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倡導共建“一帶一路”雖不到兩年，近來已因亞投行變局引發全球關注與震撼，甚至有國際人士評論為可與戰後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比擬的事件。“一帶一路”為何能很快產生重大影響？這項宏大共建行動的經濟邏輯何在？

為什麼是中國？

可通過觀察比較中國與美國實施類似經濟外交戰略收效情況得到啟示。回顧金融危機以來大國競合博弈，其實美國更早在亞太謀劃部署經濟外交戰略。作為“重返亞太”與“亞太再平衡”總體方針一部分，美國近年多方推動“印太經濟經濟走廊”戰略。在中亞地區，美國2011年就明確提出“新絲綢之路倡議”，力圖建立一個以阿富汗為中心、連接中亞和南亞、並向中東地區延伸的國際經濟交通網絡。

在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描繪的“新絲綢之路”圖景中，“土庫曼斯坦的油氣田將滿足巴基斯坦和印度不斷增長的能源需要，為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提供可觀的過境收入。塔吉克斯坦的棉花將被制成印度的布匹。阿富汗的家具和水果將出現在阿斯塔納、孟買和更遠的地方。”有海外媒體評論認為，該計劃“核心內容是幫助絲綢之路所經中亞國家開發社會先行資本（SOC），幫助其實現貿易自由化。”

上述構想不無道理。近四年多過去了，美國在“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會議（CAREC）”框架下所做努力取得一些進展，2012年《杜尚別宣言》提出一批建設項目得到部分實施，有些項目對區域經濟應有積極意義。然而與超前設計能力比較，美國在實施戰略的落地行動方面似乎仍面臨短板約束，系統跟進得力落實措施明顯不足，總體看收效並不理想。甚至有海外媒體評論說希拉裏的“絲綢之路”現已不見蹤影，也聽不到“美國正在為中亞國家的經濟發展做貢獻”這樣話了。

近年來，中國與這些國家雙邊與區域經濟合作則更為務實與活躍推進。如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兩國簽署22項經貿合作協議，總金額達300億美元；2014年12月中國總理李克強訪問哈薩克斯坦簽訂140億美元大單，推進兩國在能源、基建、金融等各領域合作；2015年4月20-21日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更是帶去價值460億美元投資計劃，兩國在一天內簽署51項協議和諒解備忘錄，宣告5項重大電力工程破土動工。

如何理解上述反差現象？首先與中美兩國相關政策優先序與承諾度顯著差異有關。美國“新絲綢之路”戰略主要著眼點在安全領域，為美軍從阿富汗撤出後做善後安排。雖然也包含經濟發展規劃設計內容，然而美國無心無力投入與其戰略設計需要相一致的大規模資源，與當年幫助歐洲戰後重建的“馬歇爾計劃”不可同日而語。

相反，中國對於中亞及區域國家在經濟及其他領域合作給予很高政策優先度。比如，習近平與李克強在2013年3月就任中國國家主席與國務院總理後，分別於當年和次年訪問中亞多國，提出並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規劃。2015年5月7日，習近平再次到訪阿斯塔納，“同（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總統共同規劃中哈各領域互利合作發展藍圖，包括推動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協調雙方在一系列大項目合作上的立場。”中國首腦外交這樣超乎尋常安排，集中體現中國最高決策層把致力於周邊國家合作發展作為最為優先的經濟外交目標之一，決心通過制定實施“一帶一路”的“五通”規劃謀求自身與沿線國家共同發展，構築中國與區域國家的命運共同體。

另外，兩國與區域國家在經濟互補性及契合度方面也有實質性不同。中國與很多沿線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貿易、投資聯系比較緊密，雙邊經濟融合度較高並有進一步深化的潛力。美國與區域內絕大部分國家基於市場機制發生的經濟聯系較弱，美國重視發展與這些國家雙邊關系更多基於安全與軍事方面原因。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關系如“魚水關系”，美國與這些國家經濟關系則更多是“油水關系”。

中國制造與中國建造

從更廣闊視角觀察，中國共建“一帶一路”開局順利與成效彰顯，根本原因在於這一構想把中國大國經濟崛起特定階段的多方面優勢變量聚焦到一點，即通過協同效應形成破局造勢效果。對此可從兩方面看。一是就生產供給能力而言，中國經濟現階段在常規制造與建造方面具有很強優勢與國際競爭力；二是在開放宏觀經濟方面，中國目前擁有最為充裕的國民儲蓄與外匯儲備；兩方面組合條件賦予中國倡導共建“一帶一路”的獨特優勢。

