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絲綢之路上的摩尼教

 摩尼教最遲亦於唐朝沿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在中國宗教史上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波斯人摩尼在3世紀創教後於277年遇害，其門徒東逃，在3世紀末已將其教傳入中亞。此後，在中亞、北非、印度等地都有了摩尼教的身影。

 一般認為摩尼教於7世紀下半葉傳入中國。“據中亞發現的文書殘卷記載，摩尼教於675年傳入中國。”[19]而“傳統的看法認為，摩尼教是在唐武則天延載元年（694年）時才始入中國的。其根據是宋代釋志磐所撰《佛祖統紀》卷三九的一段記載：‘延載元年……波斯國人拂多誕（原註：西海大秦國人）持《二宗經》偽教來朝。’這一看法，由於得到法國漢學家、中國摩尼教研究的先驅沙畹、伯希和（Pelliot），還有我國史學大家陳垣先生的肯定，因而廣為人們所接受。”[20]但林悟殊指出，“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延載元年拂多誕來朝只是標志著摩尼教在中國得到官方承認，開始公開傳播而已；在此之前，摩尼教已在民間流傳多時了。要給摩尼教入華時間劃一個準確的年代是困難的。但我們覺得，中國內地可能在四世紀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21]

 雖然絲綢之路因為沖突、戰亂等政治原因而不時中斷，卻因這些經商者、傳教者的執著、堅持而不斷暢通。摩尼教傳入中國後曾被稱為明教、明尊教、末尼教、牟尼教，在民間亦有菜教、食菜教之稱。其傳播擴大到西北、東南沿海、中原等地，尤其在吐魯番一帶頗為興盛，曾為當時外來宗教中僅次於佛教的第二大宗教。目前在新疆、福建等地仍有許多摩尼教遺址、遺物的發現，見證了古代陸海絲綢之路的四通八達。731年前摩尼教在華可自由傳道譯經，此後遭唐玄宗禁止。8世紀時，回鶻人在吐魯番地區建立高昌王國，以摩尼教為國教。由於回鶻人幫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亂，移居中原的回鶻人自768年被允許建寺傳教，故在各地興起摩尼寺院。840年回鶻亡國後摩尼教再度遭禁，但其流入民間稱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民間宗教，直至15世紀在明朝的高壓下才基本消亡。

六、絲綢之路上的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在中國舊稱回教、回回教、回回教門、清真教、天方教等，在唐朝最初由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當時的阿拉伯帝國被中國稱為大食，“大食與中國正式通使，確自唐永徽二年（651年）始。廣州北門外有斡歌思墓，回教人認為始至中國之人，……此墓當亦為永徽三年所建。”[22]當時兩國經濟繁榮，商業往來頻仍，阿拉伯與波斯商人主要以海上絲綢之路前往中國，故大多聚集在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揚州、杭州等，賣出其運來的香料、象牙、藥材、珠寶，帶回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故海上絲綢之路亦為海上香料之路。這些來華的商人被稱為蕃客、商胡、胡賈，大多成為僑寓的“住唐”，並在華婚娶相通、娶妻生子，形成新的混血民族，並使這些民族以伊斯蘭教作為其民族信仰。

 元朝時蒙古西征，將大批穆斯林帶回中國，這些人被元朝官方統稱為“回回”，曾形成“元時回回遍天下”的壯觀場景。蒙古人的西進以東西相連的陸地絲綢之路為主，他們促成了沿途穆斯林民族的東遷，推動了中國境內民族、宗教的發展。而元朝後期活躍在西域的察合台汗國以武力東擴，強力推動了伊斯蘭教在中國西北邊陲的發展。至16世紀，新疆全境的居民大多已改宗伊斯蘭教。

 此外，明朝時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將領鄭和（1371-1435）率領船隊七下西洋，則開拓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疆域，促進了亞非眾多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亦使這些區域的宗教、特別是伊斯蘭教的發展有了明顯提升。

 七、絲綢之路上的天主教

天主教自元朝傳入中國，其傳教士的足跡復蓋了陸地及海上絲綢之路，並形成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的深度交流。與經波斯來華傳教的景教不同，天主教入華始於13世紀的東西文化碰撞與交流，而這基本上也是圍繞著絲綢之路才生動地展開了其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自1221年以來蒙古人的西征使歐洲人大為震驚，1245年教宗英諾森四世在法國裏昂召開歐洲主教會議，決定派傳教士作為使者東行，以爭取蒙古大汗信教，由此開始蒙古與教廷的通使來往。

