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他們接觸讓我變得很有激情
　　
□您說過的一句話讓我很感動，您說，“我把這本書（《回家的路》）獻給比我年輕的人們，獻給那些生活在未來時代，目前活得並不幸福，甚至感到非常苦惱的人們，獻給那些渴望回家的人。”那麽，您想對“下一代人的前途”傳達些什麽呢？
　　
■1996年的時候我特別想找那些60、70年代出生的人對話，我當時感覺到我們50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其實‘氣數已盡’，已經走不下去了，看不到什麽前途了，或者說是‘沒有未來’，在‘未來’方面我是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但是我與這些年青朋友有過的一兩次對話都不很成功。
　　
最近半年我又接觸到7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校園知識分子’，我的感覺有了很大變化。如果說60年代出生的知識分子似乎有介於兩個代群之間的那種搖擺性，那種模糊性。那麽對於70年代出生的這些介於20--30歲之間的年輕人來說，我突然意識到他們是有希望的一代。在知識上、在學理上這一代人真的給我一種刺激、一種興奮感。另外，我還聽說了一些自殺死去的大學生的故事，我是在北大校園裏聽學生們告訴我這些人的故事的。這些活著的和死去的年青人的故事都讓我很受感動，跟他們接觸讓我變得很有激情。他們都屬於‘獨生子女’這一代，他們的生活被他們的家長安排得井井有條，有點像‘理性的傻瓜’。但是這些年輕人在心裏詢問：這是‘我’的生活嗎？不是，這是別人為我安排的生活。所以這些人就很苦悶。因為他們的人生是沒有反省過的人生，更難堪的是，他們不是不要反省自己的人生，而是，他們根本沒有屬於自己的，自己選擇的生活。而這恰恰是我已經體驗過的那種生活，我在分工制度下體驗過的那種‘被安排’的生活。所以我覺得我和70年代出生的年輕人之間有一種心靈上的共鳴。這是我這次回來之後很深的一個感受。這本書就是獻給他們這一代年輕人的。
　　
　　只有中國社會才能容忍我這樣的人
　　
　　□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及充滿著內心的“靈魂的沖動”，與‘純粹的學者’身份，二者之間構成了一種張力，這種張力在您身上是如何體現的呢？
　　
　　■有位朋友曾經對我說過：做學問沒有終極關懷，這學問終歸是做不大的。後來我領悟了這個道理，它的確是很有味道的。在一個分工體系很成熟的社會裏，社會為你安排好的是一種機械式的人生。所以尼采才非要辭去教職不可。但跳出這個分工體系的同時你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你得不到社會的承認。這個時候就需要道德勇氣了，需要誠實地面對心靈的勇氣。這就是‘人文關懷’在現代社會裏的表現形態。你要是有勇氣的話你就挺身而出，去承擔你的命運，也可以說是悲劇式地反抗你的命運。這真是一個英雄主義的選擇。另一方面，這當然也是對你的能力的考驗，你從傳統學術分工制度裏走出去，很可能是要失敗的。‘投入未知’，這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沖動。我說的‘喪失合法性’，是指在兩個方面都失去了合法性，在你的專業領域之內以及你專業以外的一切領域裏，你都必須努力通過與專家的‘對話’來重新獲得你自己話語的合法性。所以這一‘出走’是很危險的，在分工社會裏這是一種奢侈的行為。這種有很大危險性的奢侈行為在什麽時候可能給你帶來幸福呢？那就是在中國這樣的轉型期社會。我在很早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序言中說過：我是用中國人的方式在作西方式的學問。只是中國社會才容忍了我這樣的人，老竄來竄去，這是很沒有合法性基礎的行為，但我又確實很幸運。
　　
　　美感敘事是我的靈魂的敘事方式□“漂流”對您來說是最合適的生活方式嗎？而“美感敘事”是最合適您的寫作方式嗎？
　　
■‘漂流’是不是最合適我，我不能肯定。一方面，正是由於我不安分守己，我才被驅逐出分工制度的，才要去漂流的；另一方面，正是我的這種漂流生活導致了我的這種思考方式。我大致概括出來人類有三種話語方式：西方人的科學敘事，中國人的歷史敘事，還有第三種敘事就是克爾凱郭爾、尼采這一路向的美感敘事，它所要追求的不是說服別人，而是通過溝通來找回自己。我覺得就我剛才所說到的我的性格和我的人生經歷而言，其實美感敘事是可以在我內心引發強烈共鳴的那種敘事方式。我的語言和我的心靈，大約在本質上就是屬於這一類敘事方式的。
　　
　　我們人性中的神性總是召喚我們去做俄底甫斯
　　
□您在“回家的路”那篇文章的開頭說，“剛寫下這個題目，眼眶便已經濕潤了┄┄”我們都向往家的舒適與溫暖，但我們內心都意識到了那個最後的結局：我們其實無家可歸。您說，“思想真的是一條自我放逐的苦行的路。”在您看來，這就是“讓心靈在所有方向上充分湧流”的學者的命運嗎？
　　
■你所說的幾句話已經精辟地總結了我的心路歷程。人類社會自從脫離農耕的時代進入工業革命以後，這幾百年來在社會形態上經歷的基本上是一條‘現代化’的分工的道路。這是主流，它意味著我們必須承認它的進步性。同時，它也造成了這樣一種格局，在這一格局裏面你再也看不到文藝覆興時代和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們，心靈在各個領域裏面獲得全面湧流，心靈在各個方向上獲得全面發展的那種達芬奇式的人物，或美國國父傑菲遜那種人物，他們是文藝覆興式的人物。為什麽從尼采到哈貝馬斯這些思想家總是反覆提到那個‘俄底甫斯’呢？因為俄底甫斯是一個符號化了的意義，他代表了人類的未來。美國的尼采研究專家考夫曼說過，俄底甫斯的放逐是原初的‘西方的命運’，而他‘殺父娶母’的現代意義則是從後來西方人的宗教情結裏面派生出來的。從原初意義上講這是一個悲劇，人的命運已經被安排好了。這就像我們命定了要走這條分工的路。但是我們人性中的神性總是召喚著我們去做一個俄底甫斯，去自我放逐，去批判我們不得不走的這條路，去喪失和取消我們自身的合法性。俄底甫斯的悲劇情節就在這裏面。我覺得這種悲劇性不是像哈貝馬斯說的那樣，獨屬於西方的。我覺得這是一切思想者共同擁有的悲劇情結，是‘知識分子’本性裏的悲劇情結。王小波不是說過知識分子是一只“特立獨行的豬”嗎？於是知識分子悲劇的情節就已經包含在這一比喻裏面了。這是一種類似堂吉坷德的騎士的孤獨感。有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早就意識到了這種孤獨，這種無可挽救的孤獨。我之所以很幸運，在於我有一個小李，她陪著我走這條自我放逐之路。作為一個心靈敏感的人，我的脆弱的神經非常容易崩潰。如果沒有她的情感上的支持，這麽長的路我肯定是走不完的，早就找個‘家’躲進去了，那樣我就不會繼續這種‘自我流放’。（愛思想網站 2010-0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