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國哲學會所總結的內容來看，當代法國哲學所開展的思想革命，仍然環繞著：（一）人與自然的關系；（二）人的思想心靈的內在邏輯；（三）人的政治、經濟、文化創造以及倫理道德行動；（四）宗教與科學的問題。這些論題，大致與西方各國哲學界在最近十年的理論探討主題相符合。

 具體地說，當代西方哲學家們主要關懷(1)人文主義的重建；(2)語言與符號及其與當代知識的關系；(3)社會正義與自由平等的關系；(4)科學技術與自然、社會的關系；(5)文化多元化的可能性；(6)哲學傳統與現代化的關系；(7)日常生活與哲學的生活化。

 在2002年的法國哲學會成立一百周年的紀念會上，許多哲學家提出了對未來哲學發展的深刻意見。他們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化和思想，不但是極其復雜，而且也將是高度變動性和靈活性。當代文化對社會整體的幹預和改造的效率，達到了令人難於想象的地步；而受到現代文化幹擾、改造和破壞的社會與世界本身，也正以不可預測的變化而反過來影響著人的生存；自然也影響著哲學的發展。未來的哲學思想，不僅將同二十世紀的哲學相異質，而且，其變化的速度和變動頻率，也是史無前例的。如果說連人本身，也可以通過生命遺傳工程來制造的話，如果說連人的精神品質和道德意識，也可以通過生命遺傳工程加以設計和改造的話，那末，哲學本身也可能遭受生命遺傳工程的全面宰制，變成為可以數碼化和程序化的東西。 

德國的哈伯馬斯在他的最新著作《人性的未來》(Die Zukunft der menschlischen Natur. 2001)中，也指出：在當代科學技術的幹預下，未來的所謂人性，將不再是真正屬於人的內在本質的東西，而是科學技術發明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所能發出的疑問，只能是克隆人的哲學思維能力及其效果問題。

首先，當代法國哲學，面對科學技術的長足進步及其在當代文化中的關鍵地位，特別重視及時地總結科學技術的成果，並在理論上概括出哲學的結論。法國精神與政治科學科學院(L’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主席兼法國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孟德波利亞(Thierry de Montbrial)，在他致法國哲學會所作的學術報告中，特別強調二十一世紀的信息學(l’informatique)的重要性。他認為，不能把當代信息學單純地當作是一種科學或技術，而是一種遠比文字本身更復雜得多、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新事物，它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意義。孟德波利亞說，信息不想語言文字那樣，只是局限於線性表達方式，同樣也不是單靠時間與空間的架構而存在和發生運作。因此，信息學的出現，意味著我們的文化生活中，產生了一種‘超文字’(hyperécriture)，它一方面具有文字本身所包含的語音和圖像的雙重關系，另一方面又借助於技術所提供的聯結方式，可以在各種文本所構成的‘超文本’(hypertexte)之間，進行穿梭和遊行表演。正因為這樣，信息的泛濫和傳播，就好象以往人類歷史上文字的出現那樣，深刻地影響了文化、思想及社會組織。嚴格地說，信息的出現及傳播，歸根結底，關系到人本身及其文化的命運，並由此深刻地改變了哲學本身的性質及表達方式。

 更重要的是，哲學還不只是實現了與科學技術的對話，而且還註意到各種社會文化實踐和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實踐，期望通過哲學討論，將近現代社會所扭曲化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重新恢復其本來面目，找到其本身活生生的生命運動形式，並在具體實踐活動和‘實踐智能’中，吸取哲學改造的動力和養料，使哲學的重建獲得強大生命力，並由此帶動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思維模式和風格的徹底改造，同時反過來影響社會生活和人的生活風格和生活實踐模式的改造。

 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已經不是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社會分工和專業分工也發生了根本變化。與此相應的，處於社會上層建築最高層的哲學，也早已被沖刷下來，成為社會文化的一個部分。哲學必須重新思考社會和文化的基本結構。

