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是把內在語言轉為書面語言，“書面語言”是文字，是有組織的文字，是經過組織能夠使作者表達心靈的文字。文字是一種媒介，對學習寫作的人來說，它是一種工具，可以操練使用以發揮它的性能。

傳統的教學方法是把字一個一個教給孩子，因此，人們有一印象，“字”即一個一個方塊字。白話文興起以後，大量使用復音詞，給新出現的事物命名也都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組成新詞，於是人們又有一印象，“詞”是單字加單字的成品。文法學者說，詞是表示觀念的單位，它可能是一個字，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盡管如此，練習寫作的人大都把“字”和“詞”分別對待，字是單字，詞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僧推月下門改成僧敲月下門，推和敲都是動詞，可是，據說這是“煉字”，“小橋流水人家”和“小橋流水平沙”才是用詞不同。有人把寫作課程分做用字、遣詞、造句、分段、謀篇，越往後字數越多，足以看出這種意見之“深入人心”。

還有一個現象。我們現在的文學理論，受外來的影響很大，有些說法得放進外文的背景裏去了解。我們現在談文學，提到這個字那個字，其實在中文裏面，那個字不是一個字，是兩個字或三個字，（是一個復音詞）。可是大家通常不說“這個詞”，仍說“這個字”。因為這個“詞”是從外文翻譯而來，它本來是“一個”外國字，只是中文譯者用兩個三個中國字來譯它而已。“電視這個字”，“語言學這個字”，這樣的句子在報刊雜誌上層出不窮，字和詞的界限更不分明。

現在為了方便，把字詞合並討論，字和詞的界限並不嚴格，是作家眼中的字詞，而非文法教科書中的字詞。寫作，最基本的要求，是作者能識字用字。他當然不能認識所有的字，但是，他得認識他需用的字。現代作家用白話寫作，用字比文言時代的作家少些，但他認識的字應該比他寫作使用的字要多，因為他要閱讀文言典籍。他用多少字？有幾種統計資料可作答案，他或者需要六千字。從前有人自稱“識字不多，用字不錯”，這話很自謙也很自負。中國字有四萬多個，一個現代人能使用五、六千字，誠然不多，但是，這五、六千字可能組合出來的“詞”卻算不清楚。作家識字用字盡管有限，儲存詞匯可能無限，老詞、新詞，他還可以自己創一些詞。在寫作時供他役使的，並不是那有限的字，而是那幾乎無限的詞。

有人說拿破侖字典無難字，中文字典有好幾個“難”字，難查難認難寫－－難查是實，難認難寫未必。即使難查也得多查，即使難認難寫也得多認多寫。一個人，既然已經或者準備用中文寫作，他應該熱愛中國語文，否則，何必對它投入那麽多心血？對於中文，越難認越要認，越難寫越要寫，直到查出興趣來，寫出愛來，認出美來，更不肯罷手。中國話簡直成了他的嗜好，中國文字簡直成了他的情人，中國文學簡直成了他的宗教。要有這幾分癡迷、幾分熱狂、幾分固執，“衣帶漸寬終不悔”，才做得成中國的作家。

現代作家不僅要“識字不多，用字不錯”。還得“用字不多，字盡其用”。用字不多的意思是說無須像古文派作家找冷僻的字使用，字盡其用是說抓住中國文字的特性充分發揮。一種語文的優點及其可愛之處，多半要靠使用那語文的作家發掘、發揚，甚至創造。一個中國作家也必須能證明中文可愛，他的作品才為人所愛。有人嫌中國字的筆畫不規則，那麽讀纏綿淒清的“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試試看。有人嫌中國字全是方塊，那麽讀對仗工整的“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試試看。有人嫌中國字是單音字，那麽讀鏗鏘高亢的“風急天高猿嘯哀”試試看。從前的文學家已經充分證明中文可愛，並使全世界愛他們，而今輪到了現代作家。

一個字可以分成字義、字形、字音三部分。三者以字義最為重要，字形是教人看了知道是什麽意思，字音是教人聽了知道是什麽意思。字義有“本義”和“引申義”。本義是這個字本來的意思，是剛剛造出來時的用法，後來用來用去，它的意思擴大了，用途更廣了，於是產生了引申義。這好比向水中投入一枚石子，水中出現一圈圈的波紋，圓心是本義，那一層層圓周是引申義。“經”這個字的意思本是古時織布機上的直線（橫線叫緯），織布時，橫線來往穿梭，直線不動，因此引申出一個意思來，不常變動者為經，如經常。不變動的東西價值高，品質好，因此最高的最好的叫經，如《聖經》、經典－－許多字都是如此。

