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覆雜格局中，在社會認同發生激烈分化的情形下，如何敘述中國必然是不同政治與文化力量介入的場域。本文集中分析國內知識界的一種敘述形態，即在"文化自覺"這一基本訴求下展開的中國敘述。

進入新世紀，如何重新敘述並構造"中國"認同，變成了一個廣受矚目的文化與政治議題。這一議題的提出，源自特定的歷史契機，即中國在全球格局中作為經濟大國的崛起及其政治地位的改變，和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巨大變化。國內外不同力量介入的"中國模式"討論即為其中突出的一例。不過，"契機"某種程度也是"危機"的顯現，它意味著曾有的中國敘述開始面臨不同程度的質詢。比如以西方現代性規範為導向的啟蒙主義敘述，比如冷戰式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敘述，以及民族主義的中國敘述，這些在當代中國不同時期曾主導中國認同的敘述方式，已經難以整合起全球化處境下的中國社會。"中國"敘述的難題源自中國歷史與現實自身的獨特性和覆雜性。"敘述"行為本身，不僅意味著如何"描述"當下中國的現實狀況，也包含著如何"引導"社會發展方向，如何應對現實中存在的社會問題。在"全球化"的覆雜格局中，在社會認同發生激烈分化的情形下，如何敘述中國必然是不同政治與文化力量介入的場域。本文並不打算全面地討論所有的中國敘述，而是集中分析國內知識界的一種敘述形態，即在"文化自覺"這一基本訴求下展開的中國敘述。

作為一個表述群的"文化自覺"論

"文化自覺"這一說法，最早是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在1990年代中後期的多次談話、演講中提出的。其中，"文化"用以描述"人造的人文世界"(《從反思到文化自覺》)，這個人文世界是一個"覆合的整體，由各項相關聯的社會制度結合而成"(《從馬林諾夫斯基老師學習文化論的體會》)。"自覺"首先針對的是一種"不自覺"狀態："人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沒有用科學的態度去體認、去認識、去解釋，那是不自覺的文化"(《開創學術新風氣》)。所謂"文化自覺"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反思•對話•文化自覺》)在不自覺的狀態下，人們常常於日常生活與行動中實踐某種文化，但卻缺乏"自知之明"。將"行動"(或實踐)轉化為理性認知，從"行而不知"到"知而行之"，被費孝通解釋為"從實求知"的基本內容(《我對中國農民生活的認識過程》)。
費孝通強調"文化自覺"不同於"全盤西化"與"堅守傳統"，這種關於自身文化的認知活動的實踐目標，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這一訴求在1990年代後的中國語境中作為一個自覺的理論範疇提出來，則是想"表達當前思想界對經濟全球化的一種反應"。由於"世界各地多種文化的接觸引起了人類心態的諸多反應"，因此需要對自身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共存的格局做出自覺思考(《文化三論》)。這也就使得"文化自覺"同時還包含了對全球文化秩序的一種新構想："費孝通先生讀了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提出'文化自覺'與之對壘，認為沖突背後有一種秩序，這個秩序也是理想，可以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和而不同'來理解與期待。"(王銘銘：《"中間圈"--費孝通、民族的人類學研究與文明史》，收入《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三聯書店，2007年)

費孝通關於"文化自覺"的論述，包含了從個體到時代的不同層面的思考，是基於個人的學術反思，而對全球化時代多元文化和多族群生存狀態的理論描述。這一說法成了2004年成立的"中國文化論壇"的基本宗旨，並將其拓展至關於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社會認知這一普遍的理論實踐層面。

"中國文化論壇"由周凱旋、董秀玉任理事會理事長，其理事包括陳來、陳春聲、甘陽、黃平、劉小楓、童世駿、王曉明、王紹光、汪暉、余永定、蘇力等人。論壇希望回應的基本問題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如何面對全球化的挑戰?"，而其基本宗旨，則是"重新認識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促進對全球化時代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在這一意義上，費孝通闡述的"文化自覺"被認為準確地傳遞了論壇的基本思考："'文化自覺'這一命題中的'文化'，涉及經濟、政治、法律、教育、學術和其他領域中的方方面面；這一命題中的'自覺'表達的是在全球化的處境中對於中國的文化自主性的關切和思考。""中國文化論壇"的具體工作，是聚集各學科的學者，"以跨學科的合作方式，從具體問題切入"，"每年就某一具體問題舉行一次或兩次年度論壇和多次小型討論會"。年度論壇提出並討論的話題，如"中國大學的人文教育"、"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孔子與當代中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三十年"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圍繞著"文化自覺"這一核心命題展開(會議論文均結集由三聯書店2006-2009年間出版)。在中國文化論壇名下召開的小型研討會，影響較大的則有由王銘銘、汪暉主持的"區域、民族與中國歷史的敘述"，力圖以"區域"與"民族"這兩個核心範疇，重新整合關於中國的歷史敘述。某種程度上，汪暉近年來影響較大的文章，如《跨體系社會與區域作為方法》、《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等(均收入《亞洲視野：中國歷史的敘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年)，王銘銘的重要著作《中間圈："藏彜走廊"與人類學的再構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等，也與論壇及其形成的討論圈之間形成了互動關聯。

