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譯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姑娘都會繡上那麽一個荷包，不過，我是繡了。

那時我十五歲，每天都到一家軍醫院上班，醫院成了我的前線。我有按我的身高縫的白大褂，有自己的頭巾，我把它按當時時興的樣式，模仿著娜佳護士纏在頭上。說起護士娜佳，她有一對黑色的睫毛和黑色的眼睛，就像來我們醫院演出的一位女歌手在歌中唱的那樣：火車疾駛而去，鐵軌轟隆聲息，心上的朋友走了，也許，再無歸期。

那黑色的睫毛、黑色的眼睛忍著悲傷默默地送他遠去……那時，演員們常來我們醫院演出。醫院里有個不錯的舞台，甚至不大的木雕樓座的禮堂，它從前是所學校的。

我不喜歡演員們演唱這首歌。不是歌本身我不喜歡，坦率地說，是聽到這首歌，禮堂里所有的人都會想到娜佳，科利亞·阿斯塔什金也不例外。

科利亞的傷病已初愈。他是個飛行員，也是我們醫院里唯一的飛行員。他是在葉爾尼亞市附近被德國人打下的，他如今身體已基本覆原，每天都在等待著出院，回到自己的飛行部隊去。

每當演員們來演出時，他總要為娜佳占個座位，如果哪一天娜佳不上班，他就為我。

科利亞·阿斯塔什金的一只手負了傷，疼痛不能鼓掌，到鼓掌時，他總對我說：“來呀，伸出手來。”於是我們手掌對手掌地鼓掌。他有一副勇敢開朗的臉，就像一個飛行員該有的那樣。

他剛滿二十歲，卻把我當成小姑娘，而娜佳又把科利亞看做是小男孩，因為她二十三。

1941年的年終就要到了，演員伊利亞·納巴托夫表演了用流行調自編詞創作的政治諷刺歌劇。

我隨CC師。

早抵某森林，……他是用約翰·施特勞斯的《維也納森林故事》中的華爾茲曲調演唱的，歌中說的是一個德國將軍馮·施特勞斯男爵的事情。

我把所有人集結在前沿，用手指那里，莫斯科已隱約可見，我們將在那里烤火、烤白面包……跟著我，向莫斯科進攻！這正是莫斯科保衛戰擊潰德國人的日子，禮堂里人們憤怒地跺著腳，我和科利亞仍是相互擊掌，盡管他的那只手這會兒已經好了，我們仍這樣鼓掌只是出於喜歡。我看著科利亞，心里想著，他馬上就要走了，我再也聽不到他那愉快的嗓音和話語：“伸出手來。”他走了也再不會有人叫我黃毛丫頭和翹鼻子小姑娘了，盡管我實際上頭髮既不黃，鼻子也不翹。我不禁感到憂傷，或許，正是在那一夜，我決定給他縫個荷包做紀念。

在醫院里，我曾經見過數不盡的荷包，它們什麽樣的都有：花花綠綠的、鮮艷的、粗布做的、實用型的，荷包上大都有著奇妙有趣的繡織物和名字縮寫，並題上字，如“打敗可惡的法西斯”、“留做朋友紀念”、“親愛的贈”等。

我找出些綢布頭做里子，縫了個小袋，用根細繩穿過去，使袋子能夠系緊，荷包就基本做好了。

剩下的就是繡，我用鉛筆淺淺地在灰綢上寫道：“一抽煙就即想起我。”說真的，這話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曾在一個荷包上看到過，我喜歡它就記在了心里。我坐在我家旁邊可將整個院子都能看得見的台階欄桿上繡了起來。"”“你在繡什麽？”我的鄰居、同學熱尼卡過來問道。

“你沒看見嗎？荷包。”

“給誰繡呢？”“反正不是給你就是了，”我從欄桿高處看著熱尼卡，“我繡給一個人，”停了會，又補充道，“給一個飛行員。”

我喜歡逗熱尼卡，看他難受，我自己也不知這是為什麽，熱尼卡善良可信，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些品質正是一個真正的男人所具有的。

