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想當作家的人，他內心總會有些自視清高、桀驁不馴的東西，所以我只當了一個月的秘書就辭職了。然後我情願去海南出版社當一個被聘用的小編輯。

我想說的荒誕是什麼？就是那個時候的牟其中，可以隨時出入中南海，八面威風。從另一方面看，牟其中是我尊敬的一個企業家，他用中國的小商品換俄羅斯的大飛機。在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已經坐過兩次牢，而且兩次都是死緩，差點就槍斃了。他第一次判死緩是因為在文革年間和幾個愛讀書思考的青年成立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在中國民間要想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是要冒著死亡危險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只能黨研究，不能民間去研究。文革時候他就因為這個罪名被打入反革命集團。就是這樣很傳奇的企業家，他的企業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非常成功。

結果在我離開大約三年多的時候，他從“中國首富”一下子變成了媒體所說的“中國首騙”，他因為詐騙罪被湖北省高級法院又一次判了無期徒刑，他送去服刑的地方就是當時我服刑的那個隊。（眾哄笑)管我的幹警現在又接管他了，這是個人生的戲劇。我出來他進去，我曾經是他的秘書，他現在又成了階下囚。（眾笑)當年看管我的幹警現在已經是我的老朋友了，對我非常友好。這就是人生的大起大伏，人的一生，像老牟，我真是覺得不可思議，三次起伏，到現在還沒有出來。他的所謂詐騙罪其實就是貸了銀行的款，資金鏈斷了還不起。在國外可能就不會被判刑了，在中國就可能判刑。

我成了出版社的編輯後，終於把我多年積累的對圖書的認識，找到了一個發揮的途徑。我編了很多很多的好書，估計你們現在讀不到，因為早已經賣完了。只要我進任何一個圖書館，進任何一個讀書人的家裏，我都敢和他打賭，你這裏一定有我編的或者說我經營的書，我每次都贏。

我編了很多好書，於是就有投資商來找我，說我給你辦個公司，你當總經理，然後給你分成。我就這樣在當了一年半的打工編輯之後，成了一個圖書公司的老總，然後從96年到06年當了將近十年。這十年使我從一個只有幾件換洗衣服、差點背一個鍋來到北京的青年變成了有房有車有公司還有幾十個員工的圖書公司負責人，終於從一無所有完成了我的原始積累。

做到06年的時候，一方面是圖書業下滑很嚴重，另一方面是我自己厭倦了，我想起我小學時候的作文——我要當一個作家。我當這個小商人雖然成功了，雖然豐衣足食了，但是我在其中並沒有獲得快樂。在這個經商的道路上，無論我再怎麼努力都不可能成為比爾•蓋茨，不可能成為柳傳志。經商的最初樂趣我已經享受了，在經商的過程中我也了解了什麼是商戰，在中國怎樣成為一個小老板，怎樣創業，這些我都懂了。無論何時何地，我相信我可以白手起家，我學會了以一搏十這個本事，學會了怎樣合理投資控制成本變成產品銷售，懂得了一些經營之道。

但是這一切沒有給我帶來快樂，為什麼呢？因為這些書分發到全國各地，要結賬的時候我都得打電話。比如長治書商欠我錢，我得催“一萬塊錢，你該結賬了。”這很敗壞人的心情。我覺得我活到四十多歲還是一個天天跟人討賬的人，就像黑社會的生活，（眾笑）沒有意思，我覺得我該寫作了。

不寫則已，我一寫一定會寫出中國很多體制內的作家想都不敢想的東西，因為我的經歷是獨特的，我幾十年的坎坷崎嶇-——今天在這講的只是冰山一角。我知道我要寫的話，完全不能依賴在國內媒體發表來博取自己的榮譽。但是當我決心重新拿起筆的時候，網絡給我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就是不需要你雜志發表，不需要你官媒認可，你們愛發不發。你們要記住一點：是金子總要閃光的。就是說你的作品一定要足夠好，能打動人，你不用在任何刊物發表，一樣可以名滿天下，更何況這是一個網絡的時代。你們想一下唐詩宋詞，那時哪有發表的地方，不照樣留下來了嗎？更何況今天的網絡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自由創作、自由發表的時代。只有你想到要去官媒發表的時候，你才會感到不自由，你不去想的時候，你的一切、你的生命都是自由的，一定要做一個自由的人，我認為自由是人類最核心的價值。

