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經濟歷史的發展和現狀來看，今天的中國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在實現本身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帶領發展中國家走出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困局，讓全球經濟在激發增量的過程中，平穩達到結構再平衡。長期而言，中國也有能力帶領非西方國家，針對全球治理與國際合作體制失靈的問題進行改革，以建構一個更公正、包容、有序與可持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兩方面的內容都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責任。同時，在國際責任的構架內，中國能夠避開西方和美國對中國的潛在圍堵，正面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從而實現長期的和平發展、民族覆興的目標。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絲綢之路才顯現其不尋常的意義。

為什麼這樣說?首先，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既是這些失衡的必然結果，也使得這些缺陷暴露無遺。西方國家過度消費，政府舉債度日;美國濫用其鑄幣權，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動搖;全球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不斷增高，熱錢到處流竄，導致全球資產泡沫;國際自由貿易秩序，正被區域自貿板塊逐步侵蝕。

西方的結構性經濟失衡，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崛起有關。當代新自由主義於上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於英美國家的撒切爾首相和裏根總統時代。開始時焦點在於私有化和政府退出經濟領域。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之後，新自由主義很快就發展到世界經濟領域，主要是對經濟全球化的理想化，錯誤地認為全球化會形成完美的國際勞動分工，各國可以憑借其“比較優勢”，來促進無限的經濟發展和財富的積累。“看不見的手”和“比較優勢”是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不過，這兩者都促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西方各國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經濟結構失衡的道路，主要表現在國內產業格局的失衡、社會性投資與生產性投資的失衡、金融創新與投機的失衡等，而最終則表現為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失衡。全球化、資本外流、就業不足、過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是西方經濟結構失衡、經濟和政治失衡的結果。這表明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個改革和轉型的新階段。最近，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危機討論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政治危機。到處蔓延的抗議浪潮，只是西方政治危機的其中一個表象。

“金磚國家”缺乏足夠實力

對西方來說，問題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國家權力秩序?西方花了很長的歷史時間，確立了對產業資本主義的監管體制。現在需要多少年來確立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資本主義和制造業資本主義的監管體制呢?建立政府對企業的規制，首先需要強大的政府，但是在大眾民主下，又如何建立這樣一個強大的政府呢?如果沒有強大的政府，由誰來監管強大的資本力量呢?又有誰來制約民粹主義式的民主政治呢?也就是說，西方經濟體要達到內部各自經濟體的平衡很不容易，更何況說是國際經濟的平衡了。

西方沒有能力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非西方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夠實現這個目標呢?對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轉向發展中國家，包括“金磚國家”(巴西、俄國、印度、南非和中國)。但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能力，需要有客觀、冷靜和理性的認識。

以“金磚國家”為主體的非西方國家的崛起，的確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一波全球化過程中，最顯著的國際經濟現象。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裏，這些國家的經濟取得了高速的發展，在世界經濟的版圖裏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些國家也成為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不難理解，人們開始把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希望放到了這些國家。

不過，這些國家還遠遠沒有能力來平衡世界經濟。這裏有很多原因。和西方相比，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規模和總量還是比較小。盡管在快速增長，但要平衡世界經濟的實際能力，必然受到其客觀經濟規模的制約。除了中國，其他國家的經濟規模遠遠小於西方主要國家。金磚國家中，其他四國經濟的總量相加還沒有中國一國大。金磚國家的總體經濟規模在擴大，也在產生一些外部影響力，但這並不自然轉化成為平衡世界經濟的能力。要平衡世界經濟，必須回到用什麼方式來平衡這個主要問題上來。在這方面，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都一樣：即使有實際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來拯救世界經濟。

這些國家也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它們各自的經濟本身也同樣避免不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這些國家沒有自己主導的“貨幣基金”、“世界銀行”、“美元”或者“歐元”。西方的衰落並不表明非西方國家的自動崛起，因為它們還沒有獨立運作的體制能力和權力。