“那你給我也繡一個，行嗎？”他問。

“給你，為什麽？你又不抽煙。”

我和熱尼卡是朋友，有時他送我到醫院門口。大門里那幢白色的經常燈火通明的樓房是他所不熟悉的神秘的世界。連我進大門對他來說也變得同樣的不熟悉和神秘，完全不像他了解的那個紮小辮的小姑娘。她為什麽每天要去那里？在那里做什麽？一個小姑娘在大人們中間……這都成了他不解的謎。

我每天都上醫院里去，擡擔架，在防疫站值班，往各病房分發書籍，用勺給重傷員喂飯、念書信和代寫信。傷員中一些人叫我女兒，另一些人叫我小妹妹，一個脊椎負傷的烏茲別克人叫我“小護士”，而科利亞·阿斯塔什金則叫我黃毛丫頭和翹鼻子小姑娘……出院之日，科利亞·阿斯塔什金領取了發還給他的飛行服和帶有藍色領章、每一領章上都有三個三角形東西的軍服，還有黃色的熟皮短皮襖，佩有紅星的皮護耳帽。

四周一片雪白，雪在西伯利亞藍色的晴空下眩人眼目。醫院的院中已停好汽車，科利亞和其他幾個痊愈的傷員，將乘車去火車站。

他們是我們醫院里第一批治愈出院返回部隊的傷員。大家都明白，戰爭還將進行得很久很艱難，這些年輕小夥子有的或許還會住進其他醫院，有的人則將長眠於地下……醫院里每個能抽出身來的人都聚集到了院中的車旁，醫院指導員簡短地講了幾句話，隊長擁抱親吻了每個要走的傷員，上年紀的女管理員哭出了聲，她有兩個兒子在前線，其余傷員們從各病房窗口里望著院中的一切。

科利亞聽著指導員講話，安慰著女管理員，還不時向聚在各個窗口的傷員朋友們致意，不過，他看上去並不高興。他在等著娜佳，而娜佳卻一直沒來，我不知道是什麽事使她沒來，也許，他們倆昨天剛鬧過別扭。

“呶，黃毛丫頭，”科利亞說，“伸出手來！”我伸過右手，他握得我生疼。

“怎麽樣，翹鼻子小姑娘，我的手不錯吧，能拉駕駛桿吧？”他笑著，開著玩笑，而眼睛卻始終在尋找著娜佳，我呢，這會兒則一直在想著藏在大衣口袋里的左手，左手里握著我為科利亞縫的荷包，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繡有“一抽煙就想起我”字樣的荷包。

出院的傷員都上了車，科利亞仍四下張望，尋找著娜佳。我怎麽也下不了決心把我的荷包遞給他。

“你這樣。”他突然抓住我的肩膀，“快去宿舍跑一趟……”我沒等他說完，就沿著被人們踏實積雪的通向廂房的小路跑去。護士們的宿舍在那里。我沒敲門就跑進屋，屋里空空的，只有剛下夜班的急診室胖護士卡佳蓋著大衣睡覺。

娜佳的床上空空的，床頭櫃上有一面鏡子，鏡框里夾著一張穿運動衣的小夥子的照片，這是張戰前拍攝的娜佳喜愛的照片……科利亞已站在汽車的腳踏板上。

“怎麽樣？”他問。

我搖搖頭，接著把我繡的荷包遞了過去。

他接過去，讀罷臉上頓時現出激動的神色。

“這是她的，是嗎？”他的眼睛幸福得閃著光亮，“你幹嗎不說話？唉，你呀，你這個翹鼻子……”司機按響喇叭，科利亞進了車里仍喊著：“告訴她，我給她寫信！你聽見了嗎？可別忘了……”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著科利亞，內心里有種說不出的異樣的空寂感覺。科利亞走了，我的荷包也隨他走了。就讓科利亞去想他願想的事吧，最重要的是我的荷包將永遠相伴著他，科利亞每掏出它，讀著上面的字，抽著煙時就會想起……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