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名土家野夫，本名鄭世平，1962年生於湖北恩施。中國自由作家，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小說、論文、劇本等100多萬字。2006年獲“第三代詩人回顧展”之“傑出貢獻獎”，2009年獲“2009當代漢語貢獻獎”，2010年憑借《江上的母親》獲台北2010國際書展非虛構類圖書大獎，《鄉關何處》獲2012年度《新周刊》新銳榜年度圖書。

《鄉關何處》悄悄地火了。一本散文集，成了讀者心靈互相碰撞的“文林秘笈”。

2012年歲末，作者野夫在中國政法大學等高校演講，標舉“邊鎮少年的夢想之旅，鐵血男人的雄性教育”，一時聽者如雲，網友、大學生、教授中都有他的粉絲。

野夫曾經是一個詩人，親歷時代大變革的風起雲湧。2004年才重新開始在網絡上寫作，第一篇文章是《別夢依稀咒逝川》。那時候，野夫還不會打字，用手寫板花了一個多月時間寫出來的。第二篇文章是《江上的母親》，悼念他失蹤十年的母親。文章放在網上後，引起了網友們的廣泛重視。2006年，野夫跑到大理，重拾寫作。更多的時間則是在全國各地遊走。他說：“我喜歡去結交拜訪各路朋友各路高人。我更多的時間是在路上而不是在書案前。”

在作品中，野夫描繪了一個江湖世界。他認為中國傳統中有三個字可以分別用來研究中國士人的傳統：俠，隱，僚。“一個傳統的士人沒有步入仕途的話，基本上就是這三種出路。行走江湖，起身抗暴者謂之俠；協助官府，出謀劃策者謂之僚；既不惹官府不惹廊廟也不幫官府，就謂之隱，所謂的潔身自好獨善其身。在這三種路之外沒有別的出路，當然每個身份裏又可以研究一番了—比如隱，隱於山林是一種隱，隱於市井也是一種隱。因為隱於市井者要謀生，很多都去做了郎中或者算命卜卦之類的，因為這些人也都是要有文化知識的。還有的甚至是隱於屠狗者之流，這就是《遊俠列傳》裏面的荊軻、高漸離一輩人物。”而野夫本人，便是一個充滿江湖俠氣的人物，用生命來寫作。

2012年5月，野夫將這批文章結集為《鄉關何處》，副題是“故鄉，故人，故事”。野夫感慨：“老話說山河依舊人事全非，如今山河都不依舊了。雖然我的文學在講故鄉故人故事，但是我懷念更多的是一個精神層面上的故鄉。在那個精神層面上的故鄉，包含了心中遙遠的很純樸、很正派、很磊落的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裏面活著的一些人，仿佛今之古人，仿佛古之君子，是這個時代日漸稀少的事物。我們在追憶那些人的時候，實際上是對一段純凈歲月的傷悼。”

視劉道玉校長為恩公

時代周報：你是1962年出生的人，但是文風受時代的影響不是很深，仿佛是民國的那種依稀的文風，也保持了從明清小品這一路走過來的氣息，為什麼會這樣？

野夫：可能與我從小的閱讀有關系。我1968年上小學，1978年中學畢業，基本上就是在“文革”中度過的。我們是在一個偏僻的小鎮，很難讀到書，學校也不怎麼上課，我可能自己有一種很奇怪的求知欲。可能受到我外婆的影響，外婆是大戶人家的孩子，她父親是清末民國初留學日本，學法律的。她小時候上過私塾，在民國時候像這樣識文斷字的女孩不是很多。小時候，基本上是外婆帶我，培養了我的閱讀興趣。我從小很著迷地到鎮上的大戶人家去收書看，我中學以前基本把古代流行的章回小說讀得差不多了，後來又讀唐詩宋詞。

