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又是清明。

據報道，這一天陜西電視台要舉行2004中華大祭祖電視直播。

真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毛澤東時代的故鄉，一到清明，每家只能彼此心照不宣地偷偷上墳，過年祭祖也都關起門來，紙錢燒完就趕緊掃掉。在自己家裏都像作賊一樣。小百姓家的祖宗不能公開祭祀，那些被稱為始祖的，當然也不例外。
想不到，如今祭祖又成為香餑餑了。

就一個炎帝，山西稱炎帝陵位於高平市的莊裏村，那裏的炎帝陵是中華第一陵；陜西則說炎帝陵座落在寶雞市南郊的常羊山頂，那裏是炎黃子孫謁陵拜祖的聖地；而湖南酃縣認為它那裏才是炎帝陵的真正所在，就連縣名1994年都幹脆改成了炎陵縣。
黃帝陵在哪裏倒是沒有那麼多的爭執，除了陜西黃陵縣好像還沒有第二個地方也建黃帝陵。可是各地並沒有因此而減少了祭祖的熱情。

這不，河北涿鹿有炎、黃、蚩三祖堂；河南沁陽有中華祭祖壇；湖北隨州祭祀炎帝的生辰；北京長城華人懷思堂炎黃二帝同祭；甘肅天水有中華始祖伏羲園，就連貴州凱裏，也在香爐山建了個“蚩尤陵園”，依據是，“蚩尤是上古時期和炎帝、黃帝共創中華文明史的三始祖之一，是苗族人民的祖先”。

各地爭相建陵祭祖，除了那些公開宣稱的祭祖意義之外，自然也有商業利益的考慮。當然，這也不是說絕對不能在老祖宗的蔭庇之下，通過募捐、旅遊、投資等等，千方百計從一個側面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我不認為，也無意於認為，祭祖本身有什麼必須非議的地方，如果個人願意，哪怕是千裏迢迢去尋根謁祖，無論所費多少，祭祀規模大小，那都屬於個人自由選擇的範疇。哪怕是一個人自己搞點為某些人所詬病的祖宗崇拜，我也還是堅持認為那屬於他個人的自由。

但是，什麼情況下政府可以參與公祭，就如同搞國葬一樣，應該有法律根據。因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所費也是納稅人的血汗。而且當我們想到搞諸如像祭祀炎帝黃帝，甚至伏羲蚩尤這樣的祭祖活動，能夠在一些人中間激起認同感、自豪感和使命感的同時，我們也應該像屈原所說的那樣，“瞻前而顧後”，不能只顧利而不想到弊。

如果官方參與進行中華大祭祖，從憲法角度來講，跟信仰自由不相吻合。應該說，祖宗崇拜，比如進行祭祀、舉行道場等等，屬於公民的信仰自由問題。只是我們在看到祭祖在某些國民或者民族心目中的分量時，還應該想到，可能另外有些國民或者民族卻沒有這樣的傳統習俗，甚至祖宗崇拜還是他們的禁忌。在許多人眼裏，每年4月5日前後的清明節被說成是“海內外華人祭祀祖先、緬懷祖先的共同節日”，其實藏族、俄羅斯、哈薩克等民族根本就沒有清明節，難道具有中國國籍的俄羅斯族裔人就不是“華人”？當然，香港那些英裔中國籍公民和澳門的葡萄牙裔中國籍公民也沒有清明節祭祀的傳統。也就是說，在清明節那天有祭祖傳統的並不是全體中國國民。況且黃帝也不是像孫猴子那樣，是石頭裏蹦出來的。按照《史記》的說法，他是少典的兒子，母親是誰沒有記載。黃帝可以祭祀，少典不也得祭祀？並且得一直追溯下去。要不然怎麼能夠稱為“始祖”呢？最後就只能是尊奉在黃帝之前的女媧為“始祖”了，因為傳說中是她造的人呀。可在信基督教的人看來，人類的始祖卻是亞當和夏娃呢。那麼財政應該支持誰呢？如果陷入到這樣的旋渦了，是否背離了政府應有的職責了呢？可以說，無論是官員出席祭祖儀式，還是財政直接投資或者資助，都是公共權力對信仰自由的幹預。由於在中國的情境裏，許多企業屬於國有，比如電視台都是國家資產，因此，這類企業參與或者資助祭祖，實際上也屬於公共權力介入信仰領域。而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國家有義務保障國民的信仰自由，其中一條就是在不同的信仰間保持中立，不偏不倚。中國要行憲政，就不能不考慮這個大前提，不能不尊重這個大前提。

從法律角度來說，中國的國籍法並沒有明文規定世界上哪個國家或者哪個種族的人不可以加入中國國籍。因此從法理上講，任何國家的公民或者無國籍人，只要符合相應的條件都有可能入籍中國。可以預見的是，隨著國際交往的日益密切，更多的中國人將獲得他國國籍，同樣地，根據我國的國籍法，許多的外國人或無國籍人也將可能並有渠道加入中國國籍。假使猶太人愛因斯坦，或者黑人喬丹加入了中國國籍，難道他們一下子就成了炎黃的子孫？更何況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使得中國人的構成更加覆雜，比如，有了大量英裔和葡萄牙裔中國人，我們也要他們稱自己是“炎黃子孫”嗎？這時，如果官方參與進行中華大祭祖也有違政府代表全體國民這一原則。

當海外的人回來祭祖時，我們欣然將它視為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表現。可我們別忘了，他們中有的人已加入他國國籍。同樣，擁有中國國籍的黑人、白人，不也可以不認炎黃作祖宗，而去非洲、歐洲尋根？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的根是在非洲、歐洲或者以色列，難道這不是他們的個人自由嗎？邏輯上講，我們沒有理由反對非洲會歡迎喬丹，以色列也會歡迎愛因斯坦。

