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台灣的媒體十分熱鬧，剛忙完核四問題，又接上了小林與慰安婦及許文龍的高論。在評論許文龍這一類「日本系台灣人」時，呂秀蓮又連帶評論青少年一代的「哈日族」。凡此現象，看上去無直接關聯，其實反映了今日台灣文化的一個值得思考的現象。

在台灣歷史上，開拓時期來台的閩粵族群，要在海外開辟天地，必須有堅強意志，也有獨往獨來的豪氣。台灣民間至今還有勇往直前、寧折不屈的開拓精神，也有相濡以沫的互助合作，這兩點，不但是開拓者的心態，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仁與義的體現。日本占領台灣五十年來，力圖同化台灣人民，但是台胞仍以傳統的民間信仰及各種社會團體及宗族組織，保存了這些精神。

日治時期的第一代台灣人民，盡力保存中國文化，以書房詩社種種形式，維持自己的文化。同時，台胞武裝抗日活動，也此起彼落，前仆後繼，未嘗間斷。到後藤新平時，日本一改鎮壓的政策，以文人治台，既有建設公共設施以發展產業，又在衛生與法治兩項，多有建樹，使人民生活大為改善。這些成績是後藤新平領導下的殖民政府開始的現代化，其功不可沒。然而，毋論如何建設，台胞居於屈服的下位，則仍是事實。日台之間戴國輝教授所稱「日本系台灣人」分享日本殖民主人的余潤，也自居主人，念念不忘日本 時代的成就，也有其可以理解之處。

日本殖民政府培植了一批地方新貴，以代替已遭排除的舊日菁英。這些日治時代的小區領導份子，接受日本教育，生活方式及思想形態，都已同化於日本文化。所謂「皇民」人數最多時，也不過全島台胞的百分之七，卻是日本治台的重要幫手，其中街莊及警察工作更是高居一般百姓之上。百姓固然不能與日本人平等，這些皇民也始終不能與真正的日本人平起平坐。他們接受了日本文化，自覺高人一等，究其真正的文化水平，據我熟識的一位日本教授見告，他們從未為日本社會的主流接納，更遑提進入日本文化的堂奧。當日皇民身處文化與社會的邊陲，既對一般台胞自大，又對日本人自卑，這種雙重人格，當是今日「日本系台灣人」難以擺脫的魔咒，也造成了他們覆雜的心態。

至於小林這種日本極端右派的人物，始終不願接受戰敗的事實，於是美化日本的侵略行為，推卸日本戰時的殘暴罪行。在日本的經濟日益惡化時，小林一類人物的聲音日漸露頭。最近有一個日本的基金會，在美國學術界上大量散發贈送一本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英文書籍。據此間一位德裔社會學教授見告，去年年底，他在日本作調查工作，發現日本老一輩的企業界領袖，大多以為日本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侵略，不是侵略而是進行解放亞洲人民的大業。這位德裔教授，將戰後日本人與德國人對於二次大戰的態度相比，以為日本人的悍然不認罪，於人道立場言簡直不可思議！

日本文化，有其可以稱道之處，但也終究不能進入德國哲學家雅斯培所界定的樞軸文化之列，不僅因為日本文化缺少自創的創新，又更缺少反省。日本文化本身有所缺失，於是只知向前走，不知自我檢討。正因為缺少自省，遂缺少彈性的調節及執兩用中的中和。日本軍隊作戰勇往直前，日本人做生意也如此。日本人遭遇失敗，痛欲悲歌，而日本人自殺率之高，也是別處不可相比。從這些線索觀察，「日本系台灣人」的皇民們，其立論思想之特色，也就不言可喻。中國傳統重恕道，茍得其情，則哀矜而無喜，更何須申申詛罵？

老一代的日本人，終將會從世上淡出，老一代的皇民也一樣會隨風而去。今日日本的年輕一代在觀念上與生活方式，都已與其傳統漸行漸遠。全球性的人類文化，正在逐漸形成中，這一新文化的內容，將由各處人類社會的這一代與下一代共同締造形塑，此中會有不少彼此模仿與學習，也必有不少創新與改造，更須時時有反省與調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互相殘殺，戰後又有共產國家的高度集權，弁髦人性與人權，凡此都是我們締造未來世界文化的反面教材，我們務必知所警惕，不再重蹈覆轍。宗教學家提力克提出「終極關懷」觀念，以為這是人類共有的需求。我們也可說，人之所以是人，即因有此終極關懷，並且以此為起點，推己而及人。「生命」是終極關懷的主要項目。生老病死，均是我人心念之所系。對自己的生死，如此關念，對別人的生死，也當如此關念，別人的痛苦，也當感同身受。如果有人身居廟堂為大眾矚望，居然屢次聲稱，戰爭中成千成萬人的生死與尊嚴不值一顧，則這種人即缺乏其應有的關懷。

創「東方特性」(Orientalism) 一辭的薩依(Edward W. Said) 教授新作問世。這本《流放的反省》(Reflection on Exile) 是他二十多年來散文的選集。他是巴勒斯坦人，長期居住美國，於伊斯蘭文化及美國文化主流的猶太－基督教文化，均有深厚體驗。他特別提出自己的經驗，「離鄉」身居客地正可使人從己從人，裏外觀照，多一些反省，多一些體認。在我們這一時代，每一個文化都在急劇的轉變，因此，我們每一個人，其實都是離開文化的原鄉，身在陌生的異地。既然我們都流放在文化的異鄉，我們有反省的機會，也有反省的必要。由此反省，我們或能將一己個別的異鄉，融合成一個全人類社會的共有家園。

薩依所說在文化異鄉客居的人物，其實即是人類學上的文化邊緣人，兼跨兩個文化，也是兩個文化間的橋梁。唐代中國西行求法的僧侶，日本訪華的「學問僧」，明治時代日本的留學生及近代中國的留學生，都屬於這類人物。廣義言之，來台開拓的閩粵系先民，也是進入異鄉的文化邊緣人。這些不同性質的文化邊緣人，承受一個文化的遺產，面對「異鄉」，在反省與調適中，創建一個兼容原鄉與客地的新文化。另一方面，日治時代台胞中的皇民，英治時代香港的華人「高官」，戰前上海租界的高等華人......，則都是為了攀附主人而鄙視原鄉的文化。他們不是文化之間的橋梁，而是過河拆橋的人。這些移徙的人只會模仿，不知反省，在時空改變時，他們的失落感使他們為自己由主子們承受下來的文化，盡力辯護，其聲嘶力竭處，可以勝過早已走入另一階段的主子們 。

台灣絕大多數的人民是屬於第一類，將在下一個世代堂堂正正，坦然參與締造世界共同文化的事業；至於第二類人物，則已走到末路。日本的主流文化已在改變，而這些人還會繼續守護當年主子們留給他們的一些殘余，不知反省，更無檢討的能力。對於第二類人，我們沒有憤怒，只有憐憫。

2004/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