回來了，畫的東西有些也離中國同胞越來越遠了。

而對席德進來說，他的回來是一種正確的選擇，我總覺得，他的畫真正開始顯出特性，是從他回國以後開始的。

他大概比我早幾年回國，我回來以後，常聽別人說起他的水彩，在我的印象裏，他的水彩大概不是些汽車就是些鴨子吧，所以也沒去注意看。直到有一天，去鴻霖藝廊，看到了他畫的一墻的花，我整個人都呆住了。

要用什麽樣的形容詞才能形容他畫的花呢？白色的蘭、紅色的鳳凰木，都在一種柔陰裏，深綠淺綠的葉都好像是沁在畫紙上的一種溫柔的夢境。而白色的花那樣秀美，那樣芬芳，紅色的細碎的花瓣又那樣厚重，那樣莊嚴。畫家是用一種酣暢的歡樂在歌頌生命，用大自然裏怒放的一切來表達他自己的力量。那一種收放自如渾厚飽滿的力量。

開始羨慕起他來了，同時也開始注意到他用的水彩紙是國外來的名廠出品、於是，也到美術社去買上幾張同樣的紙，回來也試著畫了幾張，卻沒有一張成功的。

本來也是，“成功”不是這樣方便的一件事，不是說有了一樣的材料，用了一樣的方法就可以出來一樣的作品的，世間任何有軌跡可循的來都已經是這樣了，更何況是“藝術”這種捉摸不定的東西呢？

那一陣子以後，聽說席德進買了一部紅色的汽車，常常一個人開著到處去寫生，畫了很多臺灣的風景。後來在一本雜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裏面好像是在說，有些人畫臺灣的風景，以為就是能表現出臺灣的鄉土特色來，可是，因為那些人並不是臺灣人，所以，他們畫的風景也不過是一些鄉愁的作品，換了一種面貌出來罷了，不能算是真正的臺灣風景。

日子已經過去很久了，我也忘記了文章中文句的正確排列了，但是，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當時看了，心裏很難過，大概因為自己也是屬於漂泊的靈魂裏的一個，總想找一個地方停下來，停下來才能開始生活，開始去愛與被愛，而在表露了那樣多的心意之後，卻又被人冷冷地硬硬地隔開。而從來沒有去過的故鄉，隔了二、三十年，就是要再回去，恐怕也又是一種陌生的開始。命運是一種什麽樣的安排呢？我們該放棄還是該掙紮呢？該再度去漂泊還是該留下來奮鬥呢？

席德進是留下來了，並且，以他的畫筆，一次次地展現出他對這個世界的熱愛。他是對的，沒有什麽比一張畫更能說明藝術家的胸襟了：生命應該是廣大無私的、應該是無分彼此的。

終於，在臺中他的畫展上和他見了面了。向他自我介紹以後，他就開始問我怎麽會姓席？同時說他的席是四川的席，有家譜可查的。

我記得我當時是笑著向他說：“很抱歉，我的席是翻譯過來的，不過我們也有我們的家譜的。”

看他一臉不太高興的樣子，我也不太高興起來。真是沒意思，早知道自己不要過來了，大年下的，討個沒趣又是何苦。

所以，以後在畫展上見到他，我也不怎麽打招呼了，了不起點個頭，寒暄幾句就是了。

等到我在美新處開畫展時，有一天，他來了，和我說了很多話，並且還一直誇贊展覽會場很理想，他說：

“我覺得這是臺北最好的展覽場地了。”

那時候是民國六十六年的年底，後來我才知道，我展覽完以後，就是他的展覽，怪不得他會說這個場地不錯，我不禁恍然大悟。

那次展覽，他畫了很多金門的老房子，並且展出很多他稱為現代國畫的作品，我並不很喜歡，我仍然想看他畫的花，不過已經不大看得到了。

可是，他開始畫出很多山來的時候，我又被他的水墨一般的畫面吸引住了，那樣的山，那樣的水，真是只有東方人筆下才能表現出來的質樸與空靈，聽說他每次都是寫生的，一個人開著車子到處找，哪裏有好景致就在哪裏停下來，多麽逍遙的日子啊！

而“逍遙”也是要用很多東西去交換的，不是那樣隨便就可以拿到的，在生命之中，要肯“舍”，才能“得”。有一個畫家住在國外，好像在一篇在國內發表的文章上寫著：他平日不肯為五鬥米折腰，只有需要時，才畫一些畫，然後把畫賣了以後，夠溫飽就可以了。有些年輕人很欽佩他的說與做法。可是，事實上，他是可以不必為五鬥米折腰的，因為他有一個任勞任怨的妻子出去為生活奔波，讓全家可以溫飽，讓他可以高興起來，才去賣賣畫。

也許因為我是一個女人，所以我很受不了一些專唱高調的男士。為藝術而犧牲也許是對的，但是不能讓全家為你而犧牲。所以我很欽佩那些用各種方式來維持家庭的生活，然後再堅定地畫自己要畫的藝術家們，他們當然會比前者生活得更辛苦。也許要為五鬥米折腰很多次，但是，事實上，他們是活得最尊嚴的一群。

要不然，像席德進這樣，一個人獨來獨往，把所有的日子，都擺進畫裏去，擺到一個無人能靠近的境界裏，也算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生活方式了吧。

他這次為了六十歲生日的展出，我去看了，那幾天我正好在開自己的畫展，可是，那天下午，我還是溜了出去，去參加他的開幕式，恐怕是受了李澤藩老師一句話的影響。白發蒼蒼的李老師和師母在看完了我的畫展之後，站起來，說要去看席德進的畫展。我當時還勸了幾句，我的意思是說：開幕式人一定很多，老師何必去湊熱鬧。想不到老師臉色一正：

“人多是別人的事，我去是向他表示我的敬意。”

我心中一凜，可不是吧？席德進應該是一個畫了一輩子的畫家，應該是要向他表示我們的敬意的了。不在這個時候去，要什麽時候才去呢？

於是，我去了阿波羅，去了龍門，去了版畫家，在每一個簽名冊上我都恭敬地寫上了我的名字，仔細地看了他的作品，在龍門時，正好碰到他要走出會場，旁邊一位畫家笑著對我說：“剛好，你趕快上去和他合拍一張，你們兩個人都姓席嘛！”

我回答他說：我還是站在旁邊的好。本來也是，我這麽多年也從沒和他說過幾句話，我應該是站在人群中的一個才對。

他被人族擁著從我身旁走過，並沒看見我，身中穿著黑色繡花的中國衣服，表情很嚴肅，人瘦了好多，可是眼神依然淩厲。我心裏忽然覺得很慌，眼眶酸痛，不過，人那麽多，我還是盡量忍住了。

在版畫家看到一位教授，我向他說出我的感覺，我說我覺得很悲哀、很害怕，可是他反問我：

“又有哪一個人不會有面對這樣的情況的一天呢？”是的，可是，又有多不甘心呢？教授指著墻上的畫說：

“所以，這些作品也是一種反抗，是藝術家對命運的一種抗議吧。”

看到墻上那樣悲壯又那樣恬淡的山與水，余光中的詩就來到我的心中了：

與永恒拔河

輸是最後總歸要輸的

連人帶繩都跌過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