於是我重新拿起筆來開始寫作——這時已經不能叫重新拿起筆來，已經變成鍵盤寫作了。雖然我到今天為止都是“一指禪”一個指頭打字，（眾笑）但一樣可以寫出好作品。我從06年才開始網絡寫作，我這樣一個快五十歲的人像二十幾歲的青年人一樣，成了網絡作家——因為首先是在網絡上傳播，然後才有很多媒體看到，拿去發表在他們的刊物上，編訂在他們的文集裏。就這樣一點一點，我終於找到了童年的夢想。

這個時候，一方面，我已經完成了個人的原始積累，寫作的稿酬對我既不構成威脅，也不構成利誘；另一方面，一個人把自己心中積郁多少年的故事一點一點地敲打出來，字字琢金，一定會在這個世界找見你的知音。我就是這樣找到了無數的知音，很多人都非常喜歡我的文章，各位朋友有興趣可以隨便搜一下，也許你會讀到更多。因為我筆下的故事奇特，但都是真實的，當然也不排除我還有一點點文采（眾笑）。

但是寫這樣的文章在網絡上發表，靠雜志轉載的稿費是不足以生存的。於是我要跟大家講，人生嘛，還是要完成一個任務：永遠要活得有尊嚴，活得自由，但是尊嚴和自由都必須要經濟獨立。你可以不是一個為錢而奮鬥一生的人，但是不要讓錢奴役你的一生。你還是要憑自己的腦袋和雙手為自己賺來一份獨立，自由，尊嚴的生活。我真心希望大家把我這樣一個老大哥、老前輩的教訓記在心中。

所以我不開公司了，把公司送給朋友，把外面欠我的300多萬賬本撕了，我必須把這些斷掉才能真正回歸文學。可我必須還要掙錢啊，於是我自學成了一個編劇，我的第一個劇本就是《父親的戰爭》，一個三十集的電視劇，黃海波，李雪健等人演的，在全國有許多個省台的衛視都播過。後來我把電視劇的劇本又改編成了一部同名長篇小說。

作為一個電視劇編劇在這個國家基本上可以活得非常自在，做編劇比做小說家和詩人更有錢，因為編劇的稿酬比較高。除了這個電視劇外，另外一個馬上要開機了，另外我也參與編其它一些電影。然後我就開始一邊編劇一邊寫自己的散文、論文和社會調查報告。我不再是商人了，我現在是行走在中國大地上的徹底的一個在路上的人。一年我都不知道要走多少公裏，一年有大半年的時間都是在各地遊竄，我喜歡這種生活。因為這種生活給你帶來的每一天都是新鮮的，你在路上遭遇的每一個人，認識的每一個朋友，見識到的每一道風景都是你人生的養分。

我在路上也見到了很多在路上的年輕人，他們也給我提供很多活法的樣本。因為我長期在雲南大理這邊，我就經常見到像你們一樣的大學生，大學畢業就離開父母自己去掙第一筆路費，來到一個小城，比如大理，來到外面就沒錢了，找到隨便一個酒吧，我來給你打工，不要錢，你管我吃住就行。好，老板往往喜歡要這樣的義工——大學畢業生。因為會有老外去泡吧，酒吧的服務員需要懂點英語的，管吃住對老板來說也很容易。然後在一個酒吧呆個把月或者半年，第一你在裏面學會了調酒，你可以成為一個調酒師，你學會了做簡單的西餐或者咖啡，這裏面的每一樣都是學問。你雖然沒有工資，但你免費學習了技能，然後當你覺得這個城市已經呆膩了的時候，想從大理到麗江，車費只需幾十塊錢，一般情況下這個時候老板會給你一點工資和補貼的，你用這個錢就可以到下一站拷貝這樣的生活。

