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衡》上的一篇文章裏，梅光迪君說：“實則模仿西人與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為奴隸則一也。況彼等模仿西人，僅得糟粕，國人之模仿古人者，時多得其神髓乎。”我因此引起一種對於模仿與影響，國粹與歐化問題的感想。梅君以為模仿都是奴隸，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髓，也是可取的。我的意見則以為模仿都是奴隸，但影響卻是可以的；國粹只是趣味的遺傳，無所用其模仿，歐化是一種外緣，可以盡量的容受他的影響，當然不以模仿了事。

倘若國粹這一個字，不是單指那選學桐城的文章和綱常名教的思想，卻包括國民性的全部，那麽我所假定遺傳這一個釋名，覺得還沒有什麽不妥。我們主張尊重各人的個性，對於個性的綜合的國民性自然一樣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藝上能夠發展起來，造成有生命的國民文學。但是我們的尊重與希望無論怎樣的深厚，也只能以聽其自然長發為止，用不著多事的幫助，正如一顆小小的稻或麥的種子，裏邊原自含有長成一株稻或麥的能力，所需要的只是自然的養護，倘加以宋人的揠苗助長，便反不免要使他“則苗槁矣”了。我相信凡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以不模仿什麽人為唯一的條件，聽憑他自發的用任何種的文字，寫任何種的思想，他的結果仍是一篇“中國的”文藝作品，有他的特殊的個性與共通的國民性相並存在，雖然這上邊可以有許多外來的影響。這樣的國粹直沁進在我們的腦神經裏，用不著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會消滅的，他只有一個敵人，便是“模仿”。模仿者成了人家的奴隸，只有主人的命令，更無自己的意志，於是國粹便跟了自性死了。好古家卻以為保守國粹在於模仿古人，豈不是自相矛盾麽？他們的錯誤，由於以選學桐城的文章，綱常名教的思想為國粹，因為這些都是一時的現象，不能永久的自然的附著於人心，所以要勉強的保存，便不得不以模仿為唯一的手段，奉模仿古人而能得其神髓者為文學正宗了。其實既然是模仿了，決不會再有“得其神髓”這一回事；創作的古人自有他的神髓，但模仿者的所得卻只有皮毛，便是所謂糟粕。奴隸無論怎樣的遵守主人的話，終於是一個奴隸而非主人，主人的神髓在於自主，而奴隸的本分在於服從，叫他怎樣的去得呢？他想做主人，除了從不做奴隸入手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

我們反對模仿古人，同時也就反對模仿西人，所反對的是一切的模仿，並不是有中外古今的區別與成見。模仿杜少陵或泰戈爾，模仿蘇東坡或胡適之，都不是我們所讚成的，但是受他們的影響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這便是我對於歐化問題的態度。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並不是註射到血管裏去，就替代血液之用。向來有一種鄉願的調和說，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者有人要疑我的反對模仿歡迎影響說和他有點相似，但其問有這一個差異：他們有一種國粹優勝的偏見，只在這條件之上才容納若幹無傷大體的改革，我卻以遺傳的國民性為素地，盡他本質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響，使其融和沁透，合為一體，連續變化下去，造成一個永久而常新的國民性，正如人的遺傳之逐代增入異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譬如國語問題，在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的意見，大抵以廢棄周秦古文而用今日之古文為最大的讓步了；我的主張則就單音的漢字的本性上盡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納“歐化”，增加他表現的力量，卻也不強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照這樣看來，現在各派的國語改革運動都是在正軌上走著，或者還可以逼緊一步，只不必到“三株們的紅們的牡丹花們”的地步：曲折語的語尾變化雖然是極便利，但在漢文的能力之外了。我們一面不讚成現代人的做駢文律詩，但也並不忽視國語中字義聲音兩重的對偶的可能性，覺得駢律的發達正是運命的必然，非全由於人為，所以國語文學的趨勢雖然向著自由的發展，而這個自然的傾向也大可以利用，煉成音樂與色彩的言訊，只要不以詞害意就好了。總之我覺得國粹歐化之爭是無用的，人不能改變本性，也不能拒絕外緣，到底非大膽的是認兩面不可。倘若偏執一面，以為徹底，有如兩個學者，一說詩也有本能，一說要“取消本能多’，大家高論一番，聊以快意，其實有什麽用呢？

（1922年2月作，選自《自己的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