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特朗普上臺為中國引領全球治理帶來利好？

現在很多人討論，今天這個時代是不是回到了20世紀20、30年代經濟秩序的混亂狀態，哈佛大學著名經濟史學家金德爾伯格認為那個時候國際上無法應對經濟蕭條，主要是英國在國際事務中往後撤，沒有能力發揮引導作用，而美國在孤立主義狀態下，不願意花錢也沒有意願發揮領導作用，於是30年代出現的是貿易戰和匯率戰，最後導致經濟秩序崩潰，這個時期的經濟崩潰成為醞釀二戰的溫床。

對比那個時期，今天似乎有點類似，我們看不到經濟發展的動力，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貿易和匯率的沖突會不會為新一輪的極端主義和民粹主義創造溫床，恐怕值得考慮。雖然不至於發生大的戰爭，但是很可能發生國內的沖突和內亂，這個對比恐怕是有意義的。

現在美國退出全球化，中國接這個旗，中國能不能接不接得起來，這是個問題。一方面中國在有些領域能力很強，有外匯儲備，政府掌握的金融資源很大，貿易量很大，但是在某些方面很弱，比如國內的開放水平。這個時期面對美國退出全球治理體系，中國怎麼辦？不管怎麼樣，如果中國在細節上處理得好，戰術運用得當，隨著美國的退出，中國可能會贏得制度上的話語權，並獲得一定的軟實力，特朗普確實給我們提供了機會。

2、引領全球經濟治理，中國面臨哪些機遇？

目前，我們在兩個經濟領域有比較大的機會，一是基礎設施建設，二是環保領域。

第一，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比較成功的，能不能通過“一帶一路”制定中國的基礎設施標準，能不能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樹立中國的標準，現在我們出國，電源插頭到一個國家換一個，這是基礎設施不匹配。現在中國在基礎設施領域能不能為全球的領域建立統一的標準體系。美國也要搞基礎設施建設，那麼中國和美國是不是探討怎麼介入到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怎麼統一機場建設的標準，統一高速公路的標準、港口建設的標準，等等。在金融貨幣領域中國很少有優勢，高端產業的優勢也不多，但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做得不錯，確實有優勢，中國可以考慮如何在這一領域打出中國的品牌，獲得相關的話語權。我們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是專註於基礎設施領域的開發性融資，這個定位找得很好。

第二，特朗普要重新回到傳統化石能源，而對清潔能源興趣下降。中國面臨的環保壓力如此巨大，美國不搞清潔能源，中國正好搞，長遠來看清潔能源是發展趨勢，如果中國在國內形成強大的清潔能源產業，向全世界輸出，我們就可能制定清潔能源的標準。

中國是世界面臨環保壓力最大的國家，以前是基礎設施領域面臨壓力，後來中國搞得最好，現在環保壓力最大，可能有一日中國在治理霧霾、環保問題上獲得世界其他國家不具備的優勢。

3、中國如何更好地提供全球治理理念？

我們說全球治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2005年中國促進資本對外投資開始，中國在國際上提供資金，包括後來的對歐洲的援助、增加對世界銀行和IMF的注資、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很大程度是中國為全球治理提供資金，中國的資金要對外輸出。

第二階段，以2014年亞投行提出為標誌，中國要提出要為全球治理貢獻制度，目前看不出來亞投行和世界銀行在治理規則上有多大本質的區別，制度的設計以及相關的方面有多大的區別，某種程度上我們強調了亞投行是世界銀行既有的開發銀行的補充。但是未來，我們可能為全球治理供給更多新的制度形式和制度內涵。

第三階段，2016年，以杭州峰會為起點，中國特別強調全球治理當中貢獻中國的方案，也就是貢獻中國理念和中國思想。從資金到制度、再到思想。為什麼把達沃斯捧那麼高，是因為習近平主席要以達沃斯為契機，提倡中國的理念。

不論是G20還是達沃斯，或者說今年的一帶一路峰會，以及金磚的峰會，推出中國理念可能是這些多邊外交的重要內容。過去，中國在國際社會中貢獻了很多資金，但是沒有話語權，想法不能擴散到全球，無法讓別人接受我們的理念，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是中國提出的想法或者概念必須高度簡潔和精煉。北京提出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北京市政府搞的北京精神，太復雜，基本上沒有人記得住。比如美國的價值理念，自由、民主、人權，非常簡潔。中國提出的概念一定要精煉。這是第一個標準。