盡管這些國家開始意識到，在西方主導下的國際經濟體系內運作的局限性，並且也開始協調它們之間的政策，但是它們還遠遠沒有能力成為一個類似目前西方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很難想象，這些國家很快能夠發展出有效的協調機制，更不用說是建立類似西方所確立的體制了。不管它們怎樣不滿意現存的世界經濟體系，它們還是要在體制內發生作用，而不可能另起爐竈。同樣重要的是，因為這些國家還都是發展中國家，在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間裏，它們最關註的還是它們內部的發展。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這些國家的內部轉型正在為各國政府產生越來越大的壓力。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承擔起國際責任還有待時日。它們可以承擔國際責任，但必須是通過幫助西方確立體制的途徑，或者幫助西方的途徑來完成。

在這樣一個覆雜的世界經濟環境中，相比較而言，只有中國有能力在求得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承擔國際責任，去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2008年以來，中國成功地避免了西方危機波及自身。在過去的幾年，不僅自己維持了高速經濟增長，在客觀上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不過，也不可否認，這一過程導致了一系列的經濟結構失衡，包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失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失衡、生產性投資和社會性投資的失衡、投資和消費的失衡等等。中國需要很長一段歷史時間，來重新實現經濟結構的再平衡。絲綢之路的意義，就在於在幫助實現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同時，實現中國本身經濟的再平衡。

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是如何選擇再平衡的目標及如何實現再平衡。客觀地說，西方也需要中國在平衡世界經濟過程中扮演重要作用。在中國政府掌握了巨大財富(例如龐大的外匯)的情況下，西方政府都在盯著中國政府手中的錢。中國需要去幫助西方平衡經濟嗎?的確，2008年危機發生之後，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有人就提出要推行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對西方經濟實行拯救。

二戰後，美國推出了龐大的馬歇爾計劃幫助歐洲，主要是出於其地緣政治考量，主要是和當時的蘇聯競爭。這個計劃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項目，更多的是戰略項目。相比之下，無論和今天的歐洲還是美國，中國並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關聯，也不存在共同的敵人，中國和西方美國之間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又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可以和西方做生意，但要推行大規模的拯救計劃，可能性趨於零。

最大的戰略失誤

中國拯救西方，即使有可能，也會是最大的戰略失誤。對西方實行馬歇爾計劃，只是那些對殘酷的國際政治現實無知的人天真的想法。盡管西方需要中國，但是只要西方內心消除不了對中國崛起的恐懼，西方所需要的只是中國的支票。自從蘇聯解體之後，中國越來越成為西方所認定的“競爭者”，甚至“敵人”。雖然近年來俄國不斷挑動西方的神經，但很難威脅到西方。隨著俄國的覆興，它會收覆一些在蘇聯解體之後所失掉的地緣政治利益，但很難像蘇聯時代那樣，對西方構成真正的威脅。在西方眼中，能夠構成真正威脅的是迅速崛起的中國。在今後很長歷史時間裏，隨著中國的繼續崛起，西方的這種認知不僅不會減弱，而且會越來越高。中國所面臨的來自西方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極其覆雜。中國經濟和西方經濟一體化程度已經不低，西方經濟形勢不可避免要影響到中國。再者，國際和平仍然是中國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能夠對中國構成真正戰略威脅的，也是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而非其它國家。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在戰略上要和西方尤其是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來維持和平的架構;在經濟方面，中國也要盡可能幫助西方。不過，中國要清醒地意識到，中國不能依靠西方而崛起成為大國;相反，在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要“自力更生”，努力打拼自己的大國地位。

大國地位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更不會是人家送給你的，而是鬥爭出來的。中國需要實行自己版本的“馬歇爾計劃”，但這個計劃絕對不是針對西方，而是針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就是今天人們討論絲綢之路的戰略意義，因為它就是中國版本的“馬歇爾計劃”。當然，中國應當通過容許和鼓勵西方國家和企業的參與等手段，比美國版本的做得更好，實現更包容和可持續的發展。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愛思想網站 2015-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