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不同於中國《山海經》神話故事或《尚書》里殘存的史官輯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將歷史敘事直接訴諸人神共舞的想像。那場因情愛而起的戰爭，猶如兒戲，但雙方的浴血奮戰卻毫不含糊，驚天地泣鬼神。即便天上諸神都為人間的廝殺而反目較勁，饒有意味的是，《伊里亞特》作者荷馬卻並沒有是非立場。阿喀琉斯是英雄，死於英雄劍下的赫克托耳，也同樣是英雄。史詩的敘事維度，不僅高於交戰的雙方，而且還超然於不甘寂寞的諸神之上。一場場酷烈的廝殺，非但沒有影響史詩作者的敘事立場，反而將超然物外的敘事視角，襯托得格外醒目。荷馬史詩之於西方世界的影響，不說其它，僅以人們非常熟悉的美國近代小說及其改編電影《亂世佳人》為例，都可以看出其聚焦於人性人情而不關注誰勝誰負的超然。如此超然必然意味著寬容和理解。正是基於這樣的超然，美國的戰爭墓地，通常會向戰爭雙方的將士表達同樣的哀悼和尊重，諸如獨立戰爭中的美英將士或者南北戰爭中的南軍北軍將士。這樣的歷史敘事，之於中國史書的歷史觀念和文學作品的歷史敘事，無疑是一個意味深長的參照，尤其是考察漢語文字各種版本的歷史敘事背後的人文光譜時，更加不可或缺。

是為引子。

上篇、《史記》《漢書》以降的歷史敘事

一、獨尊孔儒版

司馬遷著史，直承孔氏《春秋》。先前的微言大義，到了《史記》變成妙筆鋪陳。要不是後來《竹書紀年》的發現，世人會誤以為中國歷史就應該像《春秋》那麽編排的；要不是西方歷史著述的翻譯引進，中國人會誤以為歷史都是像《史記》那麽撰寫的。這種歷史敘事的特征在於：大凡政治人物，都被訴諸道德評判，並且按照孔丘的禮本標準加以褒貶。因此，人們無法從《史記》中讀出政治的演變過程，諸如伯禹世襲，成湯改朝，周公建制、管桓稱霸，全是一筆糊塗賬。能夠讀到的惟有黑白分明的道德褒貶，對堯舜禹湯的濫情稱頌，對夏桀商紂的肆意鞭撻。一部歷史，庶幾成了一本明君昏君、好人壞人的兒童讀物，毫無實質性的政治嬗變內容。至於當時的經濟狀況和生活水平，也只能在那篇《貨殖列傳》里稍加辨認。

《史記》另一個敘事特征便是，先秦諸子，獨尊孔儒。因為司馬遷自認是自周公、孔子以降、五百年出一個的聖人，所以但凡涉及先秦諸學，惟孔儒是認。除了無法繞過的管仲、難以回避的老子外加從儒家學派里生發出來的所謂法家權術家之外，其他諸如稷下學派、莊周學派、楊、墨學派，名辯學派，等等學派，通通刪除。以前曾說，孔丘變成高山乃是歷史地表下沈的結果。這里再補充一句：同時也是刪除了其他諸學的一家獨大。

稍後的《漢書》，基本上承繼了《史記》的儒家敘事，並且更加誇張，竟然編造《天人三策》的謊言，偽造漢武帝與董仲舒的君臣對話，以此強調獨尊儒術是天降的命定的歷史必然。但《漢書》同時又在《藝文誌》里無意間披露了先秦諸子的許多信息，只是後世學者大都被孔儒一葉障目，不願由此參照出《史記》之於諸子百家的驚人偏見。

《史記》、《漢書》的獨尊孔儒，不僅影響到後世的歷史觀念，也給後世文學作品的歷史敘事方式提供了一個先入為主的偏見：以孔儒的思維方式和道德理念觀察和講說歷史。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三國演義》、《水滸傳》。

二、人間悲情版、《孔雀東南飛》

與史書承繼孔儒觀念相反，漢代樂府詩歌，依然殘存著《詩經》痕跡。比如著名史詩《孔雀東南飛》。相比於《詩經·國風》里展示的清純浪漫，《孔雀東南飛》無疑哀婉沈郁。仿佛男女雙方突然長大了，從而不得不面對情的凝重和愛的艱辛。當年春意盎然的吟唱，變成了傷心淒惻的悲嘆。相比於同時代的史著，這首史詩提供的乃是無論在《春秋》抑或在《史記》、《漢書》里都找不到的審美內涵。這樣的敘事方式，與後來的《西廂記》、《牡丹亭》一脈相承，同樣也是《紅樓夢》敘事的一個先導。這種歷史敘事的意義在於，在男人主宰的歷史上，畫出一道以女人為主角的人文風景。男人的世界是爭奪江山，女人的天地是情愛的歌詠或哀挽。

三、梟雄逐鹿版

一部二十四史，有一個不可或缺的敘事副本，演義，緊緊相隨。二十四史是給帝王將相讀的，諸多演義則是講給黎民百姓聽的。介於史書和演義的過渡是民間說書，而在理念上主導說書的，則是介於朝廷翰林和底層社會之間那個源遠流長的鄉紳階層，並且還多少間雜市民趣味。通常由碩儒框定的倫理觀念、道德標準，經由鄉紳們的努力，滲透到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演義，是這種努力最見成效、深入影響到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的漢語文本。先是口耳相傳，後是文字書寫。孔儒倫理道德，就在這樣的傳遞過程當中不知不覺地變成了老百姓自覺恪守的信念。其中，當數《三國演義》最為深透。

