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的“後記”之中，賈平凹給出了這個書名的三種解釋：或是指一個人的一生太長了，或是僅僅借用了戲曲之中的一個角色名稱，或是“老生常談”。我感興趣的是第三種解釋：老生常談。

這一部小說講述了前後相隨的四個故事，分別來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至今的幾個不同的歷史段落。無論是當年的革命、遊擊戰、土地改革、人民公社還是如今的市場經濟，這些歷史事件曾經贏得了文學與歷史學的再三書寫。從栩栩如生的人物、逼真的現場氣氛到鞭辟入裏的分析、高瞻遠矚的歷史結論，不計其數的著作簇擁在這些歷史事件周圍。《老生》還能說出哪些與眾不同的內容？

賈平凹可能欣然認領“老生”之稱，然而，“常談”是所有的作家無不竭力繞開的陷阱。事實上，賈平凹始終兢兢業業地考慮如何“談”——如何敘事：“苦惱的仍是歷史如何歸於文學，敘述又如何在文字間布滿空隙，讓它有彈性和散發氣味。”①可以察覺，《老生》的敘事學來自一個精心的謀劃。如何敘事遠遠超出了語言修辭的技術範疇，敘事意味著如何進入這一段歷史——當然，賈平凹寧可謙遜地稱之為“記憶”：“記憶我所知道的百多十年，時代風雲激蕩，社會幾經轉型，戰爭，動亂，災荒，革命，運動，改革，在為了活得溫飽，活得安生，活出人樣，我的爺爺做了什麽，我的父親做了什麽，故鄉人都做了什麽，我和我的兒孫又做了什麽，哪些是榮光體面，哪些是齷齪罪過？……能想的能講的已差不多都寫在了我以往的書裏，而不願想不願講的，到我年齡花甲了，卻怎能不想不講啊？”②賈平凹不無猶豫的口吻間接地表明，他的記憶多半與往昔的文學與歷史學存在某種距離，與通常的輿論存在某種距離。如何處理這些距離隱含的微妙分歧乃至尖銳挑戰，這是《老生》敘事學的首要問題。

《老生》的四個故事之中，眾多人物次第登場。老黑、匡三、馬生、白土、玉鐲、老皮、墓生、戲生，如此等等。賈平凹仍然保持了傳統的簡潔風格：寥寥數筆傳神的白描，一個個人物活色生香，呼之欲出。然而，由於“人物性格的塑造”時常被認定為文學的必然使命，以至於人們可能忽略了《老生》之中人物性格的特殊意味。

許多批評家主張，人物性格塑造的至高成就即是典型性格。所謂的典型性格如同一個神奇的種子，個別人物的身上可能收藏了某種社會共同體的全部信息。人們可以從一個馬車夫身上發現無數個馬車夫的共同願望，或者在一個資本家那裏看到所有資本家的性格密碼。當人們將某些社會共同體的角逐視為歷史演變的內在因素時，階級充當了歷史的主角。這時，文學提供的典型性格無疑是階級性質的表征，各種性格的戲劇性沖突寓言式地再現了歷史舞台上的階級搏鬥。於是，各種人物具體的言行舉止終於與宏大的歷史景觀相互銜接，階級的文化背景成為各種人物性格元素的解釋依據。對於文學批評說來，這是文學與歷史的相互解讀機制。

 可是，對於《老生》之中的人物，這種解讀機制似乎不那麽奏效。不同的階級背景並未造就迥然相異的性格，相反，人們驚訝地發現了對立雙方的相似特征。《老生》之中的大多數性格堅硬、果決、兇悍，幾乎沒有人的內心仍然保存溫柔、羞澀、尊嚴、憐憫、矜持等種種細膩的情愫。無論是危機四伏的鬥爭氣氛還是貧瘠的窮山惡水，惡劣的生存條件不再給柔軟的內心、綿長的情意或者浪漫情調保留任何空間。第二個故事之中白土和玉鐲的相愛似乎是一個例外，然而，這一段笨拙的鄉村愛情始終穿行於欺淩、羞辱和饑寒交迫的貧賤之中。相愛的雙方磕磕絆絆地跨越了階級的溝壑走到了一起，白土和玉鐲聽不到任何祝福。他們只能遠走陌生的異鄉，或者棲身於荒無人煙的深山。如果說，白土和玉鐲的忍讓和躲避是晚年彼此廝守的前提，那麽，《老生》之中的多數人物只能身不由己地卷入戰亂的動蕩和顛簸。那個年代的生命極為廉價。普通百姓常常毫無理由地死於非命，炮火、槍彈、砍刀乃至鋤頭可以在任何時候突如其來地落到頭上。革命者與反動勢力的激烈對抗之中，相互之間的血腥程度令人驚駭。第一個故事之中，老黑是革命遊擊隊的骨幹分子，他被反動勢力處死的場面極其殘忍。他妻子四鳳的屍體被剖開了肚子，扒出腹中的胎兒“用刀像剁豬草一樣剁成碎塊”。隨後，老黑的四肢被釘在門板上：

 ……老黑沒有喊叫，瞪著眼睛看砸釘的人，左手的長釘砸了兩下砸進去了，右手的長釘砸了四下還沒砸好，老黑說：你能幹個慫!長釘全砸釘好了，老黑的眼珠子就突出來，那夥保安又把一塊磨扇墊在老黑的屁股下，掄起鐵錘砸卵子。只砸了一下，老黑的眼珠子嘣地跳出眼眶，卻有個肉線兒連著掛在臉上，人就昏過去了。……保安用冷水把老黑潑醒，繼續砸，老黑褲襠爛了，血肉一攤，最後砸到上半身和下半身分開了才停止。