況且，傳統儒家文化最講究尊崇列祖列宗，倘若讓格薩爾王的子孫、成吉思汗的後代、哈薩克族人的兒女……亦稱炎黃子孫，按照儒家的標準，豈不是有忘了祖宗之嫌？當年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翦伯讚是維吾爾族人，他就說過：“我的族人，也並不是所謂‘黃帝’的子孫，或是大漢族的一個宗族，而是來自新疆，所謂西夷之人也。”現在散居於伊犁等地的俄羅斯族，是18世紀末20世紀初才從俄國境內陸續遷來的，也還有其他種族的人不斷入籍中國，難道可以一概統稱“炎黃子孫”？更何況我國有些民族，如朝鮮族、哈薩克族、俄羅斯族、蒙古族、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等，甚至在別的國家裏是國民的主體部分。如果將炎黃二帝稱為生活在我國的所有民族的共同祖宗，就會面臨這樣的尷尬：有的民族分布在好幾個國家，如哈薩克族，豈不是居住的國家不一樣，祖宗也得不一樣？

只要稍加思考，就會發現，如果不是所有的中國國民都能夠簡單地稱為“炎黃子孫”，這樣一來，官方參與進行中華大祭祖，實際上等於要所有國民都將炎帝黃帝認可為自己的始祖。而從法理上講，政府只能是所有中國國民的代表，而不是某一個民族或者某些民族的代表。所以說，官方應慎重對待“中華民族”、“中華”、“華夏兒女”、“炎黃子孫”等習以為常的說法，否則，非但沒有能夠起到預期的效果，還可能產生本來想極力避免的負作用。

比如，按照新華詞典的解釋，中華民族“是我國各民族的總稱”。而通常又說，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那麼中國公民和中華民族又是什麼關系呢？要知道，在中國公民中，就血統而言，有猶太人、吉普賽人、英格蘭人、葡萄牙人、日本人、馬來人、印度人……等等，人數或多或少，多則以千計，少則可能就一人，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使得這個現象就更明顯了。根據憲法，作為公民，他們和其他公民是平等的，膚色、民族、種族的不同不能成為一個公民遭到歧視或者忽視的原因。如果說，“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那麼這就意味著沒有上面提到的那些血統出身公民的位置。如果說中華民族不能涵蓋所有的中國公民，而是一種交叉關系，有可能出現一個人是中國公民，卻在“中華民族”裏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麼從政治上和法律上來講，這就非同小可的問題了。為了避免這樣的尷尬，要麼不用中華民族這個詞，要麼將所有國民都涵蓋進去。可這樣一來，將炎帝黃帝稱為中華始祖，並進行公祭，還是意味著等於官方認可炎帝黃帝也是加入中國籍的黑人的祖先。顯然，這就有些欠妥了。

而且官方參與公祭炎帝黃帝意味著將祖宗崇拜提升到了國家層面。其實，炎帝和黃帝只不過是傳說中兩個遠古部落的首領罷了，雖然沒有三宮六院，但也不會只是兩個光桿司令，有老婆也有臣民。中國不是有百善孝為先的說法，臣民們的子孫怎麼能認炎黃二帝作祖宗呢？更何況祖宗也不能只是兩個大男人呀。在傳說中，養蠶織絲的發明者嫘祖，不就是黃帝的老婆，為什麼沒有被當成祖宗祭拜呢？祖宗裏怎麼能是有男無女？難道這裏面不是包含著父權崇拜和領袖崇拜的因素？更何況炎黃二帝當時統治的地域，怎麼也不可能和現在的中國相提並論，其統治區域之外的人的子孫後代，難道也要認他們作祖宗？難道他們就沒有自己民族起源的傳說？
要知道，司馬遷在《史記》裏，也只是把黃帝列為五帝之首而已，並沒有尊他為祖宗。至於炎帝，不但《本紀》沒有他的份，就連《世家》、《列傳》司馬遷都沒有給他位置。難道是司馬遷數典忘祖？據歷史學家孫隆基考證，直到清代的漢民族主義者才將黃帝轉化為民族始祖。在中國，“黃老之術”的說法，表明黃帝這個“老祖宗”只不過是個搞方術的人；而儒家則言必稱堯舜，語必及三代。黃帝在儒道兩家那裏，都與“始祖”沒有什麼關系。而炎帝在典籍裏甚至不是個什麼光彩人物，《史記》就說他“欲侵陵諸侯”，而賈誼的《新書》、劉安的《淮南子》幹脆說他“無道”，這算哪門子的“人文始祖”？

時代在發展，觀念也得與時俱進。凝聚人心增強認同並不見得就必須同宗共祖。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有白人黑人亞裔人……難道只有找到同一個祖宗才能和睦相處並維系人民的團結國家的統一？平心而論，假設美國有人提出，美國人民是某個黃頭發藍眼睛的人的“××子孫”、“××兒女”，如果再有政府參與其間，那非鬧翻了天不可。那些中國移民的後裔難道會默認而不是抗議這種做法有種族主義之嫌？

其實，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國度並熱愛她，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們同宗同祖，而是有更高更根本的理由存在。要不怎麼解釋同室操戈相煎太急呢？這個道理中國人很早就明白。孟老夫子就認為，如果“發政施仁”，就天下歸心了：“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逵諭酢薄＃ā睹獻?#8226;梁惠王上》）沒有看到孟老夫子說過同一個祖宗就會團結統一之類的大道理。而今中國更應該超越孟老夫子。就像憲法修正案所指明的那樣，尊重和保障人權，使國民能夠過著幸福自由而有尊嚴的生活，神州大地成為這個小小星球上的一片樂土。難道還有比這更牢固的凝聚人心的紐帶？（愛思想網站 2005-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