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很多企業家會關註這些問題：中國是不是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擺脫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到底是個什麽概念?進入中等收入陷阱，投資機會是不是比以前小了?我試圖就這些問題和大家做一個分享。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發展規律

 這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甚至4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歷史發展直接相關的。學界以西方標準來劃分，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

 古代社會：以羅馬帝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經濟和政治的穩定繁榮;

 傳統社會：公元五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一直到十五世紀，所謂的千年黑暗時期，其實中世紀並不黑暗;

 現代社會：從十五世紀文藝覆興開始，西方進入現代社會。

 關於三個階段的劃分也都是見仁見智的，但是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代表著西方社會、民族翻天覆地的變化，給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危機。

1.中國現代化的轉型

 英國首先轉型為現代國家後，別的民族別無選擇了，必須跟著現代化，要沿著這個軌跡向前發展，在歷史長河中，像中國這樣不斷自我循環的方式跟不上世界步伐。現代科技、軍事顯示了壓倒性的力量，迫使中國在鴉片戰爭後，認真思考如何從傳統社會進入到現代社會，也迫使日本在19世紀中葉開始明治維新，迫使德國在19世紀中葉，從農業化國家進入工業化國家，啟動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經濟上的突出特征是工業化，由農業經濟轉為工商經濟。社會結構上的突出特征是從農村轉向城鎮，城鎮成為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中心，不再是以前傳統社會那樣以農村為基礎。

 19世紀中葉之後，德國和日本緊隨英法推進了本國的現代化事業。中國現代化雖然可以上溯到1840年，開始則是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真正的開始是改革開放以後，這給全世界各個國家、民族帶來了經濟的超速增長。英國工業化的時候，經濟增長率就超越傳統社會;19世紀德國日本工業化時，經濟增長明顯超過了老牌現代化國家英國;我們自己親身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增長速度超過了西方的發達國家。

2.不存在所謂中國模式

 為什麽現代化、工業化能帶來經濟的超長增長?為什麽從傳統社會過渡到工商業文明會使經濟起飛?

 第一個原因是打破了傳統社會的結構，解放了資源，包括土地、勞動，後期還有資本，這些資源從封建的莊園和分設束縛中解放，資源在市場的自由流動，極大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這不僅體現為供給和需求的更好銜接，還體現在社會分工和協作得以在巨大的規模上展開，市場經濟取代了自給自足的傳統經濟。分工不斷深化提高了生產效率。

 這個效率的來源，斯密在偉大的著作中《國富論》指出了。為什麽英國能突然發力，使經濟高速增長?他考察了英國經濟，英國的土地、人力並沒有大幅度提高，經濟增長應歸功於市場經濟的發達。資源自由流動基礎上，可以進行社會分工、並一步步深化，他舉出了著名的例子，過去一個工人負責從下料到拋光的整個生產過程，即使資源總量不變，只要改變這個生產方式，就能幾倍十幾倍的提高效率。實現生產過程的專業化分工，把下料、成型、鉆孔、拋光，全都分解，每個工人負責一個環節，提高了工人技能，也使操作變得簡單，可以使用機器進行大批量生產。斯密在世界第一本經濟學著作《國富論》中，揭秘了市場經濟的有效，表現為能在市場價格信號的指導下，進行社會分工，提高生產效率。

 第二個原因是現代化過程中，世界各國建立了產權保護制度，特別是在英國。保護私有產權的制度，刺激了資本積累和技術創新。沒有私有產權保護，企業家不會進行長期的研發投資，不會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技術創新。這個觀點是諾獎得主諾斯提出的。他說英國的發展不是因為技術發達，而是因為其制度有效保護私有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這是企業家持續投入經濟現代化的根本原因。

 從這樣一些歷史事件來看，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並沒有什麽奇跡。每個國家、民族在工業化、經濟現代化過程中都有這樣的經歷。從世界範圍、歷史角度來看，工業化、城鎮化都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存在什麽中國模式、中國特色。