1978年高考，我是我們縣一中唯一考上的文科生。我上了大學，終於在大學圖書室裏有機會看到現代的一批作家作品，原來都是作為毒草。當我突然接觸到五四白話以來的經典文學，非常喜歡那種“五四體”，或者胡適先生稱為“放足體”。我對那種文風有一種天然的好感，它有文言的底子，但確實是新的白話，也有一些外來的句式。從那個時候比較偏好這種文風，不知不覺就形成一種習慣。詩詞曲賦，我都能寫，而且可以寫得比較地道，我的舊體詩詞比較嚴格地遵守格律，我現在可以寫標準的四六駢文。雖然在當代寫這種東西實際是沒有意義的，但它是一個個人修養，就像武術的站樁一樣，站樁跟打架沒有基本關系，但是站樁一定是武術的基礎。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我今天好像有點民國風的文風。

民國的文風，在主流的媒體也好，大學老師裏面也好，好像是斷的。但是在民間，我認為有一種隱隱的傳承。中國道統一直在民間，整個廊廟被破壞的時候，在民間是在傳承的。禮失求諸野，歷來王朝顛覆了，但是道統、禮俗隱隱在民間傳承。比如，我寫過我的一個大學同學李如波，他後來自殺了，我寫舊詩受他的影響很大，甚至我的文風也受他的影響，他寫我的幾十封信一直保留到今天。我16歲上大學，他28歲上大學，他是“文革”前的高中生，他的爺爺是民國年間的私塾老師，也算中國的鄉村知識分子，古代叫村學究。老李的每一封信我都很喜歡讀。他是一個普通人，但是我覺得他的文章就是得了民國風。我也喜歡看民國的大知識分子之間寫的信，郁達夫、豐子愷的信很有意思，那種文風是非常舒服的。

還有一個我還沒寫的人物，叫簡笠。簡笠是一個民國年間的大學畢業生，後來在利川完全過著農民的生活，我父親帶著我經過他的茅草屋的時候就說：“這是我們利川的大才子，後來打成‘右派’開除了。”我就到他們家去找書看，簡先生那時候是農民，“文革”結束以後平反了，重新把他弄回來教書。他成了利川一中的老師。我們是兩輩人，他是當時利川一中古典修為最好的人，他能寫一手標準的舊體詩詞，我跟他有很多詩詞唱和。民間的傳承在我們那個偏僻的少數民族地區，反而還隱隱存在。在中國的廣大山野間，每一個縣都有類似這樣的人存在，還保留了遺民風。

時代周報：後來你去讀武漢大學，是不是很重要的人生轉折？

野夫：我認為是很重要的。每個省都有邊遠的山區青年，就像當年沈從文在湘西，他就有一個夢想，要到北京來。他租一個小破屋住著，寒冷的冬天，一個人默默地給副刊寫稿子。多數的邊遠山區的孩子都有一個要走出深山的夢，這個夢激勵著一代一代的讀書人。在我的童年，也從來沒有出過山。外婆跟我講火車、輪船，城市的房多高，街市多寬，在我的童年無法想象都市的模樣。我外婆跟我描述火車像一條龍，呼嚕嚕怎麼奔騰而來，那時候我們連電影中都沒看到過火車。我對遙遠的城市有一種好奇的夢，不是要到城市去成名成家，當官發財。那是一個遙遠的世界，無數的新奇吸引著我要去看一看。所以我很感謝劉道玉校長，一直視劉道玉校長為恩公，因為全國的大學自他開始搞的這種招生改革，就是面對社會招插班生，在社會上已經有一些成就的人，沒有本科文憑的，可以考武大，直接進去讀三年級，讀兩年拿本科文憑出來。我們就考進去，改變命運了，出山來到平原上大學。因為上了武大就有重新分配的機會了，人生就有了新的選擇。

時代周報：在上世紀80年代，武漢大學的學術風氣是相當活躍的？

野夫：（上世紀）80年代的武大在全國高校排前十名是毫無疑問的。劉道玉治校，率先搞學分制，學生就自由了。當年鄧曉芒、易中天都是講師，今天易中天的風采實際在那會兒就有，教室窗戶上趴著人聽他的課。我跟易中天那會兒已經是亦師亦友的關系。上課間歇，我們就上去互相遞煙，抽煙聊天，可以到他家去喝酒。那時候老師不僅講課，晚上還開一些講座。武漢處於珞珈山和東湖周邊，湖山一夢系平生，關系著我的平生。