觀察字詞意義的引申是有趣的工作。前面提到“拿破侖字典無難字”，拿破侖生前並未編過字典，身後也沒有一部字典以他的名氏命名，在這句話裏，“字典”要用它的引申義來解釋。字典是什麽？它是一本“書”，是人們用字的總匯，對每個字的用法有可靠的說明。“拿破侖字典”就是拿破侖用過的字（第一次引申），也是拿破侖說過的話（第二次引申），一個人說話用字代表他的思想，拿破侖既然從沒有說過寫過“困難”，也就表示他從未想到困難，從來不怕困難（第三次引申）。為什麽不幹脆說“拿破侖從來不怕困難”呢？因為這樣說沒有文采，平板無趣。

有文學效果的語句，多半愛用字詞的引申義。“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個墳墓決不是埋葬死人的地方。“愛情可以化陋室為宮殿”，這個宮殿決不是真正的白金漢宮或真正的明清故宮。“友誼是調味品，也是止痛劑”，這個調味品決不是椒鹽蒜粉，這個止痛劑也決不是阿司匹林。“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這句話使許多人大惑不解，“弱者”並非個別實體，如何有名字？“女人”並非專有名詞，又如何做弱者的名字？這是只註重“名字”一詞的本義，忘了它的意義可以引申。在這裏，“名字”的意思指外表、外形、表面。弱者是女人的內容，女人是弱者的外形，也就是說天下女子皆是弱者！這是哈姆雷特的憤慨之言。他為什麽不說“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呢？名字是弱者未必就是弱者，“內容”是弱者才是真正的弱者。

寫作的人早已發現，字形字音跟文學上的表達有密切關系，先說字形。“玉蜀黍在月光下露齒而笑”，此處必須用“齒”，不能用牙，因為“齒”這個字的形狀可以使你覺得看見了一粒粒排列的玉米像骨骼刻成，於是有恐怖的效果。白天可以鳥叫，夜半只宜“烏”啼，“烏”比鳥少一短橫，那一短橫恰是它的眼睛，夜是黑的，烏也是黑的，怎能看得見它的黑眼珠？這樣，更使讀者覺得面對茫茫的、深沈的夜。描寫大的烏龜，我贊成寫“龜”，描寫小小的金錢龜，我贊成寫“龜”。大戶人家燈火輝煌，我贊成寫“燈”，若是“人兒伴著孤燈”，我贊成寫“燈”。“淚珠兒點點滴滴濕透了羅衫”，這句話看似平常卻予人印象甚深，你看句子裏有多少三點水和四點水！那都是黛玉的眼淚！

我在電視公司工作的那一年，發現電視劇的編導對劇中人物的姓名十分講究。務使字的形象和人的形象相得益彰。如果他是個瘦皮猴，怎能讓他姓關？如果她是個肥婆，怎能讓她姓蔔？有一段時間，電視劇裏的壞人都姓刁，“刁”這個字的形狀尖尖棱棱，難親難近，最後一筆更是倒行逆施，刀尖向內，我們望形生義，頗符劇情。可是刁府中人來信抗議，指出姓刁的也有很多忠信芳草，不得歧視。於是到了下一部戲，壞人姓巫，“巫”這個字的形狀像一張臉，兩頰有陰沈的紋，老謀深算，喜怒難測。戲未演完，巫府的抗議信又來了，下一部戲只好打開百家姓仔細琢磨。

再談字音。有些字音能強化字義，而不同的字音能引起不同的情緒。作家為“表達”而用字，當然第一要考慮的是字義，但在許多可用的字中，倘若有些字的字音也能陪襯烘托，錦上添花，豈不也是一項選擇的標準？每讀“沈重”二字，總覺得比讀“輕松”多費力氣，“緊張”似乎又比“輕松”要多動員幾十根肌肉。“呼”的字音像吐氣，“吸”的字音像吸氣。“江”是大水，讀來聲大，“溪”則聲小。“長”之音長，“短”之音短，而“斷”的聲音亦戛然而斷。“馬馬虎虎”究竟是哪四個字，頗有爭論，也許無論哪四個字都可以，這個成語的創設，也許就是用模糊不清的聲音來表示休認真和難分明。“吊兒郎當”是這四個字嗎？它是怎麽來的？這四個音在一起輕松而不成節奏，人們是要用這一組音節來表示沒有紀律沒有責任感的態度嗎？

