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分為大地與海洋，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自然也就有了靠山吃山的農民與靠水吃水的商人，並由此衍生出風格各異追求不同的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用過去的話來說，就是“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

那麽這兩種文明都各自有些上面特點，它們的形成機制怎樣，有沒有可能融會貫通呢？

我們先來對比看看這兩種文明的不同特點。

首先，一個重傳承，一個重創新。農耕文明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傳承性。這首先是由它生產方式決定的。農業種子、技術對季節變化、工具制造等方面知識積累方面傳承性。一個作物種子被發現，那麽它就會一代代被傳下來。人們會不斷地加深對這種植物的認識。農耕與天氣季節變化密切相關，對季節變化的觀察總結也是不斷地積累。也就是因為這種生產上的傳承需要，後來發展到了對祖先世系記載的認真程度。

著名的有“孔氏家譜”。而中國許多家族都有敘家譜、族譜的習慣，而在南方一些地方，至今仍對“敘譜”情有獨衷。有人甚至認為“儒家文化，變成了一種祖宗崇拜的宗教”。儒家文化是農耕化的一個典型代表，這種對祖先的崇拜，實際上是農耕文化傳承性在這一方面的突出表現。甚至連傳宗接代這種觀念，都是農耕文化傳承性的一種表現。只是儒家拿來用作自己的神主罷了。此外，在文字上，這種傳承性也有充分體現。這些內陸國家的文字，相對於海洋文明來說具有更為穩定和持續特性。中國文字的一脈相傳，與西方符號文字相比，也更顯獨特。而海洋文明則不同。

海洋文明不是一種閉關自守的文明，而是一種不斷從異質文化汲取營養的文明。海洋文明的開放是多方位的。從經濟上講，它是一種對外貿易依賴型的文明，發展海外市場，開拓海外殖民地成為這種文明的最重要的經濟要求。從人口流動上講，它在不斷吸收外來人口的同時，又不斷向外殖民。人口的流動改良了人種的素質，又促進了文化和思想的開放。古希臘人在思想道德行為方面的束縛之少也是有名的，這一點在阿裏斯托芬的戲劇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證。古希臘的這種開放精神後來也鼓勵了文藝覆興運動中的歐洲人利用這種精神去沖破中世紀教會的束縛。

其次，一個重集權，一個重多元。農耕文明的最大特點，是安土重遷，因為缺少變化，所以非常容易建立一種穩定恒常的秩序——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是也，雖然，不同的王朝的集權程度有差異。農耕文明發展，導致必然出現中央集權。從文明發展的進程看都是漸進的，反應在國家制度上也是漸進的。而海洋文明則體現出它的的多元性。容忍異質文化和多種文化共存和競爭成了這種文明開放性的補充。多種文化的共存使每一種文化都隨時意識到競爭的存在，為了在競爭中取得優勢，都要設法不斷發展，以發展求生存。多樣性促進了競爭，而競爭又促進了發展。同時又是由於海洋的保護，使每一個城邦都有可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點而又可以有選擇地吸收他人的優點。文化的多元性體現在一個政治實體內部就是容忍個體發展自己的個性和創造性，它的政治體現就是民主制，雅典就是它的典型的代表。希臘的活力就在於文化的多元性。在希臘最強盛的時期，希臘各城邦也沒有形成真正的政治聯盟，最多是一種松散的聯邦。相反，強求一致卻會導致發展的停滯。希臘人自己的爭霸戰爭波羅奔尼撒戰爭，是希臘人強求一致的一次努力，也是希臘文明衰落的開始。所以，強求一致的訴求最終導致了希臘文明的終結。