80年代的詩歌至今無法超越

時代周報：你在（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狂熱的詩人？

野夫：我那會兒主要是詩人。（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詩歌運動如火如荼，全國的詩歌社團應該是幾萬個。我們偏僻的鄂西就有幾個詩社，在文學上幾乎沒有人註意的地方都有幾個詩歌社團。（上世紀）80年代的詩歌運動是很有意思的，詩歌運動常常伴隨著思想運動，詩人是這個社會最不安分的一個群體。那時候詩人到處流竄，就像武術練了要去對拳一樣的，出去切磋，一見如故，就去你家吃你家住了，穿上你的衣服脫下他的衣服然後就走，這是第三代詩人運動裏面的一個常見現象。我當時在武漢接待了大批詩人，詩人們去哪裏，都知道心中是要拜訪哪幾位詩人，就去串連。這是一個奇特的景觀。

時代周報：現在看來，（上世紀）80年代的新詩，藝術水準如何？

野夫：新詩的藝術水準，如果不算民國年間，我認為詩歌所達到的鼎盛在（上世紀）80年代，至今沒有超越它。其中，我最推崇的是李亞偉，我認為他創造了一種新詩體，而且是最具有個人風格的新詩體。李亞偉的修辭是一種很獨特的修辭，真正耐讀。那時成名的新詩人集體水準都不錯，但是有一個弊端：把詩人的名字抹去，把一百個詩人的詩放在一起，光讀詩很難讀出來這是誰的詩。但是李亞偉的詩，混在人群裏面，不署名，基本上都是能認出來這是李亞偉的。我認為一個成熟的作家要有自己的風格，就像開餐館一樣，要有一道獨特風味的獨門菜，這個菜館就會有很多食客。

時代周報：詩人中有兩個現象，一個現象是早年寫新詩的人晚年寫舊體多有佳作，典型的例子是聶紺弩，早年寫新詩，也寫雜文，但是晚年的舊體詩，50年來無出其右。

野夫：目前，還沒有一個人超越他。我近些年來所寫舊體詩，都是想學聶紺弩的。我認為聶紺弩是對舊體詩的一場革命性推進，如果舊詩還有生命力的話，必須要有一批聶紺弩對舊詩進行一場革命。這種革命是一種有限的革命，就是不能打破傳統的格律，哪怕是用白話、英語單詞寫的舊體詩，它都是有格律的。但是它又確實舊瓶裝著新酒，把當代事物用進去，而且還韻味十足。寫聶紺弩這種風格的舊體詩，並非聶公一人，還有楊憲益、啟功、邵燕祥等。當然這裏邊，聶公寫得最好。他把白話引入舊詩，真是漂亮至極，你看，“山徑羊腸平似砥，掌心雞眼軟如綿”。腳板生雞眼這種俗事，都用到舊體詩裏，用得那麼好。而且雞眼對羊腸，太絕了。

時代周報：詩人轉寫散文，文風常常別致。像北島以前寫新詩，後來的散文就寫得非常好，這也是另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

野夫：一切的語言文學中，詩歌是極致，是對語言的一種頂級訓練。真正受過詩歌良好訓練的人，語言是有語感的。語感又是一個很難說清楚的話題。當我們不寫詩歌來寫散文的時候，我自己創作的實踐中感受得到，一個句子寫在這兒，這個字多余了要把它刪掉，覺得這兒差一個字要補上。就像一個作曲家，覺得這個音符用在這兒很生硬，要把這個音符拿掉。散文不押韻，其中的韻律感是語感在起作用。語感的句式這一句長這一句短，表面上看是信手拈來的，對寫作者來說實際是有匠心在其中的。我也喜歡北島的散文，我相信他的散文也是與詩歌語言訓練分不開的。我自己知道，我的散文與我的詩歌的底子是分不開的。