 1245年方濟各會修士柏朗嘉賓拉（Giovanni de Piano Carpini）開了西方天主教東行的序幕，其在蒙都和林向定宗貴由呈交教宗致蒙古大汗書信，並得貴由復函而返。1247年，多明我會修士安山倫（Anselme de Lombardie）亦受遣東來。此後，法王路易九世先後於1249年派多明我會修士龍如模（Andre de Longjumean）、1253年派方濟各會修士魯布魯克（Guillaume de Rubrouck）來華。他們雖然沒有達到其溝通和傳教的目的，其對絲綢之路風土人情的精彩描述卻讓西方人看到一個神奇而迷人的東方。1255年威尼斯商人波羅兄弟東來經商，1266年在蒙古上都覲見蒙古大汗忽必烈，並受其之托回歐洲請教宗派學者東來，隨之於1271年帶著年輕的馬可·波羅來華復命。波羅一家久居中國，直至1291年才回返歐洲。馬可·波羅後來口述《馬可波羅遊記》，傳為古代絲綢之路的佳話。

 1289年方濟各會修士孟德高維諾取道亞美尼亞、波斯和印度東來，於1294年從印度由海上絲綢之路抵達中國，隨後於1299年在大都建成教堂，遂為天主教來華開教第一人。天主教的東傳成功豐富了中國的宗教生活，亦使中國有更多機會了解西方。不過，這段歷史後被塵封，人們今天對元朝天主教知之甚微，學術界對也裏可溫與天主教的關系亦語焉不詳，故需深入發掘，尋求突破。

 絲綢之路經歷的中西文化及宗教精神交流之鼎盛乃明末清初以耶穌會為代表的天主教東傳，其成就可圈可點、膾炙人口。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真正實現了這種文化交流的突破，天主教傳教士由此使中西文化了解得以深化，中國人亦開始對西方科學、哲學、宗教、語言的系統研究，而歐洲人也因此而獲知中華傳統的儒教、道教等宗教精神，受到中國哲學、文學、藝術等影響。明清傳教士在此過程中還實質性地推動了歐洲漢學的創立，從利瑪竇開始，耶穌會基本上引領著17、18世紀歐洲的中國學研究，其中尤以法國耶穌會士的貢獻為著，他們在東學西傳上的努力及成功，曾使西方一度流行法國人創建了歐洲的中國學之說。概括而言，法國耶穌會士當時的貢獻也主要在於發現西來宗教在華傳播的蛛絲馬跡及其信仰精神的弘揚，以及中國的宗教文化傳統和對西方的影響，這大致體現在其對大秦景教碑的研究、對開封猶太人的“發現”、對《易經》的分析和索隱派思潮的形成、以及對中國古代編年史的梳理和與《聖經》編年史的比較等。[23]這些發掘和研究，使絲綢之路在連接東西方文化上的意義得以具體化、形象化，並有力推動了其精神層面的比較與對話。

結語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辟及其保持，是東西文化在政治、經濟交流方面的大事，而其中宗教的傳播及其精神的溝通亦不可忽視。由於這些宗教傳播者的東遊與西行，豐富了絲綢之路地域各民族的精神生活，帶來了其地區面貌的變化發展，這尤其在佛教、瑣羅亞斯德教、猶太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天主教等在中國的傳入，以及西域民族宗教信仰的歷史嬗變上得到典型體現。這種發展演變作為文化遺產的積澱而保留下來，迄今仍可體會到其存在及影響。因此，我們今天在開發絲綢之路經濟帶、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的進程中，必須關註其宗教文化的存在與交流，學會科學預見並理性駕馭其社會走向及影響。

註釋：

 [1][19]沈濟時：《絲綢之路》，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第107、111頁。

 [2][3][9][22]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6月，第305、308、84、545頁。

 [4]參見龔方震、晏可佳：《祆教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8月，第228-232頁。

 [5]《隋書》卷六十七《裴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597頁。

 [6]孔憲易：《開封一賜樂業教鉤沈》，《世界宗教資料》1986年第2期，第10、12頁。

 [7]吳澤主編：《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85頁。

 [8]潘光旦：《中國境內猶太人的若幹歷史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8頁。

 [10]朱謙之：《中國景教》，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第61-62頁。

 [11]卓新平：《基督教猶太教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24頁。

 [12][13][14][15][16]陳垣：《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6月，第3、2-3、3、4、6頁。

 [17][18][英]阿·克·穆爾著，郝鎮華譯：《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國基督教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11月，第196、168-169頁。

 [20][21]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8月，第46、60頁。

 [23]參見張國剛等著：《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5月，第171-225頁。

 （作者系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中國宗教學會會長，太湖文化論壇理事會副主席，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甘肅研究基地研究員。）

 來源：《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01期（愛思想網站 2016-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