與"中國文化論壇"的活動相關並值得提及的，還有由甘陽主編、三聯書店的叢書"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這套叢書沿用了1985年以甘陽為發起人成立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的刊名。這個編委會幾乎囊括了當時人文學界新生代的主要成員，因此常被稱為1980年代"文化熱"中最重要的三個知識圈之一。他們當年的工作便是"在短短三四年間曾主持出版了'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新知文庫'、'人文研究叢書'，以及《文化：中國與世界研究集刊》等上百種出版物"(甘陽主編：《八十年代文化意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這個群體在1980年代後期解散後，2007年，由甘陽出面再次組織"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叢書，無疑帶有重新接續並再組織知識界人員和知識話題的意圖。不過，有意味的是，盡管甘陽強調兩個時期的叢書都秉持著"從大文明格局看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視野"，但是，其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基本態度，卻發生了某種"逆轉"。"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當時曾被人稱為"全盤西化"派(見查建英主編：《80年代：訪談錄》，三聯書店，2006年)。這個編委會發表過一篇"宣言"性的文章，即由甘陽執筆的《八十年代文化討論的幾個問題》(《文化：中國與世界》第一輯，1987年)。在文中，他提出為了促成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最需要完成的是"文化的現代化"，需要對中國的傳統文化進行"根本的改造和徹底的重建"。而在為"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書所寫的"緣起"中，甘陽強調的是"我們今天已經必須從根本上拒斥簡單的'拿來主義"'，而呼籲"以中國文明的歷史視野去看世界"，確立"中國文明主體性之獨立立場"。顯然，這兩者間的變化是明顯的。這也頗具癥候性地顯示出了甘陽及這個知識群體在文化認同的基本方向上，從1980年代到新世紀所發生的變化。
作為一套叢書，"新論"的作者構成及文化立場並不完全一致，不過與1980年代編委會的"西化"傾向相比，其選書標準側重在中國問題和中國文明主體性訴求，卻是頗為明顯的。叢書收入了甘陽的新著《通三統》(三聯書店，2007年)，由論述中國傳統的融合、中國繪畫和大學通識教育的三篇演講構成。其基本問題意識，是在全球化語境下"重新認識中國"。倡導"新時代的'通三統"'，即古典中國以人情為核心的孔夫子傳統、毛澤東時代的平等傳統和鄧小平時代的市場傳統這三者的融合，最為鮮明地代表了他的文化立場。叢書中另一本引起很大關註與爭議的著作，是北京大學法學院青年學者強世功的《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三聯書店，2010年)。這本書勾勒了"一國兩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構想得以提出的歷史過程和政治哲學淵源，提出它與中華帝國時期的"天下"體制的關聯性，以及與西方民族國家體制及作為帝國主義的大英帝國體制的不同。值得註意的是，這本書在討論香港身份認同這一極為敏感的問題時，一方面留意體認香港人的歷史情感與"無言的幽怨"，同時也並不掩飾作者在中國崛起背景下的"大國"情懷。他認為"中國崛起"，"不僅是指其經濟增長，而且是建構了一套不同於西方現代文明的政治體制以及與這套體制相匹配的政治哲學思想"。這構成了本書論述"中國"的基調。

可以說，如果要關註"文化自覺"這一理論命題的提出及其實踐，顯然需要關註"中國文化論壇"這個特定的文化討論空間的影響。這也意味著從知識社會學的視野，考察一種思想，被什麽人、以怎樣的方式提出和擴散。但是，如果僅僅把"文化自覺"視為"中國文化論壇"及其特定人脈提出的討論話題，顯然是偏頗的。事實上，雖然並沒有采取"文化自覺"這個說法，但"對中國文明主體性的理論思考和實踐關懷"、"從中國的歷史視野看世界"，卻構成了當前中國知識界許多研究者的基本共識，並出現了頗具影響的研究著作。很大程度上，可以將"文化自覺"及其相關表述，視為一個有著相近文化訴求的表述群。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全面地描述這一文化取向的方方面面，而試圖提取其中產生較大影響的重要文本，以其為個案展開分析。
首先值得提及的是由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潘維主持的"中國模式"討論。"中國模式"這一說法及其引發的討論，近年來廣受矚目，是國內外政治界、知識界爭議的一個重要範疇。本文不打算全面分析"中國模式"論述及其爭議，而主要討論潘維組織的"中國模式"論述。

2009年，在建國60周年之際，潘維聯合社會科學界的諸多學者，在北京大學召開名為"人民共和國六十年與中國模式"的研討會。這次會議的論文後來結集出版(三聯書店，2010年)。潘維另外組織作者寫文章，出版了另一本《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如果說"中國文化論壇"與"文化：中國與世界新論"相對地側重包括人文與社會科學在內的"文化"方面的討論，那麽潘維組織的更多是包括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在內的社會科學界討論，但他們同樣把確立有關中國主體性的知識表述作為基本訴求。潘維這樣表述道："思想上的破與立是當代全球生存競爭的主戰場，思想鬥爭的能力攸關中華文明的興衰續絕。......一個是破，破一個國際性的霸權話語系統；一個是立，在我國知識界確立對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覺，也就是對中華發展道路的自覺。"(《序中國模式》)在《中國模式》一書的扉頁上，這一訴求更高調地表述為："它標志著具有獨立性、敢於向西方爭取'話語權'的'中國學派'正在浮出水面。"參與"中國模式"討論的學者立場和態度並不一致，不過強調中國發展道路的"獨特性"，卻是其主要傾向。潘維在他的總論性文章《序中國模式》中，將"中國模式"概括為"國民經濟、民本政治、社稷體制的'三位一體"'。他格外地強調，一是中國歷史與文化區別於西方的獨特性，一是當代歷史與傳統中國之間的連續性。當下中國經濟的成功，並不被解釋為某一時期的經濟或政治實踐(如改革開放或革命)的後果，也不被解釋為傳統中國的覆興，而是這些不同歷史時期特點的混雜與綜合。在這一點上，潘維的"中國模式"論與甘陽所謂"通三統"有著內在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