3.經濟增長無法持續的根本原因

 在工業化之後，我們觀察到世界各國都有這樣一個現象，就是經濟增長停滯。就是現在通俗講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們要關註這個現象及其背後的邏輯。為什麽在初期工業化之後，大多數國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這些國家可以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以前蘇聯和東歐的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在國家力量推動工業化的過程中，也曾經獲得經濟的高速增長，但到一定程度，如同1980年代前的計劃經濟國家，它在趕上西方國家的路途上，差距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經濟上、技術上的停滯不前，是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衛星國解體轉型的經濟方面的重要原因。為什麽他們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一個是市場的缺失。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市場的空間，資源、效率長期低下，民間激勵不足，沒有創新的動力，技術落後，單純依靠國家的強制資本積累來驅動經濟增長，必然導致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這就是我們所稱的“索羅的詛咒”。

 索羅教授是MIT的經濟學教授，以增長理論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獎。他的洞見就是，一個國家可以依靠資本積累、依靠投資來實現一定程度的工業化，來實現經濟超出傳統經濟速度的增長。但是這樣的增長無法持續的根本原因，在於資本的邊際收益遞減。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的長期失效，使其對外無法承擔冷戰軍備競賽的動速，其低效率的經濟背上了軍備競賽的沈重負擔;對內不能夠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所以這個經濟形式就難以為繼了。1990年前後，這些國家的經濟制度紛紛開始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

 從世界的範圍來看，計劃經濟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市場的缺失，使私人資本無法發揮他的創造力，技術上長期落後，僅僅依靠國家官僚體制增加投資來推動經濟的增長。

 第二類，是東南亞和拉美的權貴資本主義，或者叫民粹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國家雖然存在著市場，允許私人資本的經營，但是由於政治結構、制度體系所決定，私人企業家沒有把他的精力、時間和資源更多的用於技術創新和理性經營，而是更多的用在和政府建立密切的關系，運用政治上的行政權力獲得資源和市場方面的優勢，壟斷資源、壟斷市場而獲取利潤。結果是這些國家的經濟效益和技術水平，也像計劃經濟國家一樣，長期處於落後狀態。

 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政客用福利和空頭承諾換取選票，用民粹主義的一些政策和措施，當選之後造租尋租與商界勾結。在這些國家實行的是人治而非法治。為什麽我們要反對人治實行法治?從經濟學角度講，人治提高了交易成本，市場效率無法充分的把握，而法治有明確透明的規則，可以建立起穩定的預期。這種有穩定預期的情況下，企業家才可以進行長期的個別的研發投資。只有明確規則才能顯著的降低交易過程中的交易成本。

 中國企業家都在抱怨說交易成本太高，因為過去有掌握公權力者吃拿卡要。你最痛苦的不是交易成本，而是不知道他要吃什麽、拿什麽、卡什麽、要什麽。沒有明碼標價，你需要去猜測，所以這個交易成本不僅僅是吃拿卡要那一部分就能表明的，而是遠遠大於吃拿卡要這些成本。企業家沒有一個明確的預期，市場上沒有制定明確的規則，事情就很難辦。不怕繁難的規則，就怕規則不明確。市場之所以要強調法治，就是要明確規則降低交易成本，就是要樹立起穩定的內在的機制，使企業家能進行長期的商業投資和計劃，特別是在當前極為重要的研發方面的投資。

 由於東南亞拉美實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交易成本高居不下。雖然有市場，但是效率低下，又沒有創新，企業家的精力都用在和政府權力拉關系，這樣的經濟到了一定程度就更加容易形成中等收入陷阱。

 還有另外一類國家，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低等收入陷阱，比如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他們不能建立穩定的秩序，工業化、服務化無法發展，到今天依然是傳統經濟方式，使得他們長期的陷入低等收入陷阱。（愛思想網站 2016-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