第三，一個重權威尊神性，而一個重自我尊理性。農耕文明因為靠天吃飯，由於對抗大規模自然災難的需要，所以對權威有一種發自內心的註重；與此同時，對能制造各種災難的自然，也有一種神靈崇拜。一個大的定居族群，由於生產工具的落後，生活物資的匱乏，對生活物資的爭奪肯定會不時發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公認的準則，有爭議也是協商解決，在古時候後，中國人就把人能戰勝惡劣的自然環境，生存下來歸根於依靠集體的力量。權威的力量和神靈的力量。《呂氏春秋：恃君》篇說：“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幹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猛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邪！”在國家制度形成後，這種觀念成為一個國家內，人與人之間、部族與部族之間相處的準則。而海洋文明則強調自我與理性。人從陸地進入海洋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挑戰，征服海洋會培養和激發人的創新和進取精神。古希臘人較少有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束縛。從希臘神話中可以看出，在希臘人的眼中，沒有誰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甚至神也是如此。大多數的神的行為更像一群頑皮的孩子，主神宙斯的行為也不檢點，沒有很高的權威。神和人都不是因其已有的地位而是因其事功的獨一無二性而受到頌揚。古希臘人能夠在各種文明聚集的地中海中崛起，很大程度是靠了這種精神，而海洋似乎是這一精神的最終的試金石，因此荷馬史詩中的英雄都要在此一試身手。從征服愛琴海到征服地中海靠的就是這種精神。希臘人一旦完全征服了地中海，海洋已經不再是一種挑戰，其進取精神就大打折扣了。這種精神，只有等到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之後，等到文藝覆興，等到人類開始有能力面對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挑戰時，才能得以進一步發揚。為什麽當年中國人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列強不能理解？因為在他們海洋文明的詞典裏只有“競爭法則”，沒有“和平共處”這樣的概念。

為什麽中國人信奉的集體原則，被西方認為是人權不能保障的主要因素？因為在海洋文明中，個人主義至上，只有強調個人自由，人權才能得到保障的思維定勢起作用。
這兩種文明所以有這些不同，其關鍵就在於它們載體的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農耕文明因為匍匐在大地上，自給自足造，這種生產生活方式自然造成了這種文明中的保守、和平、中庸和“穩定壓倒一切”的文明心理。也是因為這種自給自足的特點，使得農耕文明的人們在交易方面的需要非常薄弱，因而，與此相適宜的商業信譽及契約文化也就失去了誕生的土壤。

而海洋民族，憑借舟楫“四海為家”的特點決定了他的流動性和侵略性，居住在海洋邊的人總是得向大海不斷地求取，於是造就了他們的擴張性和不穩定性；海洋邊的信息發達，於是造就了他們的多變性和包容性；從大海裏索取的食物是通過商品經濟的形式交換的，商品經濟極為發達；海洋連接著整個世界，是一個比大陸更為自由和無界限的世界，這是海洋文明的廣闊性和不穩定性。更重要的也許是因為航海需要而帶來的工商社會所比不可少的契約文化，協商文化和民主架構。這理由很簡單：在大海上航行，需要船上的所有人同舟共濟，以誠相待，用互相協商的形式確定彼此的權利義務，通過彼此利益交換達到雙贏結果——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被看作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政治契約性文件《五月花號公約》的誕生過程看個究竟。