用匯率折算美元衡量中美兩國工業增加值比較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工業增加值規模不到美國的三成，然而2010年工業制造規模第一次超過美國，近年已約為美國1.3倍。觀察中美日增加值占全球比例。1990年代初中國占比只有5%左右，當時日本該比例值最高曾超過20%，美國在20世紀初該比例值最高曾接近30%。中國上述份額進入21世紀快速提升，2013年達到23%，同年美國日本分別為17.2%和7.8%。從中國、G7與其他金磚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占G20就業總數比重看，中國占比2013年為56%，G7同一指標值為13.7%，其他金磚國大體約為19%。

新世紀以來，中國工業制造與就業絕對規模與全球比例持續提升，是在大體開放環境下主要通過市場機制實現，顯示中國現階段在工業制造可貿易部門具有較強動態比較優勢與國際競爭力。毋庸諱言，中國目前是中等收入國家，美日等國經濟大體處於全球產業技術前沿，因而中國工業制造結構與美日比較仍存在不小差距。展望未來，即便在對中國經濟前景較為有利假設下，上述差距可能也需要幾十年追趕才能逐步收斂。不過對本文討論主題而言，中國生產力結構目前某些相對落後屬性，恰恰與“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後進國家大規模開發階段需求特點契合度較高，構成共建“一帶一路”的獨特優勢條件。

觀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額快速增長，可見“中國建造”的比較優勢能力。數據顯示，“中國建造”對外承包工程完成額，從21世紀初不到100億美元上升到2014年近1400億美元。從具體項目看，主要集中在軌道交通、公路、港口、碼頭、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行業。承包工程年末在外員工數從21世紀初5萬多人上升近年30多萬人。由於“一帶一路”設施聯通需要強大的基建工程設計與實施建造能力支持，中國這方面階段性稟賦條件與能力特點，對共建“一帶一路”同樣有重要支持作用。

中國在某些領域生產技術能力正在迅速追趕，少數領域如高鐵技術整合運用、某些重型機械制造以及大型工程建造領域等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中國高鐵技術突破與大規模運用，顯著提升了貨物與人員大範圍、大規模、高速度的陸地運輸和旅行效率，使得亞洲大陸內部以及歐亞大陸之間的人員、物資往來變得更為便捷有效，對實現“一帶一路”美好願景具有重要積極作用。

中國儲蓄與中國儲備

在開放宏觀經濟領域，中國目前擁有充裕國民儲蓄與外匯儲備資源，對中國與沿線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具有關鍵支撐作用。大型基礎設施建設一般具有資金投入密集與投資周期較長特點，發展中國家通常國內儲蓄不足，自行解決基礎設施不足短板面臨特殊困難。在邏輯上國內儲蓄不足可通過國際資本市場融資解決，然而大型基礎設施投融資存在特殊風險，市場融資難以大範圍奏效。現存各類開發性國際金融機構，試圖利用國際機構信譽與能力克服有關困難，長期以來世界銀行、亞行等國際開發機構取得不少成績，然而仍遠不能滿足廣大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謀求發展現實需要。

據亞洲開發銀行2009年一份報告，“在2010―2020年，亞洲各國國內總體需要在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大約8萬億美元。此外還要在特定區域內基礎設施項目上投資2900億美元。大體是在11年內每年需要7500億美元投資”。非洲很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也面臨類似瓶頸約束。據世行一份報告估計，“要滿足非洲的基礎設施需求，每年需要930億美元資金——這是現有水平的兩倍多”

然而，投融資供給能力顯著不足。世行是全球最大發展融資機構，2013年財年為全世界提供基礎設施投資只有240億美元左右。亞行近年總融資額200~300億美元，較大部分用於區域內減貧、教育、衛生等民生措施，投資基礎設施資金規模更有限。各國政府與有關機構積極努力應對資金瓶頸，如2012年部分東盟國政府與跨國機構建立東南亞基礎設施基金，然而其初始運營資金只有4.85億美元，對於區域內巨大投資需求而言可謂杯水車薪。世界銀行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金融危機後及其後續影響極大地限制了發展中國家從傳統的、私人的和長期的渠道獲得的資金，特別是用於基礎設施的資金。”

由於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要大量先行投入與長期融資，共建“一帶一路”主要倡導與協調國家，必先擁有充裕國民儲蓄與強大資本形成能力才能主其事。由於人口結構和發展階段特點，中國目前宏觀經濟呈現高儲蓄高投資特點，最有能力協助緩解廣大發展中國家儲蓄與投資能力不足的瓶頸制約。數據顯示，21世紀初中國用市場匯率衡量的國民儲蓄總規模只有美國兩成左右，2008年第一次超過美國，2013年已約為美國1.6倍。如果考慮美國資本存量規模較大因而資本折舊較多，中國國民凈儲蓄規模超出美國比例要來得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