 如果可以用“階級本性”形容反動勢力的兇殘，賈平凹的記憶可能完整地納入沿襲多時的歷史解釋體系。令人尷尬的是，賈平凹的記憶出現了多余的部分。他痛苦地發現，一些革命者的所作所為居然性質相近，雙方之間仿佛存在相近的性格基因，例如老黑。老黑天生擅長射擊，“槍好像就是從身上長出來的一樣，使用自如”，天上的鷹和地上的狗都躲不開他的子彈。手執利器，易起殺心。老黑手中的槍桿子不僅用於對付保安隊，也曾經射殺無辜的村民。一個村民好奇地趴在墻頭圍觀，老黑擡了擡手一槍斃命。重要的是，他並未因為誤殺而自責，相反，他到了死者的墳上“尿了一泡，還在墳頭釘了根桃木橛”——傳言桃木橛辟邪。老黑對另一個遊擊隊員的言傳身教是：“這年月你不狠你就死”。不論是擊斃他的對手還是他的“恩人”，老黑從未出現哪些心理的不適。李得勝是老黑的革命領路人，他輔導老黑的第一堂課就伴隨著殺戮。李得勝與老黑談心的時候，一個跛子老漢好意煮糍粑犒勞他們。李得勝以為出門采花椒的老漢企圖向保安報信，伸手一槍打翻了他。老黑發現這是一個誤會之後，卻將錯就錯地補上一槍。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他們沒有覺得有多少不安，而是坦然地將錯殺視為破釜沈舟的造反儀式。

當然，正如革命領袖所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繪畫繡花，不可能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革命的暴風驟雨之中，良心、憐憫、人權或者生命神聖這些觀念無異於迂腐的書生之見。占據統治地位的反動勢力虎視眈眈的時候，任何婦人之仁只能為自己帶來毀滅性的打擊。用仇恨回敬仇恨天經地義，遊擊隊對於那些財主以及他們的家眷從不心慈手軟。然而，令人不安的是，革命贏得了政權之後，理性、公正、平等以及寬容大度並未隨之出現。第二個故事之中，馬生等幾個農會幹部不僅帶領村民分光了幾個地主富農的田地和財產，並且伴隨各種趾高氣揚的嘲弄、淩辱、強奸乃至毆打。他們沈浸在報覆的快意之中，沒有人因為那些地主富農的暴斃而感到絲毫歉疚。蠻橫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持續傳承的文化性格。這種蠻橫很快就擴展到普通的村民，例如將村裏的偷情者虐待致死。一個幹部發明的懲罰手段是逼迫被改造的人相互抽打耳光，或者將沈重的秤錘吊在男性生殖器上；另一些更有智慧含量的伎倆是欺騙村民吃下某種藥片，告知他們所有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地說出心中的秘密，以至於全村老少忐忑不安；或者在老楸樹上掛一口檢舉箱，慫恿村民在彼此猜忌之中相互檢舉。總之，人們可以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發現許多殘酷的折磨與人身攻擊，包括精神與肉體。當然，這些歷史賬目重重疊疊地掩埋在大半個世紀的滄桑世事背後，無人問津。非議革命的手段即是非議革命，這種可怕的邏輯顯然是多數人三緘其口的主要原因。然而，賈平凹的記憶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到某種觸動：“有許許多多的事一閉眼就想起，有許許多多的事總不願去想，有許許多多的事常在講，有許許多多的事總不願去講”③——欲說還休，欲休還說，這些記憶折磨著賈平凹的良知，迫使他不得不在花甲之年開始正視這個難題。

這個難題之所以浮出水面，很大程度上由於革命願景的再思索。革命的意義不僅是摧毀統治階級，奪取政權——如果革命試圖賦予世界一個嶄新的面貌，那麽，必須造就一代新型的社會成員。新型的社會成員擁有遠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內心修養，這是避免革命之後的政權和社會重返舊轍的重要條件。很大程度上，第一代革命者的聚焦是浴血奮戰，摧毀腐朽的國家機器；對於第二代革命者說來，社會成員的精神質量已經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當然，相對於武裝起義、社會制度變遷乃至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這個問題時常被視為不合時宜因而遭受遮蔽。作為一個啟蒙知識分子，魯迅曾經激烈地批判庸眾的蒙昧麻木，“立人”無疑是他持續注視的主題。然而，這種視野迅速被階級的視野覆蓋。輿論普遍認為，敵對的階級擁有截然相反的精神譜系，經濟基礎、階級地位的肯定或者否定與精神質量的評價相互重疊。反動勢力只能擁有腐朽沒落的情懷，正如無產階級必然大公無私。只有徘徊於兩個陣營之間的小資產階級才熱衷於脫離社會關系而單獨考察精神質量，並且使用各種偽善的人道主義概念，諸如良心、同情、人性，如此等等。必須承認，這種輿論嚴重地低估了精神形成的覆雜源頭。迄今為止，精神質量的主題遠未完成；而且，相對於新型的政治制度和政權體系，低劣的精神質量正在成為一個愈來愈顯眼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