1620年8月1日，一大群清教徒（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從德爾夫特、哈勒夫特等地遠道趕來英國的普利茅斯港。他們明天將搭乘“五月花”號帆船到新大陸去冒險。經過三個多月的艱難航行，眼看快要到美洲了，船上一名叫威廉•布雷德福特的男子發起倡議：為了今後我們齊心協力建設共同新家園，我們應該訂立一個共同的契約。他的建議很快得到大家的讚同。於是在1620年11月11日，船上僅存的四十一名成年男子一起商定了今後共同遵守的自治綱領，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公約”。公約如下：“以上帝的名義•阿門。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我們的國王和基督信仰和榮譽的增進，我們漂洋過海，以在弗吉尼亞北部開拓最初之殖民地，因此在上帝面前結盟：同心協力為較佳秩序與生存建立一個文明政體。為使上述目的得以順利進行，要隨時制定、擬定和設計那種公認最合適殖民地全體人民利益的公平法律、條例、法令、法規以及設立治理機構。我們全體保證遵守與服從。”接下來是四十一名男子的簽名。這個公約的意義在於：用文字形式確立了在上帝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資產階級民主權利，同時制定了利益均沾，通過民主協商和契約形式來調整關系，達到雙贏基本社會構架。也就因為這個原因，這個公約後來成為美國建國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文獻；也是以後無數自治公約的第一個，並在很大程度上成為英國的北美殖民地社會成員遵守的共同模式。這個公約是教會盟約形式的民主協議，表明了移民們對自由民主的向往以及希望政府來源於人民之中的願望。它對以後的《獨立宣言》甚至美國憲法都有重大影響。
獨特的地理氣候環境，中華民族的祖先選擇了以農耕為主的文明發展方向。發展成了獨特的中華文明。農耕文明的發展都有相似或相近的特點。中華文明與古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都有大河特征，其使用的文字都有相似或者相近的特點。蘇美爾文明中斷了，古埃及文明中斷了。中華文明得以傳承下來。湯因比把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的中斷，歸咎於在歐亞大陸的遊牧民族在公元前1800多年前馴養馬的成功和馬拉戰車的發明。這兩個農耕文明是在被馬拉戰車打敗後，文明隨之就中斷了。在中國周邊，也有遊牧民族，也多次入主中原，結果中華文明沒有中斷，反而是這些民族被同化和融合，隨之消失。1840年以來，歐洲發明了武裝帆船，從海上侵入中國。中華文明與海洋文明的競爭中再次居於下風。到了20世紀，民族存亡的危機降臨到這個民族頭上。這個時候，他再次發力，在20世紀60年代掌握了原子彈技術，民族存亡危機得以舒緩。但在文明發展史上，農耕文明與海洋文明的競爭中，農耕文明總是占下風的局面並沒有結束。

中華文明的農耕文明本質，其優點有時也是他的缺點。當農耕文明大膽地吸收其他文明的精華時，他便變得富於生機和活力。如趙武靈王學習遊牧文明的“胡服騎射”。但總的表現，農耕文明接受海洋文明先進東西時，總是表現為保守和不情願，是被迫的。農耕文明的代表性學說儒家學說，總的看來是提倡守舊和服從，反對創新、反對標新立異。他的創立者孔子就是一個守舊的覆古的人。事實上孔子是把農耕文明的主要東西加以總結，他的門人弟子再把這種學說貼上儒學的標簽。孔子不屑學種地、不屑學種菜，也不學商貿。在漢武帝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一統天下後，天下讀書人全是儒家弟子，農、工、商職業成為讀書人不屑為的職業。農耕文明本身就具有自給自足的特點。海洋民族需要與農耕社會進行必要的交換，才能改善生活和生存環境。交換是海洋文明的特點。在中國，當儒家學說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後，商業文化就沒有了產生和存在的基礎了。與商業文化的契約性特點相對應，農耕文明的家族親情關系和儒家的排斥商業牟利的鮮明特征，中國近代的商業文化的發展就更加艱難。

人類已進入信息化時代。農耕文明不可能孤立地向前發展，交流學習是必然的。這種交流的結果就是唐德剛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謂“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我們的傳統制度從1840年起被迫作有史以來‘第二次政治社會制度大轉型’。……這次驚濤駭浪的大轉型，筆者試名之曰‘歷史三峽’。我們要通過這個可怕的三峽，大致也要歷時兩百年。……不過不論時間長短，‘歷史三峽’終必有通過之一日。這是個歷史的必然。到那時‘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我們在喝彩聲中，就可揚帆直下，隨大江東去，進入海闊天空的太平洋了。” ——當然，這一歷程，憑借的只能是“舟楫”。(愛思想網站 2006-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