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已經公布的統計數字，中國有幾個特大城市的人均GDP已經超過1萬美元。即使將這些城市的流動人口也統計在內，它們的人均GDP也算得上中等發達了。在國際上，大城市的經濟發展到這樣程度時，都會出現人口由城市中心遷往邊緣，由大城市遷往中小城市，由城市遷往鄉村。但在中國，卻還沒有出現這樣的潮流，是什麽原因呢？

前幾年，我曾多次與博士生討論過明清江南的一種現象——離職或退休官員、士大夫更喜歡住在小市鎮或鄉下，而不是在城里。

本來，隱居被士大夫當作一種高雅的生活方式，適應多種需要，如顯示政治上的獨立或不合作，表明自己已超凡脫俗，過安逸舒適的生活，享受優美的自然風光，以退為進待價而沽等等。但真正願意與世隔絕，自己養活自己，過最簡單生活的人實在太少，而有條件當人間活神仙的人也很有限，大多數人只是半隱不隱，時隱時現，既要有隱士的雅號，又舍不得離開人間煙火，於是就有了“小隱隱於山，中隱隱於市，大隱隱於朝”有說法。其實，很少有人不想大隱的，既當官又有隱士的雅稱，享不盡當官的榮華富貴還能賣個乖，何樂而不為？可惜多數人沒有資格隱在朝里，有當了官又被逐的，或者因種種原因光榮退休或離休，更多的是不得其門而入，根本進不了朝。既然如此，不如在市里安個家，生活便利，聲色犬馬齊全，還能混個中隱。所以，隱在何處，雖有主觀選擇，更多的還是客觀條件。聽說京中某文化人又在後面加上一句：“特隱隱於軍”。原來他供職於軍隊文化部門，方有資格以“特隱”自居。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明清江南的士大夫喜歡在鄉，在鎮，而不是在城。

士大夫大多身在江湖，心存魏闕，崇尚先天下之憂而憂，消息靈通，交通便利是基本條件。北宋的中高級官員在離職後，往往選擇住地潁州（今安徽阜陽），除了當地有西湖風景外，主要原因是離首都開封不遠。南宋的離退休官員喜歡住在杭州附近的城市，是同樣道理。天然河道與人工運河構成了江南水網，成為無往不至、門對門的交通網絡。私家船與船工對大多數士大夫家庭來說，算不上什麽奢侈品。即使負擔不起，幾乎每個村落都會有商用的或公益性的船舶。通過水上交通，士大夫們無論從事政治、經濟、社會、宗族、文化、學術、旅遊等各類活動，都可來去自如。如果擁有豪華的大船，有些活動就能在船中或旅途中進行。江南城市與市鎮密集，住得再偏僻，到附近的縣城或市鎮都不會很遠。

由於商業、服務業發達，江南的市鎮一般都相當繁華，往往不遜於縣城，甚至可與府城比肩。所以市鎮中的生活條件絕不會比縣城、府城差，物價卻比較便宜。由於交通便利，人口流動量大，市民階層活躍，信息廣，傳播快。士大夫只要常在市鎮，或布下耳目，天下大事、當地消息、逸事趣聞就在掌握之中。

明代以降，江南人口持續增長，平原水鄉的人口密度已經很高，城市的地價、房價也越來越高。像蘇州、揚州這樣的城市中，已很難找到建造私家園林的空地。除非願意耗費巨資，且有一定勢力，方能通過購買廢園舊房拆除重建，否則就得向城郊或城外發展。就是要住寬敞些的房子，或者新建住宅，市鎮或鄉村也往往是首選。

士大夫的主要財產是土地，或系祖產，或系自購。土地是公認的最合理、最可靠的財產——盜匪搶不走，火災燒不了，洪水沖不掉，並且是“耕讀傳家”的物質基礎。當然，經營或投資商業可能獲得更加豐厚的利潤，但有礙士大夫的聲譽，即使做了也不能大張旗鼓。在自己的土地上建住宅園林，既能就近或就地經營土地，還有“躬耕”之樂。

在戰亂中，區域政治中心如府城、縣城很容易成為各方爭奪或破壞的對象，難免不殃及無辜。商業發達的市鎮也因其富裕而成為盜匪的目標。比較起來，鄉村要安全得多。特別是處於水網深處的村落，常常是難民的樂土。在明清之際和太平天國期間，江南的城市、市鎮備受摧殘，甚至完全成為廢墟和屠場，而逃往鄉村者大多得以幸存。

可見，人往高處走，是千古不變的規律。在鄉與在城相比，各方面都處於優勢。對江南士大夫來說，高地不是在城，而是在鎮、在鄉，人往高處走理所當然。

那麽今天的高地在哪里呢？顯然還是在城，在城中心，而不是遠郊、小城鎮，更不是鄉村。政府的公共資源往往還是投放在市中心，那里的生活質量比其他地方更高。例如，一些高汙染的產業都已從市中心外遷，代之以大片綠地、廣場、噴泉，而郊區卻汙水橫流，廢氣充斥。城市與鄉村之間不僅有物質上的差距，還有政策壁壘。例如，即使在同一行政區，城市與鄉村之間也會實行不同政策，並且不能相互通用，而適用於城市的政策一般要比施行於鄉村的政策更加優惠。而且，城鄉之間仍然不具備雙向流通的條件，由城遷鄉易，由鄉返城難。如果這些條件不改變，人均GDP再提高一倍，大多數人還是會選擇在城。（愛思想網站 2010-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