 許多法國哲學家始終關懷哲學本身的改革，並把哲學的改革事業，當成解決時代危機的重要基礎。在這方面，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 1921- )稱得上是一個卓越的典型。

 二十一世紀還剛剛開始。我們的未來仍然、難於預料和不確定。如果說，在二十世紀，我們遭遇到危機與進步、倒退與革命相混合的時期，那末，在經歷了各種動蕩不定的局面之後，我們現在應該開始冷靜地思考我們人類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基本問題。二十世紀的經歷使我們感受到人類思考模式的無能、缺欠和殘缺不全。因此，面對新的世紀，我們的首要任務，是重新思考我們自己是否有必要重新調整和重構我們的思維模式和各種概念。

 另一位對法國未來哲學發展方向給予重視的哲學家，就是前面已經提到的莊·呂克·南西(Jean-Luc Nancy)。這位年青的思想家在藝術、政治和宗教的探索中，試圖找到突破傳統哲學而進行全新思考的可能性。他首先不拘泥於已經取得成果的哲學思想及其理論，試圖根據二十一世紀人類文化創造的新特點，依據新世紀的具體文化條件，創立一種以多元文化為基礎的哲學思考模式。他最近不但試圖在多元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進行哲學思考，而且也走出法國的範圍，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國進行講學考查，長期與不同的文化對話。

 當代法國哲學家並不打算像預言家那樣預測未來。他們相信柏格森所說的話：任何預測，歸根結底，只能是限制在經歷過的實踐經驗的範圍內。所以，任何預測，只能是立足於人們類似於過去的想法。但是，根據過去幾十年的社會發展經驗和教訓，哲學家們把重點放在兩方面：（一）符號、數碼及象征化的未來趨勢方面；（二）科學技術的不可預測性本身。

 哲學家吉爾博特·霍達在他的《論信號的未來》(Gilbert Hottois, L’avenir du signe)的論文中，重點指出了現代信號不同於傳統信號的特征。他提醒大家不要繼續以對‘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對立關系模式對待現代信號的運作。與吉爾博特·霍達一樣，越來越多的西方哲學家註意到信號、象征的新型特征。米歇·巴蒂在他的論現代科學技術的論文中，一方面強調科學的無可預測性，但又指出這種無可預測性的積極意義。

 當代西方哲學還特別重視文學、藝術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對於哲學本身的沖擊，以致越來越多的哲學家認為，未來的哲學，在適應時代發展的過程中，必定會越出傳統哲學的範圍，通過與文學、藝術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頻繁對話，走上‘非哲學’(non-philosophie)的創新道路。目前，各種各樣的‘非哲學’，已經以令人出其不意的逾越途徑，在‘非哲學化’的方向上，走得越來越遠。裏昂大學原哲學教授弗朗斯瓦·拉呂爾創建了‘非哲學國際研究會’，使‘哲學非哲學化’的運動成為了國際性的思想創造活動。

 哲學的多元化、跨學科化及非哲學化的過程，也包括哲學從男性文化解脫出來的過程。西方女性主義在上一世紀的發展，已經潛伏了新世紀中的女性哲學的興盛。

 值得註意的是，剛剛去世或逝世多年的一些卓越哲學家，例如，德裏達、布迪厄、福柯等人，還由於他們的遺著的陸續發表，促進很激烈的爭論。最近發表的德裏達著作《論我之成為我的動物》(L’animal que donc je suis. 2005)，為了強調人本中心主義、邏輯中心主義和語言中心主義的傳統形而上學對於人和動物的區別以及由此引申的各種定義的荒謬性，以諷喻形式，套用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 Je pense donc je suis)的公式，為他自己的新書題名，不但深刻地啟示當代哲學思考的面向，而且也極大地震撼了整個西方思想文化界的心靈世界。

 所以，當代西方哲學的演進，在本質上是非單一、非直線、非連續，其內容和形式，並非單靠理性或邏輯就可以弄清楚的。這是一幅多元化而又極其復雜的思想自由創造的生命共同體的廣闊展現圖景。（愛思想網站 2007-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