第二，我們在國際上提出治理理念一定要和國內治理理念吻合。中國在國際上推廣的理念一定是國內踐行的，你不能老讓別人實行，而自己不幹。而且中國不宜再強調中國特色，因為中國的中國特色會對全球化標準有抵制。我們應當倡導全球治理理念，強調具有普遍性的想法，不僅適用於中國，在其他國家可以做。中國特色的概念一定要少用，應該把中國國內的治理理念用到國際上。

第三是提出一些治理的理念，必須是務實、具有可操作性的。有些概念雖然聽起來很好，但不具備操作性，概念過於龐大。不僅如此，中國提出的理念要直面全球治理中真實存在的核心和重大問題。

4、中國應倡導怎樣的全球治理理念？

基於上述幾個標準，我認為有四個理念中國可以在全球治理舞臺上大力倡導。

第一，開放。這不是中國人提的，英國人最早提出開放，通過外交和武力方式，到建立19世紀末建立了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體系。到了現在，美國和歐洲面臨自由移民和商品流動的壓力，就從開放道路上往後撤，特別是對移民的反對態度。那麼今天的中國需要更加鮮明地提倡開放精神，這對國際社會和自身很重要。中國實際上不是特別開放的國家，在商品領域我們雖然支持全球化，但是在其他領域的開放做得還不夠，中國倡導開放，一方面中國改革需要進一步往前走，另一方面是世界需要開放的理念。

在美歐都開始退向保護主義的時刻，為什麼中國現在要旗幟鮮明地搞開放，這是由我們的國情決定，美國依靠國內的市場可以發展起來，但是中國13億人口缺資源、缺市場，中國必須動用全球的資源和市場，不能搞封閉。中國人口太多，必須利用世界資源和世界市場，同時世界也需要開放的中國所提供的巨大的人力資源和智力資源。

第二，包容。主要是針對美國這樣一個排他性的盟友體系，因為美國在經濟領域建立的巨型的FTA都是排他性的。針對排他性的體系，要倡導一種包容的，就是我們所說的夥伴關系。夥伴關系具有非排他性的特征，它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

第三，共享。當今全球化所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國與國之間、國內階層之間收入分配差距太大。差距越來越大原因是從80年代以來，美國提出基於“華盛頓共識”的自由的發展理念，任憑市場發揮作用，一定會導致市場上出現失敗者和成功者。大家是自由發展，一個殘疾人和正常人在自由發展的狀態中，一定是正常人獲得優勢地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就是人與人、階層與階層、地區與地區、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中國人提出共享發展，是讓所有的階層、國家、地區在全球化發展當中受益，而不讓一個人掉隊，這是中國式的集體主義精神，特別是儒家倫理之下的集體主義精神，強者幫扶弱者，而如何操作這就是復雜的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以前西方國家通過福利國家體系來解決自由發展的問題，但是並沒有很好解決，現在需要我們進一步探討。

第四，綠色。不能因為美國重新回到化石能源，中國就跟著美國走，我們比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面臨著更大的環保壓力和發展模式的不可持續性的壓力。如果中國強調綠色發展理念，如果我們能夠在環保領域像在基礎設施領域一樣，成為中國第二個優勢領域，中國會為全球治理貢獻出新的理念，包括綠色的發展，不能簡單把綠色發展歸結為技術問題，它可能還是個體制問題。中國環境破壞得這麼嚴重，可能和體制也有關系，而中國要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鼓勵綠色發展的體系，也是我們的貢獻。一是技術上，一是政治上。

最後，我想說的是，美國在推廣自己理念的時候，用了很多的強力，這是美國在世界上遭到反對的原因。東亞經濟危機，美國要把“華盛頓共識”推廣到東亞，用了很多壓力手段。現在中國不能像美國一樣用強力的方式要求別的國家按照自己的發展理念走，而應該用自己在國內治理中的卓越表現來樹立楷模、發揮引領作用。中國的基礎設施之所以在很多國家有吸引力，原因是中國的基礎設施做得好，如果環境問題也做得好，別的國家同樣會自動模仿。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取決於中國國內治理現狀，一個13億大國的政府如果能有效實施國內治理，它所倡導的治理理念必然會被國際社會認可和模仿。（2017年1月24日 / 來源:澎湃新聞網 2017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