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納粹統治垮台不過17年、斯大林式政權似乎依然堅如磐石的1962年，法國社會學家雅克·埃呂出版了《宣傳：塑造人的看法》。這部社會傳媒著作於1965年翻譯成英文，至今影響深遠。

埃呂提出了一種關於宣傳的社會學理論：只有在具備了某些“技術”條件的現代社會中,才有可能出現高效能的宣傳，宣傳也才有可能取得它所期待的那種對思想的全能控制效果。然而，由於宣傳機制與民主原則之間存在著難以彌合的矛盾，民主社會中註定不可能實現具有高效能的宣傳。

全方位宣傳

從技術條件來說，埃呂所關心的那種高效能的現代宣傳，只有機會產生並存在於全能（totalitarianism）國家。“全能”，顧名思義是國家對社會的全方位的統管。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宣傳必須是全面的。宣傳必須動用一切可以運用的技術手段：新聞、廣播、電視、電影、招貼畫、會議、一戶戶走訪。現代宣傳必須利用所有這些傳媒手段。”宣傳還必須是持續的、不間斷的，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或者一陣有一陣無是不能充分奏效的。不同的宣傳手段各有所專長，必須綜合運用，宣傳才能成功地“從所有可能的路線對人完成合圍”。

埃呂指出，宣傳不僅要占領一個人的全部思想，而且要把占領區擴大到整個社會的“所有的人”。宣傳的對象不是單純的個人，而是群眾中的個體；只有把個人融化到群眾中，“才能削弱他的心理抵抗力，有效挑動他的反應，也才能利用個人在群體中所受到的壓力，影響他的情緒和行為”。

宣傳的實質就是排除對立和討論，一旦表現出思想分歧和行為沖突，就不能說宣傳已經達到了目的。宣傳必須營造一種“準全體”（quasi-unanimity）的一致性，對立面必須小到可以忽略不計，而且無論如何不能讓對立面有開口說話的機會。

高效的、手段巧妙的全能宣傳，就連抱有異端思想和對立看法的人也可以加以利用，將他們派作宣傳的用途。

它可以將一切異端或有異端嫌疑的思想“化腐朽為神奇”，把對它有害的人和事轉化為有用的人和事。這一辦法就是由蘇俄發明的“自我批評”。它把有異端思想的人放到“民主討論會”或“批評與自我批評會”這樣的組織化環境中，逼他承認自己的錯誤，用他自己的嘴巴說出宣傳者是多麽正確：“當他還是政權之敵時，承認自己的反對行為是一種罪惡，承認對他的處罰是正義行為。

這是全能宣傳的傑作。”這種高招的宣傳只有在全能的極盛時期才能行使出來，並行之有效。隨著全能統治由盛而衰的變化，這樣的高招已經越來越難以使出來了。

前宣傳和受教育的愚民

全方位宣傳不僅包括運用各種可能的傳媒手段，更包括占領所有的話語領域和滲透到各種社會行為領域中去。這幾者必須結合在一起，構成對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宰制，包括法律（憲法、法規、審判）、教育（教科書、課程設置、教師培養）、管理（幹部制度、科層等級、黨政關系）、出版（思想審查和自我審查）、文藝創作（題材限制、內容審查）、歷史和學術研究，等等。

思想灌輸及其暴力輔助手段（控制、審查、懲罰）都是“直接宣傳”的方式。然而，光憑直接宣傳還不能收到最大的宣傳效果。埃呂對宣傳提出了“前宣傳”的概念，他指出，“沒有前宣傳，直接宣傳無法有效。”

前宣傳是一種悄悄進行的、不顯露宣傳目的的“社會準備”，“（前宣傳）就像是耕地，直接宣傳就像是播種，不能不先耕地就播種。”前宣傳就是讓宣傳對象中先擁有一些特別容易為宣傳者利用的思維方式、心理定勢、道德偏差、理性弱點，例如期盼清官、相信明君一定會懲治奸臣、泛愛國情緒（愛國即愛政府）、甘為順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講實惠不講是非、告密不為恥、墻倒眾人推，等等。

教育成為前宣傳的有機部分。從幼兒園開始直到大學的灌輸式教育，嚴格限制自由思想和獨立判斷，越是“優秀”的學生越是被這樣的教育所完美塑造，只有少數“教育廢品”是例外。這樣教育出來的國民雖擁有從事專門職業的技能性知識，但在自覺理性、獨立思想、判斷和說理能力方面非常薄弱。他們往往缺乏自我管理的要求和能力，在民主社會不可能成為合格的主公民。

學校的前宣傳，它的原意也許並不是要塗害學生，但它貫徹的那種宣傳意圖卻對學生有深遠的危害。埃呂指出，誰只要運用了宣傳這種非民主性質的工具，或者毫無警惕地運用了這種工具，誰就不可能不受它之害，不可能在運用的過程中不被這工具所敗壞，對那些為“良好目的”而運用宣傳手段的人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