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小姐的《幼稚園大學》一文擊中不少今日教育上的弊病，也引發了我個人四點不能已於言的感想。（但這四點感想不全與龍文相關）

其一：我個人心中常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想法，覺得我們受教育的過程中，腦海中曾灑下了太多的迷霧，這些迷霧有的是屬於人生觀的，有的是歷史觀的。或世界觀的……不一而足。許多人年紀漸大以後，常要花幾年或者幾十年，才能逐步解除早年蒙蓋在他腦海的迷霧。本來，人所吸收的知識就不可能是完全澄澈的，但是如果其迷霧大多是來自所受的教育，那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現象了。其實，在很多時候，不去知本身就是一種智慧。但如今"老師即真理"或"課本即真理"早已是牢不可移的信條，使許多人沒有能力去鑒別什麽是迷霧、什麽是真理、什麽是應去知、什麽是不必去知的。不久前，我被服務的機構派到高階單位聽一場旅美學人的講演，那次演講的內容之荒誕拙劣，演講者態度之蠻橫是很罕見的，但是我的一位年輕同事卻仍賣力地筆記著，事後還為我們歸納了兩點似通非通的結論。他的勤懇精神是我所佩服的，但我完全不能同意他拼命拿泥巴塗自己的眼睛。

其二：關於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的問題。這一點是龍應台小姐著力特重之處，也是幾十年來台灣教育最大的隱憂。我聽到過這樣一個故事：某小學上美術課時，老師宣布今天要畫蘋果，學生正要拿起畫筆，老師喊"停"！"照講桌上的模型蘋果畫！"學生興高采烈地準備動手了；又一聲"停""我來教你們要這樣這樣畫才行"。每次圖畫課老師都要叫停數次；躬親指導每一個細節。後來他班上的一個學生轉至他校，上美術課時，所有同學都熱熱鬧鬧地畫起來了，只有新轉來的同學靜靜坐在那裏等老師宣布這一次應該怎樣怎樣畫。這一個故事或許不全真實，但我少年時所受教育的經驗，卻可以證明這故事不是亂說的。我說這個故事並不是想利用它來提倡"傳道、授業、解惑"是完全多余的論調；事實上文明如果不是靠著薪火相傳，人類就像被拋擲在野地上的人般，一切得從頭開始。故我想表達的，毋寧是"傳道、授業、解惑"該有一套適恰的方法，也有其一定的分際，過度保護，過度"提攜"，非但不能有益，反可能把學生的腦袋弄壞（而許多人的腦袋確是這樣被弄壞了的）。"莊子""應帝王"裏混沌被他的朋友們善意鑿竅終至於鑿死的故事，及孟子書中"揠苗助長"的典故，既都是大家熟極而流的，咀嚼之余，怎能不留意"鑿"之過度，"揠"之過度的保護型教育對下一代的斵傷呢？

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能力是學校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但所謂自發，是要在一定的紀律內從事的，而不是要縱容甚至鼓勵學生培養"作怪"的能力。獨立思考能力之所以值得再三煩言，是因為有感於我們的教育歷程中，這一筆可貴的資源流失得最厲害，而且最難從形跡上去察覺。舉個例說：記得我念小學時，每逢壁報比賽，老師為了怕出醜，總是替我們包辦了五六成以上的工作，那些壁報上過度成熟的造型與筆觸，背後是一群縮在老師身旁驚嘆的小鬼，而教室後面櫥櫃上的錦杯是以犧牲學生的能力換得的。

其三：是教育界官師合一的味道太濃，由於受我們的學制及習俗之影響，校長、院長、主任、教授是呈階序（hierarchy）排列的，行政職位之尊卑時常左右一個教授在學院中的地位。從表面上可能看不出"官"的勢力對"師"毛細孔般滲入，但在真正的運作中政治力量參與作用的情形是非常嚴重的，不像漢代，博士論辯學術問題時，卿相只能坐在旁聽席上。

我個人覺得台灣在任命大學的各級行政主管時特別考慮學術上的聲望。美國的大學校長多已淪為募款家或會計師了，台灣則有不少是將此職當作更高政治地位的跳板。

而中國的大學校長社會地位之高是難以想象的，他們的學術思想與風範對學校及社會都發生一種看不見的真實影響力，怎能任令些一輩子只寫過兩三篇論文的老官僚，屍居其位呢？有些離開學術工作二三十年的老官僚，卻又要天天處理學術行政，難道處理起來沒有"隔"（借用王靜安語）的感覺嗎？

其四：許多人從五六歲入學到將近三十之齡，幾乎沒有一天為自己念過書，套用理學家的話頭，就是在學問上"終生作客"。從應付學校各種考試，到聯招，到托福、GRE……幾乎沒有一天不是在"應付"，所思所學與自己的生命"只是不相幹"。戴震晚年給朋友的信上說"生平所記，都茫如隔世，惟義理可以養心耳"這段告白把與己不相幹和與己相幹的分別說得再透徹不過了。

但相不相幹，為"主"為"客"又不是以學科分的，有些人學了電機，並對電機生死相與，而有些人電機的知識對他還是像客人般的——因為他可能是為了出路或時髦而學，換句話說：他是戴著面具在念書。近代日本哲學家西田幾多郎即曾說過："學問畢竟是為了生命……沒有生命的學問，無用也！"這段話對我們那些急急忙忙的學生們特具意義！

筆者對教育雖是個大外行，但充分了解教育變革牽涉層面之覆雜及速度之緩慢（有時甚至是用"地質學"的腳步在進行的），但看到教育界一年又一年的重蹈舊轍，又不能不有"無力可回天"之感。而這篇文字，也正是這份無力感下的一點吐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