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戲劇家幾乎都把把"真實"視為戲劇最重要的優點甚或是標準，從亞里士多德的"摹仿"說到莎士比亞的"鏡子"說，再到易卜生、契訶夫、斯坦尼拉夫斯基的現實主義理念，甚至還包括反現實主義的阿爾托和格洛托夫斯基的"聖潔演員"說，莫不如此；不同之處只在於，有的強調外部世界的真實，有的注重內心世界的真實。中外戲劇史上的經典劇作，從《俄狄浦斯王》到《哈姆雷特》，從《玩偶之家》到《推銷員之死》，從《竇娥冤》、《十五貫》到《蝴蝶君》，最常見的一個母題就是戳穿假象、揭露真相--至於商業戲劇中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捕鼠機》之類層出不窮的懸疑劇就更不用說了。只有布萊希特尖銳地指出，舞臺上的故事其實並不真實，而且，他理想中最好的戲劇就不應該讓人以為是真的；但是，他提倡敘事體戲劇的目的還是為了讓觀眾能夠更加真實地認識人生，並進而改變人生。

讓·日奈走得更遠，他和所有的知名戲劇家都不一樣，在戲劇史上第一個公開提出了一個完全相反的觀點：去他的"真實"吧，戲劇和人生全都是假的，我就要讓大家來看"假"。薩特在為日奈的劇本寫的序中說：

是人造、冒牌、作假這些成分把日奈吸引到戲劇中來的。他之成為劇作家就是因為戲劇之假是最顯豁也是最迷人的。[1]

有趣的是，在薩特發現日奈驚世駭俗的"假戲劇"觀幾百年前，在中國被認為是最現實主義的古典小說家曹雪芹早就提出了他的"假小說"觀。《紅樓夢》的主要人物賈府一家都姓"賈"，作家還怕讀者看不出其諧音之意，第一回就引出一個陪襯人物"甄"士隱，以"甄""賈"相對來點題，並讓甄士隱讀出為全書提綱挈領的"太虛幻境"牌坊上的對聯：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時有還無。

這兩位公然標榜"假"字的作家，不但用他們的作品極其真實地反映了"假"無處不在的人類社會，而且預示了越來越多的人對生活中不可能根除的"假"所采取的一種人生策略：將計就計，以假對假--Measure for Measure。 但是，Measure for Measure這個很難翻譯劇名的莎士比亞名劇其實還是在諷刺虛偽、揭露真相；而曹雪芹和日奈這兩位作家更感興趣的是人生的遊戲--你假我也假，當然他們倆筆下的遊戲很不一樣。《紅樓夢》里的遊戲幾乎無時無處不在，精致的禮儀、格律的詩歌以及各色各樣的隱語及謊言使得大觀園就像一個永不謝幕的戲臺--難怪一位較早描述中國文化的西方人會認為："中國人是個具有強烈演戲本能的民族"（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他的書得到魯迅的大力推薦。魯迅自己筆下那個被公認為代表了中國人民族性的阿Q也是同樣的例證，論地位這個窮光蛋連《紅樓夢》里的焦大都不如，但他竟也總是活在"戲文"的夢想世界里，直到臨死前還要對著湧來刑場看他掉腦袋的觀眾唱上一句"我手執鋼鞭將你打！"為其一生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相比之下，日奈的角色所做的遊戲有著甚為明確的時間和空間的框架，更像必須遵守嚴格的開幕閉幕規則的現代戲劇--而三百多年前的《紅樓夢》里的遊戲更像是融合了藝術與天籟的音樂。同樣是生活中的遊戲，在《紅樓夢》里因為邊界模糊，人們常常心照不宣或者視而不見--中國人是直到被因"陌生化效果"而"旁觀者清"的西方人點穿以後，才知道我們原來"是個具有強烈演戲本能的民族"；而日奈戲中的遊戲從頭開始就是毫不掩飾地以假對假、以毒攻毒。這聽起來好像是一種不負責任、甚至反社會的人生態度，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人類社會和戲劇的歷史背景中來看，就能看出其特別的意義。這里我們以《女仆》為例來做一分析。

《女仆》集中探討的是主仆關系。主仆關系是古今中外文學作品中最常見的階級關系，尤其在舞臺上；因為舞臺要求人物集中，較易於展現同處於一個屋檐下的兩個階級。雖然社會上更大量存在的對立階級是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老板，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距離遙遠，不容易編到劇情里。所以，古典戲劇中我們看到很多主人身邊的仆人角色，幾乎從來看不到農夫或工匠；從18世紀啟蒙運動起仆人甚至可以升為主角、勝過主人，例如博馬舍的《費加羅的婚禮》和哥爾多尼的《一仆二主》。19世紀開始才有了工人當主角的戲，如霍普特曼關於工人反抗工廠主的群戲《織工》，但遠不如易蔔生聚焦主仆關系的《群鬼》有名，演出也少得多。曹禺受《群鬼》影響寫《雷雨》時，想放進左翼提倡的勞工形象，就把周樸園面臨的勞資沖突和主仆糾葛捏到一起，把工人魯大海和兒子周萍設計成同母異父的兄弟，但勞資關系的戲明顯不成功。在中國的歌劇和後來的舞劇《白毛女》里，佃農楊白勞和地主黃世仁的沖突只能是副線，楊賣給黃抵債做奴仆的女兒跟黃世仁的沖突才是最主要的戲。在中國戲曲中仆人幾乎全是配角（只有一個《紅娘》例外，那是演員改的），話劇電影中以前常見的主仆關系多是硬碰硬的階級斗爭，鼓動受壓迫者直截了當用暴力革命打倒、甚至殺死主人。西方名劇中很少有這樣黑白分明的主仆戲，劇中也會死人，但一般不是因為不共戴天的階級斗爭，反而是因為他們想要走到一起。斯特林堡《朱麗小姐》的結局告訴人們，主仆關系是如此難以變更，他們也許會水乳交融於一時，仆人甚至可以騎到女主人的身上，但最後還是只能在老爺面前低頭哈腰做奴才。現在多數中國人厭棄了《白毛女》那樣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但也難以接受《朱麗小姐》中逆來順受永做奴仆的形象；不同於那兩個劇所反映的兩個極端，日奈的《女仆》和後來的《陽臺》一樣，用調侃的態度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路--在革命和順從之間的遊戲態度，以及爭取和平取代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