我見過許多這樣的年輕人，一路廣西，雲南，西藏再走回北京。我說這樣的故事就是要告訴大家，許多時候，生活就是要看有沒有想象力，有沒有勇氣。我剛才從教學樓下上來的時候就看見你們的牌子——“一元錢周遊世界”，這個想法很好，並且是真正可以實現的事情。所以說，這樣一個時代還是為我們提供了各種各樣的可能。

2008年的時候，四川羅江請我去寫電視劇，那是一個小縣城，我四月三十號去了那個縣，接了這個任務準備寫電視劇，然後在鄉下調查。我正在一個土房裏采訪的時候，大地開始搖晃了，我也像所有的災民一樣奪路狂奔，跑出來的時候大地像篩子一樣顫動，我見證了四川汶川大地震。

因為我所在的這個地方距著名的漢旺鎮只有三十公裏，開車半個小時就到。漢旺鎮當時最慘的是漢旺中學、漢旺小學，死了很多學生。我逃出來了，但這個時候再去寫電視劇是不可能的，我立馬投身到抗震救災中，作為一個志願者，在四川留了下來。我在第一時間拍了大量的照片，然後在地震第九天，我將現場實拍的照片帶回到北京，舉行了地震後在北京的第一次演講，我就像這樣在屏幕上放著我拍回來的照片，一邊解說一邊演講。最後以個人之力募得了190萬現金，（眾驚嘆）帶回捐給羅江縣。後來羅江縣聘請我做政府的高級顧問，可以一起參加他們的常委會會議旁聽。大家請記住，我是一個勞改釋放犯，我的政治身份是一個——用官方詞語叫“兩勞人員”，這在中國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我在羅江縣留了下來，幫他們做重建工作。我提出了在家園重建的同時搞精神重建。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做了兩件具體的，我認為有價值的事情。一件是基層民主試驗。可能我們來自農村的同學知道，現在農村的所謂村級直選，表面看村主任是可以村民投票選舉的，但是事實上大家也知道，我們網絡上報道的也多，就是這個村主任直選，要麼是政府暗中指定，要麼是賄選，花錢在村裏買選票，要麼是村主任這一家勢力大，威脅大家投票。因此我們這個所謂的基層民主制本質上還是一個虛假的民主。然後村委書記是不能選的，必須由政府直接任命，因為屬於黨組織，人民沒有選黨的權利。

那麼我提出在一個村子裏搞基層民主試驗，因為中國早晚會走上民主之路。具體做法就是，一個村往往有八到十個村民小組，實際上就是過去的小隊大隊，大隊就是村，小隊就是組。每個組先選自己的——不是組長，是議員，農民議員，由農民議員定向代表他的對等的群眾。比如這個小組由陳、王兩個大姓組成，那就陳姓選一個議員，王姓選一個議員，你們要代表你們的族群。由村民議員組建成村裏的議事委員會，以後整個村裏的所有大事都由村民議事委員會決定。村兩委，就是村委會、村支部，只是執行機構。其實就是農民議員決策，村兩委執行。

我們現在的其他地方都是村兩委自己決策自己執行，因此激起了很多官民矛盾，基層矛盾就是這麼來的。我所負責試驗的這個村，我每年都要回訪幾次，做了幾年下來，一個在羅江縣最偏僻最落後的村子，現在看來做得非常成功，老百姓很滿意。

我這個體制外的人，按說，農村的事和我一點關系都沒有，我可以活得悠遊自在，我當編劇賺的錢足夠我揮霍一生。我為什麼還去參加這樣一些社會事務？是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作家，他的價值不僅是留下聲名。真正的作家，一個有良心的作家，還是要有社會擔當，要有社會責任感。