多年前我曾鼓吹訴諸聽覺的文學。我們研究詩歌、戲劇、演說、諺語、民謠小調，發現前代作家對字音巧為運用，現代作家亦有所繼承發揚。“漁陽鼙鼓動地來”，其中最生動最動人的，是那個“動”字，它的聲音頗像戰鼓，令人驚心動魄。現代作家有人描寫鑼聲，說那面鑼響得坦坦蕩蕩，“坦坦蕩蕩”的音和義都恰如其鑼。“客有吹洞簫者，倚聲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音裊裊，不絕如縷。”這段描寫盡量避免聲音響亮的字，以免破壞了月夜聽簫的情調，這段描寫又用了許多“屋”韻的字，使字裏行間與簫聲共鳴。到了現代，一位詩人詠嘆廣場、夕陽、廢炮、鵓鴿，焦點在鶉鴿，用字也多選“屋”韻，讀來處處有咕咕鴿語。

有一部小說，以中國對日抗戰時期的華北農村為背景，其中有一個人物突然卷進疑案，死了。小說描寫這件事給當地社會造成的震蕩，給死者家屬帶來的壓力，在提到死者的子女時，有一句話是：“他們是遺孽，還是遺烈？”這句話在小說中有很強的效果，它的精妙之處，即在“孽”和“烈”是疊韻，兩字的韻母相同，讀音雖然相近，而意義又完全相反，特別能表現出事態的曖昧和微妙，也有“失之毫厘，差之千裏”的危機感。俗諺有“上臺一條龍，下臺一條蟲”的說法，“龍”和“蟲”疊韻，聽來差別很小，想一想差別很大，而兩字同韻，順流急下，也表現了“轉眼成空”的事態。如果換成“上臺一塊金，下臺一塊銅”，就不能有同樣的效果。

作家用字，除了考慮到字形字音，還考慮到某些字的歷史文化色彩。像“梅”這個字，在中國人眼裏決不僅僅是“薔薇科落葉喬木，花瓣五片，葉卵形而尖，邊沿有鋸齒”而已。它還是歲寒三友，春神的第一位使者，林和靖精神上的妻子，以及許多美女的姓名。它還是許多大詩人大畫家的作品，裏面藏著美麗的想像和高潔的人格。這些條件使一個中國讀者看到“梅”這個字有豐富的反應，這些反應，是一般英國人、美國人看見英文裏的梅字所沒有的。這是歷史文化賦予“梅”這個字的特殊魅力。有人說梅蘭芳誠然是大藝術家，不過他有幸姓梅，這個字幫了他的忙。這話有些道理。

談到歷史文化色彩，我們可以談一談“關”字。這個字使人想起關雲長，關雲長是何等人物，我們心中有鮮明的形象。有一位小說家創造了一個義薄雲天的江湖好漢，讓他姓關。這使他筆下的人物特別得到讀者的敬愛。人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對姓關的姓嶽的姓孔的人物有所期待。當年清朝有人寫信給大將嶽鐘麒，勸他反清，理由之一是，嶽鐘麒的祖先是立誌直搗黃龍的嶽飛。抗戰期間，日本人勸一個姓嶽的出來擔任偽職，這位嶽先生當場拒絕，並且在自己手裏寫了一個“嶽”字給那個日本軍官看。那日本人居然點頭放過他，這也是歷史文化賦予“嶽”字的魅力。文學作家是用文字去感染、影響、征服讀者的專才，他要充分發揮文字的性能，因此，他用字遣詞要連文字的這一部分潛能放射出來。

現代中國讀者對西洋的歷史文化頗有了解，因此，“雲雀”、“橄欖”、“羅馬”在他們眼中也放出異彩。“星空非常希臘”，把希臘一詞放在中文的背景裏看，這句話有些古怪，但是，放在西洋文學背景裏看呢？那些星座，那些天神都出來支持這句詩，其中意象瑰麗而詭奇。至於說詩人在中國看星，為什麽要扯上另一遙遠的空間，那麽不住在長安的也看過長安月，不住在弱水旁邊的人也飲過一瓢弱水，這仍是文化背景迎拒的問題。

好了，讓我們回顧前面說過的話，問題很簡單也很不簡單，作家用字要善用本義，（這是理所當然，我沒有多說。）要善用引申義，要善用字形來幫助表達，善用字音來幫助表達，要善用某些字的歷史文化色彩來加強表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