還有，詩人觀察人有一些獨特的感覺。為什麼說詩人多愁善感，是因為他敏感。一片落葉落在我們倆面前，詩人會在心裏面動一下，而普通人覺得大自然就這樣，落葉是很正常的現象。所以，詩人寫人的話，會關註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會另覓不同的觀察角度，我們經常說：這個細節打動人。

江湖的傳統其實沒有斷過

時代周報：你的作品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就是“江湖”。從《史記》裏面的《遊俠列傳》，到晚清的譚嗣同與大刀王五，這種傳統發展至今有沒有斷？

野夫：沒有斷過。自古江湖社會和廊廟是對立的。無論是清代還是民國，江湖是合法存在的。整個西南地區，高官巨賈教授名人很多都是袍哥子弟，因為袍哥分有渾水袍哥和清水袍哥，渾水袍哥是有點江湖打擦邊球的範圍，清水袍哥是士紳階層的，完全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不幹為非作歹的事情。但是這種組織化的江湖不存在了，並不意味著整個江湖傳統、江湖道義不存在，這些東西是一直在默默傳承的。香港、澳門、台灣到現在，江湖都是合法存在的。為普通人維權也好，為社會公益說話也好，行的是最古老的俠義道。墨子的精神的傳承，扶弱抗暴，俠者之流是奉墨子為祖的。這種偉大道統是中華民族最寶貴的一支精神傳承。這種傳承現在民間還廣泛存在，類似現在各種NGO組織，我認為江湖翻譯成外文就是NGO，非政府組織。

時代周報：你在民間碰到類似的江湖人物多嗎？

野夫：我算是碰得比較多，我寫了一個灰色的人物，就是王七婆。他不是安分守己之人，他有行俠仗義之處，為朋友兩肋插刀，但他也有類似於雞鳴狗盜之事。這一類人生活在社會的邊緣，不能稱之為俠，但是又不能簡單地把他歸類於黑社會。江湖和黑社會是完全不同的。江湖是個中性詞，黑社會是個貶義詞。在一個開放的社會，一定要容許民間社會的發育，江湖就是民間社會發育出來的。民間社會越發育，政府才可以越來越小，社會越來越大，應該提倡的正是大社會小政府。

過去鄉下有什麼事情，找袍哥大爺投訴，袍哥召集幾個大爺來一起議事，大家都叫到茶館，甲乙雙方，互相來舉例說對方的是非，大家聽完以後就一起在茶館裏面斷出是非。這叫“吃講茶”，吃講茶是整個西南地區曾經廣泛存在的民風。不需要官府插手，幾個鄉紳就把這個是非斷了。我是主張未來社會要開放一部分空間，容許民間社會的充分發育。基層社會一定要提倡自治，過去朝廷皇權不下縣，縣以下都是屬於廣大的自治。未來中國的權力也要收縮，要退出，要從很多領域裏面退出。

時代周報：講到文學，梁羽生、金庸開創了一個獨立的武俠世界。胡金銓、張徹拍的電影也開創了一個新的電影世界。這種風氣在香港風生水起，而且成為香港文學、電影的主流。

野夫：甚至成為世界電影的一個類型，世界文學的一種類型。但這不是橫空出世的，因為武俠小說自古都有，唐代的筆記小說裏面有虬髯公，更不要說民國年間的平江不肖生那一類的，鼻祖要追到《遊俠列傳》。太史公的《史記》應該是國家的正史，把遊俠這一個邊緣的群體專門寫進列傳，可見他如何看重這一種人群與文化。我認為金庸他們稱之為新派武俠小說，是有創新的，但是其來有自，不是橫空出世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寄托文人的一種理想，其實武俠小說是寄托了很多人的理想。因為社會黑暗不公是任何時代都有的，越是黑暗的時代越渴望有一種俠。

美國人也渴望有蝙蝠俠，都渴望超人，都渴望一個幾乎是像上帝一樣公平公道公正的人來到這個世界，代我們出一口惡氣，這是一種人類的夢想。

每一代都會有這樣的夢想，渴望道義，渴望正義，渴望公義。

繞不過的故鄉

時代周報：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演講中專門提到他的母親。你的書裏，講你的家鄉，寫到你的外婆、母親、父親、伯父、叔叔、朋友、老師。早年的記憶是不是文學非常重要的源泉？

