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言打住，請您再接聽：

白頭宮女話天寶，

左骨商人說晚明，

如今影界的年輕朋友，恐怕連陳燕燕是誰，都不大清楚了，其實在三四十年代中，中國酬勞最高的女演員，就是她，當時享譽之隆，一時無兩。抗戰勝利之初，她的片酬是黃金千兩（一百根大條子），全國各地的影迷們給她寫信，不必寫姓名地點，只要在信皮上畫個燕子，就可以郵到她的手中。

那天，聽她說了一些事跡之後，回到家中翻了翻資料，又和她講的完全不同，有段新聞報導她答記者問：

“我世居的老家是北平。家庭很簡單，一家就只有父親、母親和我這獨生女兒。父親很古板、守舊，是一位道學先生。童年時期，我早在北平‘聖心’的一所教會學校讀書。十歲那年，父親以為女孩子大了，不該時常往外跑出去，因此就請了一位老先生在家設塾，長年在家攻讀。這樣經過了七年，諸如《論語》、《孟子》、《古文觀止》之類都依次讀完了。在十五六歲時候，除了勤於臨摹大小字帖外，自己又很喜歡習畫，照本臨摹的工筆花卉畫得真不少，但這是無師傳授，妄自塗抹而已。

“我有一家親戚家是北城裏‘中天’電影院的主人。我從小對電影就十分愛好，因為親戚家開戲院關系，也就盡多看電影的機會。這時候不論任何中西影片，簡直無片不看。……後來，一九三一年的初春，我是十八歲了。忽然遇到一個極巧的機會；羅明佑先生在上海創辦聯華影業公司，他為了第一部片拍攝《故都春夢》，親自率領孫瑜和已故的阮玲玉女士等一行工作人員到北平攝取故都實景；同時又正好全住在我父親和姑丈合開的旅舍‘東安飯店’，由此獲得特別的機會；白天裏跟他們奔東奔西去看拍戲，早晚間在旅舍裏往來閑談。等到他們對我說：‘你也可能拍戲，是位銀幕上可造之材’後；就此打動了熱烈演戲心願，和他們開始進一步的談判。

“聯華當局對我的誠意表示同情，一說即合，五年合同的條件也都談妥了，無如父親極端反對，萬難許可。他老人家以為電影不是正當職業，女孩兒家混在裏面，更易學壞。本來，我也明知道父親的意向，以前為了讀書，還不願意叫我跑上學校裏去，要離家遠行去拍電影，當然是件勢所不能的事。可是，我對電影實在太喜歡了，無論如何決定爭此機會，非去幹這份工作不可。因此，在家啼啼哭哭，反抗得非常厲害。”

陳燕燕對父親說：“良莠不齊，那是恒情，絕非獨是電影界為然。做人只須自己打定主意，即使環境不良，也未必會與其同化。要是去了以後，我立意做了好人才回來。如果不做好人就永不回來。”

“父親聽了這話不勝傷心，母親則不加可否，但說：‘女兒到那裏，我就跟她到那裏。’隨後經人多方勸說，父親只是搖頭嘆息，偏偏‘聯華’合同，照例須經家長簽字，方為有效，在父母執意之下，是成為事實上的最大困難。直至‘聯華’外景隊事畢離平，我即不顧一切跟他們上火車，父親當下趕至車站，看著我不禁下淚，有位父親的朋友和他在一起，見此僵局，知道勢難挽回，才出以強逼方式，在月台上拉住父親的右手，就車窗間硬要他執筆劃押合同。方告完事。我滿心歡喜，母親跟我兩人到了上海，就此投身電影事業；但是父親卻是冷清清的獨居寡歡，不到半年工夫，他就為了我郁郁染疾，終於含恨長逝了。”

我把這篇報導，在電話中讀給她聽，她說：“這些人真會瞎編，故事倒說得挺動人，可跟我一點關系也沒有，我不是跟你說過嗎？我爸爸老早就死了，聽我媽說，他對我真的像個掌上明珠，他是個天主教徒，每當祈禱的時候，都把我放在他懷裏，求上帝保佑我，可惜他在我十一個月的時候，就死了，死的時候只有二十五歲，臨死的時候，兩條腿都腫了。俗語說‘男怕穿靴，女怕帶帽’我母親一直以為他不學好，花街柳巷的亂跑，所以得了一身臟病，她一直念道我爸爸好福氣：‘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後來我大了，才由醫生處，知道他得的是糖尿病。”

我說：“那報導中說趕到車站的‘父親’是誰？”

“唉，那是我幹爹。”我一聽有些前言不搭後語，也就不便再問下去了，總之，世上的幹爹都愛管閑事的。

她說：“我幹麼要叫我幹爹簽甚麼合同啊，我媽就跟在我身邊。”

我說：“那報導又說您到上海先在黑房裏工作”。

“更不對了，我跟‘聯華’簽的是演員合同。你想，他們會用一個演員錢，請一個黑房女工？再說黑房重地，怎能叫一個十四歲的孩子進進出出，事情是這樣的，我一到了上海，就拚命的想把電影演好，可我一想演好電影，必須先懂得電影，所以，我必須把電影產生的過程，一一了解清楚，於是我甚麼都想嘗試、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