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儲蓄支持中國高投資能力。中國資本形成規模2010年第一次超過美國，2013年約是美國1.37倍。因而中國有能力在保持國內投資需求較快增長同時，幫助沿線國家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建設。

作為比較，美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大都面臨國民儲蓄率趨勢下降問題。2013年美國和日本儲蓄率都已降到約18%。依據對美國與日本資本產出比、資本存量、資本折舊等宏觀經濟指標的估測，兩國即便把所有儲蓄都變成國內投資，也難以實現凈投資及資本存量較快增長。儲蓄率偏低與固定投資不足，是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目前比較普遍面臨的宏觀經濟約束，這一情形下自然沒有很多余力幫助發展中國家大規模投資發展。

目前中國擁有全球單個國家最大規模外匯儲備，對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至少有兩方面支持作用。一是在後危機時代發達國家爭先恐後地實施超級寬松貨幣政策積累風險環境下，大規模儲備有助於應對外部金融形勢可能動蕩帶來的沖擊，保證“一帶一路”實施進程具有最大穩定性。二是在區域內貨幣尚未普遍國際使用前提下，美元仍承擔國際結算和支付手段。在有關工程項目需要到區域外國家配套采購場合，美元的國際支付流動性更是不可缺少。

不過外匯儲備作用或許沒有一般想象得那麼大。中國與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投資項目所需資本品與其他設備材料具有比較系統的配套供應能力，因而對儲備資產終極需求可能比較有限。隨著區域內經濟發展及其對區域外較高端資本品及其他特殊配套產品總體進口替代能力提升，隨著區域內國家貨幣的國際使用程度提升，上述輔助功能的重要性將呈下降趨勢。一國外匯儲備是國民儲蓄的轉化形式，就對本文討論問題重要性而言，中國擁有充裕國民儲蓄應是第一位的。

21世紀初年中國經濟快速追趕，然而受制於匯率改革滯後與高儲蓄率背後結構性因素，積累了過量外匯儲備。增持外匯儲備意味著中國不斷把國民儲蓄借給供應儲備資產的債務國，伴隨中國對美國等發達國家過量債權積累。這個運行模式對危機前中國及全球經濟快速增長發揮了一定支持作用，然而後危機時代越發顯示其不可持續性。共建“一帶一路”意味著中國富余儲蓄今後將更多轉化為在沿線國家生產性投資及相應債權股權，標志中國利用國民儲蓄方式將逐步發生轉折性變化，並有望對全球範圍儲蓄跨國配置方式產生顯著影響。

合作共贏的經濟邏輯

共建“一帶一路”願景與規劃，其具體戰略設計與實施方案必然包含覆雜內容與細節。然而至繁之事必有至簡之理。以“為什麼是中國”為題，從各國發展訴求與中國獨特稟賦條件對接關系分析，“一帶一路”自有其簡明清晰的經濟邏輯。什麼是發展？如何謀發展？開放環境對發展有何影響？“一帶一路”實踐對理解發展經濟學上述重大問題有啟示作用。

後進國家經濟通常有類似結構特點：如基礎設施條件差，資源開發能力弱，體制政策效率低，缺乏熟練工人和各類人才等等。一國經濟進入快速成長軌道，根本動力當然要靠自身努力和內因作用，發展意願與體制政策選擇具有決定性作用。然而符合規律與切實有效的外部合作，也能對突破貧困陷阱與進入起飛狀態發揮重要助推作用。中國憑借新興大國經濟的組合優勢特點，有可能通過倡導共建“一帶一路”為沿線國家提供全新的合作發展契機。

憑借制造與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中國能為經濟後進國家提供性價比最好的基礎設施建設解決方案；借助階段性充裕的國民儲蓄和外匯儲備資源，中國能有效幫助沿線國家超越儲蓄與貿易“雙缺口”對起飛發展的制約；中國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產品或產品區段，隨著國內要素價格上升會在市場機制和比較優勢規律作用下逐步向國外轉移，為沿線承接轉移國家創造非農就業、提升人力資本、發揮比較優勢提供現實機遇；中國與有關國家共享改革發展經驗，有望為沿線國家體制與政策誘致性改革變遷提供善意有效的推動力。

當然，“一帶一路”並非僅限於中國與相關國家的雙邊關系，而是亞歐大陸之間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區域的合作行動。不過中國作為最大新興經濟體，已經並將繼續在這個進程中發揮特殊作用。通過共建“一帶一路”，中國將有機會向世人展示自己是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最好合作發展夥伴，中國和平發展偉業也有望從中獲得廣泛助益。作者“一帶一路”系列評論之一。(收藏自2015-05-19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