截然不同於荷馬史詩那麽超然那麽混沌蒼茫的歷史敘事方式，《三國演義》道德先行，忠奸分明，所謂漢賊不兩立雲雲。宋明理學尤其是程朱理念，經由民間說書變成了演義的精神內核。先秦的春秋無義戰，到了《三國演義》卻成了諸多梟雄仿佛不是為了逐鹿天下而是為了表演忠義。在這種道德觀念的掩護底下，才是韓非當年所說的力氣相爭。這既是滕力勇武的較量，也是心術權謀的博弈，由此制作出一連串的偶像。文有孔明，武有關羽。

《三國演義》的深入人心在於，士子讀忠，百姓讀義。忠字在確定劉備為正統的同時將曹操釘死在權奸的位置上，從而與孔丘當年夢見周公和非議管仲遙相呼應。劉備因為與皇室沾親帶故，有了周公式的正統性。與管仲相類的曹操，卻被演義扔到道德審判席上。而又因為劉備是忠字所在，是忠字象征，所以義也跟著劉備走，與曹操無關。劉備既有桃園結義，又有趙雲之義，黃忠之義，外加孔明之忠。忠得理直氣壯，義得煞有介事。仿佛政治不是爾虞我詐，而是忠義競賽。一部梟雄逐鹿，硬是被寫作了忠義表演，既愚民，又愚士。

當然了，歷史上的梟雄人物並不受忠義觀念的愚弄。他們從《三國演義》中習得權謀，知曉如何長袖善舞如何翻雲覆雨如何爭奪江山。這是《三國演義》始終風行的又一秘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玩政治，奪天下，不需要多少學問見識，只消把《三國演義》爛熟於心便可。一部《論語》治天下是騙人的，然而，憑著一部《三國演義》得天下卻是靠譜的。《三國演義》庶幾成了中國政治的教科書，其影響遠在《資治通鑒》之上。

四、草莽英雄版

在《三國演義》里的政治遊戲，僅限於諸侯豪強，草民造反被排除在外。一旦出現，各路豪強馬上聯合起來無情鎮壓。底層草民如何能夠像豪強那般進入政治遊戲？答案寫在《水滸傳》里，歷史敘事的草莽英雄版。

一百零八將水泊梁山的故事，講說了改朝換代的另一種可能性。雖然這種可能性是由朱元璋實現的，但由此衍生出來的英雄傳奇，卻成為家喻戶曉的另一個逐鹿天下版本。並且同樣以儒家的忠義為精神導引，仿佛有一個看不見的牧師，率領著一群不願做家禽的虎狼。

在《水滸傳》里，與劉備相類的忠義角色由宋江扮演，與孔明相類的智囊人物叫做吳用。孔明是儒生造型，吳用是道士打扮。至於那群英雄好漢，魚龍混雜，身世各異，心思也不盡相同，雖然都號稱是以義氣相聚的。事實上，其中真正能夠稱得上英雄者，惟林沖、魯智深。除惡懲兇，不及婦孺無辜。武松殺嫂尚且情有可原，血濺鴛鴦樓過於血腥。至於李逵的排頭砍去外加將小衙內腦袋一劈兩半，更不像英雄行徑。此處依然是個男人世界，只是更加粗鄙；婦女也更不被當人看，一不小心，就會被一刀揮作兩段。

《水滸傳》提供了一個以招安作結的造反版本，與叫化子朱元璋的改朝換代，正好遙相對照。從此，王朝更叠除了宮廷政變、諸侯發難、豪強逐鹿以及外族入侵，又多了一層江湖造反因素。就正史而言，這個因素後來構成了二十四史之後的第二十五史。

五、人欲醒世版

《聖經·舊約》里的上帝從亞當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做成了夏娃。有個號稱蘭陵笑笑生的文學頑主，從《水滸傳》里抽出一段情節，寫成了《金瓶梅》。鄉紳氣息間雜市民趣味的說書傳統，因此上升到了名符其實的文人創作。在二十四史里看不到的歷史內容，也因此獲得了空前生動的展示。《清明上河圖》里的日常人生，更是因此變得洞幽燭微。

這樣的歷史敘事，毫不掩飾欲望的蓬勃和囂張。男人世界籍此從戰場轉入床笫。宋朝人的故事，被作了明朝人的講說。正如清朝風行鴉片，明朝從皇帝到市民、上下一起吃春藥。這部小說屢屢寫到春藥，不僅深具隱喻意味，而且小說本身，就是一劑濃烈的春藥。一個男人整天在女人身體間廝混，無論在史書上還是在演義里，都是令人不齒的，但在《金瓶梅》卻樂此不疲。小說以三個女人的名字命名，雖然還不曾抵達顛覆歷史的地步，但也足以讓男人的歷史尤其是讓主宰其歷史敘事的孔儒倫理，極其難堪。這部小說距離偉大的《紅樓夢》僅一步之遙。只消將欲望上升為靈、夢、情的境界，幾千年的歷史就將得以全部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