野夫：我最初的啟蒙不完全是文學的啟蒙，還有生活的啟蒙。我相信莫言的母親像我的母親，都是來自於普通世界的草根人物。我們並沒有家庭的文學熏陶，我們並不是來自於知識分子家庭。親人對人的智慧的最初啟發，肯定是影響著一生的。你的父母輩是善良的人，你成長多半會是一個善良的人。你的父母是一個與周邊鄰裏天天打架吵架，對人很壞很惡的人，這樣的孩子多數也會變成一個與人很難相處的人。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比較講究傳統道德的家庭，一些教養從吸奶開始就滲入血液了；當寫作的時候會變成墨水宣泄出來。從我個人經驗是這樣感受的，以至於從我的一些朋輩中間，我能看到這樣的一些影子。

我跟人交往，要是覺得這個人很不錯，由於原來不是一同成長的話，我常常愛打聽別人的家事，常常會問：你父親做什麼的，你爺爺、外祖做什麼的。我認為家世的影子是存在的，我這種血統論不是“文革”期間的血統論。我的血統論毫無疑問是從科學的角度看人，因為西方研究分子生物學的，認為人的一切都是DNA決定的。遺傳密碼是可以被科學家破解的，甚至一個人的生老病死都與他的遺傳密碼有關系。DNA的密碼決定了人的性格智商心地甚至才華，有時我是覺得人確實是非常宿命的。

時代周報：你的書名叫《鄉關何處》，讓人想起中國人典型的情結：一種是《詩經》中《碩鼠》的“適彼樂土”；另一種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而在西方，愛因斯坦在晚年題寫過“為彼此的鄉愁”，薩義德的回憶錄則是《格格不入》。

野夫：一個生命的過程，除開父母給你的肉身這個硬件以外，還有就是故鄉給你最初的精神的軟件，給你的編程。在北京，各省人都到這來，你跟大家一起吃飯會發現，每個人其實都忠實於童年的口味。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味蕾上的鄉愁》，我們的鄉愁很多都來源於味蕾。我到國外，可以天天去吃人們羨慕的西餐，但是對不起，我不想，我天天盼著趕快回到故鄉，因為我忠實於童年的味覺。故鄉給你最初的味覺，給你最初的語言。方言中有很多詞匯的感覺，是其他地方的人無法翻譯的。同鄉之間一聽，就會會心一笑，知道那個最好的分寸的詞匯，這個詞匯是外人所不懂的，是同鄉之間的一個暗語，一個秘密。

像李白在故鄉長大了，然後要遠行求仙訪道，李白一生中也在追求學武俠。當你20歲出門負劍遠行的時候，實際上，你的硬件和軟件都在你的故鄉基本形成了。以後漫長的遊歷，實際上是斬不斷跟故鄉之間的血脈聯系的。我們出發走了千山萬水，到了異國他鄉，假設是一個寫作者的話，故鄉是他繞不過的一個巨大的話題。

沈從文離開故鄉多少年了，基本上一生都在寫鳳凰，都在寫湘西。死了，還要埋回去。我的故鄉和沈從文的故鄉都屬於同一個地域—武陵山區，自古以來都是叫西南蠻夷之鄉。我們山川風物民俗都是相似的，我奉沈先生為我的文學偶像，我非常喜歡他的東西。他們那一輩眼中看到的東西是我沒看到的，我只能從他的文章中看到我們前輩是怎麼樣的生活。我專門去了他的邊城茶峒，翠翠、擺渡的老人，恍如隔世，是我的成長的世界裏已經沒有了的。但是我看到這一輩的人物，就是我筆下的這些人，是沈先生沒見證過的，也是我的後代又將看不到的。這些古老鄉村的風景，因為時代飛速發展，整個鄉土中國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所謂山河依舊人事全非，現在是連山河都不依舊了。

時代周報記者李懷宇發自北京
實習生張海洪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