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倬雲博士，著名史學家，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祖籍江蘇無錫，1930年7月生於福建廈門。1953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史學系，1956年獲文科碩士學位，1962年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獲人文科學哲學博士學位。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史學系教授、系主任。1970年任美國匹茲堡大學史學系及社會系合聘教授，東方研究評議會主席。著作有《西周史》、《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心路歷程》等。

記者(以下簡稱記)：許先生，作為一位在中國社會史、中國上古史等研究領域內造詣精深的學者，據我們所知，您的求學之路卻是相當特殊的，在高中之前您甚至沒有接受過一天的正規教育。請您首先向讀者介紹一下您的求學經歷。

許倬雲博士(以下簡稱許)：我父親許鳳藻，是辛亥革命黨人，早年追隨中山先生，參加過武昌起義。抗戰爆發時，父親那時已由武職退為文職，但工作仍然靠近前線。由於我腿腳不方便，不能夠像哥哥姐姐那樣在後方讀寄宿學校，所以一直跟著父母。我記得，當時我們經常被日本人趕著跑，從來沒在一個地方待過半年。平時父親會時常點撥我，還有哥哥姐姐回家也教我一些，比如ABCD就是父親教的，四則運算加減乘除也是這麽學來的。抗戰勝利後，我們就回到了家鄉——無錫。那年我15歲，上了輔仁中學（今無錫二中）。因為離家很近，我就可以自己一拐一拐地挪過去。在輔仁中學讀過高三上半學期後，1949年的陰歷年一過，家裏就到了上海，然後全家離開大陸去了台灣。後來我考取了台灣大學，當時他們不讓我入學，我向校方保證第一年門門及格，他們才讓我入校。接著台灣大學辦了個文科研究所，它也是台灣地區第一個研究所，而我則是所裏的第一個研究生。隨後在美國芝加哥大學我讀了五年博士。

記：許先生，在今天的講座上，您曾提到在您的求學路上，有很多對您有特殊幫助的人，您很感激他們。您能向讀者介紹一下這些令人尊敬的師長嗎？

許：是的，我很感激在每個階段給我特殊幫助的人。在輔仁中學的時候，我的老師從不逼著我做什麽，允許我發展自己的興趣。在台灣大學，導師經常給我開小竈。當時我的導師一大把，像考古學家李濟之、甲骨文專家董作賓、古代社會史專家李宗侗等都在台大，對我扶掖甚多。上課常常是我一個人一個班，一上就是一個上午、一個晚上，不按鐘點。教授古代社會學的李宗侗先生，他常用三輪車接我到他家裏去，從六點鐘開始到十點鐘結束。應該說，師長們對我的教養之恩不是一般同學所能夠得到的，是我運氣好吧。在美國時也是如此，當我在醫院手術時，教我埃及學的老師帶著書本到病床前給我講課。後來我對我的學生也這樣，不在乎時間，只要他們肯學。

記：創新是治學之本，作為一位十分注重治史方法創新的學者，您認為在治學中創新源泉在
哪裏？

許：懂得“尋索的快樂”——尋索一個問題，尋索一條線索的快樂。我一輩子讀書從不把書本當功課看，當它是玩。我讀歷史，就象讀偵探小說一樣，循著一條線索，一路尋找，哪裏斷了，我就往前找，一個Case一個Case地往前找，直到找出線索來。我一輩子做學問就像在寫偵探小說一樣。而且，在把知識轉化為智慧的途徑中要註意到，學習是尋找知識的架構，而非知識內容，架構本身是總在的。我記得，你們蔣樹聲校長曾與楊振寧博士談論關於文科學生學高等數學如何用的問題?我當時表示，把它作為一種欣賞，欣賞那個過程，他們兩位表示確實是那麽回事。另外,要明白知識不是一抽屜一抽屜的材料，而要把它當作活的有用的東西，也不要認為哪種東西是一成不變的，哪種東西是確定的和權威的；不可固執己見，明天當你有更多的資料或者你換了一個角度後，你可能就發現自己錯了。

記：謝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請您對南京大學的莘莘學子提些要求和建議。

許：主要是工具方面的，不管是那種文字，至少要掌握兩種以上，越多越好，包括中文在內，這是一個要件；第二個就是要思考，思維方式要理性，要有邏輯，思考時則要靈活，不要鉆牛犄角。應當明白，思而不學，學而不思，都是不可取的。僻如，談到哲學，哲學的答案不一定是對的，但你會發現哲學所提出的問題卻是充分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