我們這個社會，大家或多或少都有抱怨和不滿，但是，我們該怎麼辦呢？光靠抱怨不滿或者歌功頌德，能夠使它變得更好嗎？我們要身體力行，一點一點的努力去改造這個世界，改造我們的時代。

我在羅江縣做的第二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認為，傳統中國鄉村是“皇權不下縣”，皇權都不進入縣以下的鄉村世界，而我們今天的皇權是到了村為止。這皇權不下縣的時代就是所謂封建王朝時代，因為那會也沒電視也沒廣播也不辦報紙，老百姓的社會道德教育和生活秩序是怎麼維持的？我認為除了傳統的宗法社會，鄉紳在維持，在傳遞道德教化這些東西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群體就是鄉村藝人，他們在為傳遞中國這個偉大的道統起著巨大無形的，看不見的作用。用費孝通的話說，中國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就是說張家李家都是互相熟悉的，而熟人社會它必然涉及到面子問題，比如哪家的小孩不孝敬老人，要是被說書的傳到周圍十裏八鄉去了，一定是莫大的恥辱。陳世美拋棄了糟糠之妻，被編進了戲文，他就會背上千古罵名。因此這樣一種鄉村戲劇、鄉村曲藝，他們在傳遞一些傳統的古老的道德訓條。但是今天的鄉村已經沒有鄉村戲劇了，只有電視劇，農民家家戶戶都有廣播電視機，政府在電視下鄉這方面是卓有成效的。

問題是，電視機千家萬戶都有了，但是電視節目與千家萬戶的農民似乎沒有太大關系。電視劇都是戰爭戲、宮廷戲、都市戲，極少數的鄉村戲也不是真實的農村，像《鄉村愛情》這類所謂的農村戲，那根本不代表中國廣大農村的實際情況。整個中國農村的實際精神生活，道德生活，物質生活是什麼樣的？它至少不是《鄉村愛情》那樣的。

當時我所在的地震後的羅江矛盾頻發，農民之間為了搶救災物資都出了幾條人命，地震沒死，結果在這樣一些爭搶中死去，於是我在羅江搞了一個實驗性的農民劇組，培養農民編劇編獨幕劇，培養農民演戲，讓當地電視台拍下來，剪輯出來，在自己的電視台播放。這個戲就叫《羅江故事》，純粹的農民自編自演，我只輔導了他們兩三集，他們現在已自娛自樂搞了將近二十集了。然後隨便拿一集參加國際傳媒大會就獲得了特等獎，省裏的獎，地區的獎拿得更多了。

這是我在羅江做的一個小小的戲劇實驗，我講這些故事，為的是跟大家分享。我就是這樣一個一直在路上，願意去嘗試各種生活的人。無論苦難也好，快樂也罷，我們來這個世界走一趟，就是要懷著最大的善意，盡量把這種真，這種善，這種美，分享給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這是我今天的漫談。謝謝大家。（掌聲）

我不知道大家厭倦了沒有，留一點時間提問，我知無不言。願意交流的就交流，大家不用拘謹。

現場交流：

聽眾：老師你好，我看過您的一些資料，您之前對八九這個好像大家都不怎麼談的政治事件有過涉及。我想問一下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現在我們大學生在這方面可以做哪些探討，您對我們有些什麼希望或者鼓勵？

野夫：好，20多年前中國發生了一件大事，現在政府稱之為事件，這個事件現在暫時是不被公開的。我是親歷者，不便在此和大家分享我的經歷。但這個事件必將進入歷史，所有的歷史都有待被後人去重新考察評定，去總結它的經驗教訓。每個對歷史有求真欲求知欲的同學，實際上在今天都很容易了解事件的經過，不用我在這裏轉述，謝謝。（笑）

聽眾：野夫先生您好，我想問的是，許多人在失敗後就選擇了放棄，是什麼支撐您走出人生低谷的呢？

野夫：一般來說，泛泛之談都說是信念。（笑）因為信念是個用在任何地方都正確的東西，實際上是很輕飄的一個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