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我懷我大女兒，難產，生了三天三夜，當然貧血了，那是太平洋戰爭之後的事。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人沒進租界，之後就把租界也占了，所以我們的汽車也只好收起來，因為有車階級是要有身份的，經理老板才能坐汽車，我們只好坐黃包車。那時拍戲在斜土路的聯華總廠，不知現在還有沒有？”

我說：“好像改了上海電影制片廠！”

“噢！改了？那時我們還住在法租界，由我們家到中國界的片廠，總要經過一道閘口，於是坐車的下車，挑擔子的也得把擔子放下，朝站崗的日本友邦，行鞠躬禮，雙腳立正，兩腿並緊，然後畢恭畢敬的行九十度鞠躬禮，嘴裏還得：‘我哈腰，狗吮你媽吃！’意思大概是向他請早安，看到他揮手放你過去，你還得來一句：‘拉痢拉多，狗吮你媽吃’，意思就是謝謝，起初我可不會，後來蔣君超把這兩句話，寫在紙上教我念，我才學會的。我到現在也不明白，他媽吃狗吮兒幹甚麼？就因為這個，大家過那個關口，都好像過鬼門關，沒事都在家待著，有戲的時候，等布景搭好了，就住在公司宿舍裏，一直等那堂布景拍完，才回家，免得經過那個閘口（註：張先生可能也住在廠裏）。那時，我正在拍《洞房花燭夜》，男主角是劉瓊，洞房的那堂布景剛拍完，正趕上下大雨，我坐著黃包車由廠裏出來，張先生知道我產後失調，貧血，怕我累病了，所以和羅宋保鏢在法租界閘口那兒等我（我想：沒話說，老板真是個好老板），那天，我穿了件長毛絨大衣，雨越下越大，由黃包車頂上直往下漏水。弄的頭發也濕了，衣服也濕了，到了租界閘口上了他的車，已經淋得像個落湯雞似的，他就掏出他的手絹給我，說：‘擦一擦，擦一擦吧！’我說謝謝您，謝謝您。那天回家以後，一下車就暈倒了，張先生的羅宋保鏢，馬上把我抱到車上，送到醫院裏，醫生一檢查，說是急性內膜炎，要輸血，黃紹芬連管都不管，一直在片廠裏拍戲，他也從沒來看過我，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兒，也沒法找到他，打針，吃藥之後，張先生問醫生：‘怎麼樣，甚麼毛病？’醫生說：‘貧血，營養不良，一定要多休息，最少在十天之內別工作。’就這麼著，戲就只好停下來，在家裏休養，我們那位老先生回來了，一看我躺在床上，就一腦門子的官腔：‘怎麼？怎麼又病了？’我說：‘天災人禍嘛，人吃五谷雜糧還有不生病的？’別說一句半句的安慰話，連個好臉子都沒有，您說叫不叫人寒心。”

“休息了十天之後，我繼續拍片，是桑弧編劇，朱石麟導演的，桑弧您知道嗎？”

我說：“知道，他也姓李，是朱石麟先生的學生；前不久，南方公司在敦煌酒樓歡宴《血戰台兒莊》的導演、演員們，我還見過他！”

“拍那部戲的時候，天好冷，張先生就叫他們替我在化妝間裏生了個爐子，另外，還每天叫劇務送我一瓶牛奶（如今影圈的老板們，如此有愛心的，恐怕是鳳毛麟角嘍。）您知道，那時的明星不僅我一個，別人看見了當然眼紅了，於是都跑到劇務科和苗祝三吵，苗祝三您記得嗎？”我說：“記得，也經常在銀幕上出現，雖然都是些閑角，但演得中規中矩，給人印象很深，樣子有點像姜八爺（姜修，《我這一輩子》中飾秦縣長的那一位。）”

“對，苗祝三說：‘你們是甚麼身體？人家小燕兒又是甚麼身體？何況還剛輸過血！’結果一直到戲拍完了，我從來沒去領過薪水，因為我欠公司的太多了。有一天，張先生問我：‘你用錢不用？你好幾個月沒拿薪水了？’”

“‘因為我欠公司太多，還沒跟您算帳呢！’張先生說：‘那個將來再說吧，我知道你們家裏的情況，何況那錢又不是你用的，你以後照領薪水！’您瞧瞧，自己的丈夫，還不如人家。當然了，老婆是人家的好，丈夫也一樣。”

燕姐說完，喝了口茶，半晌無言，好像在憶苦思甜。我對張先生，說熟不熟，說生不生，但他的大名可早就如雷貫耳了，因為在敵偽時期，上海所有的片廠都合並成一間華影公司，董事長是川喜多長政，總經理就是張善琨先生，所以任何出品，都冠上監制人張善琨的名字，譬如看《夜半歌聲》吧，張善琨監制，馬徐維邦導演；看《木蘭從軍》吧，張善琨監制，卜萬蒼導演，總之，只要“華影”出品，張善琨的名字，就和編導一樣大，於是他在人們的印象裏是個大的不得了的大監制，加上名字裏有個善字，看著份外和善，三個字的筆劃均勻，看著格外穩重，以前我不大相信姓名學，如今還真不能不信。

記得在台北的時候，有一位研究姓名學的專家，叫我隨便寫個名字，他馬上可以判斷此人的吉兇禍福，我馬上寫了“王元龍”三個字，他看了半天，用手指計算了一下，肯定的說：“這個人已經死了！”

當時我還真佩服得五體投地，回到家中跟張翠英一說，誰知她大不以為然：“王元龍死了，誰不知道？我還算得出他死的那年五十八歲，你說李白、杜甫他更知道！”

一言驚醒夢中人，杭鐵頭就是杭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