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說過：“世界與人類歷史的本來的、唯一而且最為深遠的主題，是信仰與不信仰之間持續不斷的糾葛，其他的一切都從屬於此。”對照這句話，可以說，我們當前文化的最大問題就是出現了信仰危機！自古中國就沒有真正的宗教，“五四”以來，人們開始了反封建反禮教的鬥爭，經過近百年，反封建的任務並沒有全部完成，人們還只是剛剛開始了民主化進程，又面臨著商品經濟原始積累時期巨大的思想沖擊，通過惡質媒體、惡質學術和惡質教育，這一沖擊更被放大，我們正處在一種信仰嚴重流失的狀態。按一位學者的說法，形成了“中國人在人生價值方面，確實相當普遍地存在著一元化、板塊化、同質化現象”，即“拜金主義、功利主義、世俗化的價值觀，如同潮水一樣，已經滲透在我們活著的一代人之中”[1]。在太多的人那裏，“理想”和“真誠”等字已然不存，導致了道德水準的極大下降。總之，我們已過於“現實”了。

而信仰是極其重要的。

一個人，如果失去了信仰或是信仰扭曲，必會走向墮落或平庸；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如果失去了信仰或者信仰扭曲，也必然沒有前途。我們已看到了太多的例證，正面的反面的都有：歐洲中世紀神本思想對人性的扼制，造成了長達幾世紀的社會的停滯；西方啟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推動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的立國精神清教倫理，支持了美國社會的高速發展；而個性的無度膨脹，則促成了當代西方社會的自我放縱。中國近百年的思想探索，波起雲湧，30年前，終於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卻往往被作為一種負面價值，而屢遭譴責。

在這裏，筆者要特別強調，在中國原本就有的優秀的絕不亞於清教精神卻被我們誤以為“封建”而拋棄了將近百年的原初儒學（不是被各代統治者扭曲的以“君尊臣卑”為綱的官學化的儒學）及其繼承者的論述中，對於重建我們的信仰，就有著豐富的營養。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精神內核，乃是以求實進取為主的一種積極樂觀的奮鬥品格，一種常以適應乃至順應外在力量為表，以利用進而駕馭外在力量為裏，體現為一種堅韌不拔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的偉大精神。“天”代表為外在的一種客觀的力量，生動流轉。古人把這種宇宙運動的壯麗場景，以中國人特有的“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與人類進取的豪邁精神結合起來而“自強不息”；“地”象征為一種包括納萬物的寬闊胸懷，樂於和善於吸收一切有用的營養。它們，正代表著我們民族性格中最核心的精神。

比西方從烏托邦思想萌芽的時代（柏拉圖的《理想國》）幾乎同時，原初儒學也早就有了“天下為公”的理想。《禮記·禮運》就說過“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論語》中還有“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話。孔子還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一句話，已被世界宗教大會公認為全球應該遵循的共同理想和國際關系準則）。這些思想，在經過現代化的轉化以後，都可以成為我們建設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極好的思想資源，也可以對我們勇敢地參與全球化的進程，起到積極的作用。

然而，這種本質剛健的精神，卻又絕沒有陷入於粗野，乃是以深沈自信的含蓄方式，凝練於深層的民族心理之中。“剛中而柔外”，“柔麗乎中正”，剛柔互濟，相摩相蕩，體現為特具深度的內在力量。剛柔的結合，則特別註重於“和”，就是對立雙方在運動中互相作用所達到的高質的“和而不同”。在藝術中也就必然傾向於對和諧、單純、明凈與典雅風格的向往。孔子讚揚《詩經》說：“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溫柔敦厚，詩教也”。但溫柔敦厚並不排斥文采，使藝術陷入愚魯，只是要求文質相應。“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2]”，這兩種傾向，都是應該避免的。文質相應，就是所謂“文質彬彬”，故《禮記》又說“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是將生動飽滿的整體氣勢，表達於收斂、含蓄、委婉曲折的方式之中。所以，中國文化和藝術的陽剛力度內涵，總是體現在陰柔的親切之中。

中國的傳統觀念，也不像人們往往渲染的那樣保守，《易經》就說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樂觀地認為事物絕不會在變化中瓦解，反而只有通過變易更新才能常存。“易”這個字本身就是“變易”的意思——“生生之謂易”，“日新之謂盛德”。《大學》則說“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楚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文學體裁，篆隸真行草等書法品類，還有秦漢建築之樸拙、隋唐之雄渾，明清之富縟，都是通變之道的例證。

原初儒學具有永不懈怠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非常強調人自身的修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些思想，正體現了原初儒學人的高尚操守，對於當代中國，也不乏積極的意義。原初儒學也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樣扼殺個性，只是主張個性與群體的和合。立德，立功，立言，充分發揮個人的能力，有益於社會、國家和民族，才能達至個人的不朽。甚至為了這個理念，不惜“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文天祥在就義之際寫下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為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這是何等偉大的個性，何等偉大的精神。儒家一向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基礎正在於個人品性的修養。如何去修身，則在於“正心”和“誠意”。“正心”是什麽，就是我們現在所缺的“理想”或“信仰”。“誠意”是什麽，就是我們現在所缺的“真誠”。

儒學以其特有的“天人合一”觀念，認識到人自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將天地自然納入人心。天地自然的運行無不和諧，順應自然，以自然規律即為人生規律之參照的中國人，不但在藝術精神方面，強調不過分突出人工斧鑿痕跡，追求與自然相一的天真爛漫，“大樂與天地同和”，“樂者，天地之和也”，“雖由人作，宛自天開”，“巧於因借，精在體宜”，而且對於應對當代顯得更加突出的能源、資源、環境和生態問題，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也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營養。

但原初儒學並不是禁欲主義，只是更加追求精神與物質的平衡與和諧，一方面“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肯定“食色，性也”，另一方面，又驕傲地聲稱“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孔子熱愛藝術，在齊國聽了一場《韶樂》，竟使他“三月不知肉味”。這些，都充分顯示了原初儒學向往的那種身心和暢，物我兩得的健康生活。可以說，這種既積極入世又超脫飄逸的生活態度，及其倡導的不走極端的“中庸”思想，對於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的理想，比起美國的清教倫理來說，更加棋高一著。

儒學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因其巨大的精神力量，而“很少為時間的持久侵蝕所觸動”，早已根深蒂固。世界六大文明發源地（埃及、兩河、中國、印度、愛琴、印第安），只有以儒學為核心的中華文明沒有中斷，一直延續至今。但近百年來，儒學卻一直無辜地被扮成為背負歷史負面文化“原罪”的角色。但是它從來也打不死，幾上幾下，卻更顯光彩。所以，中國的“傳統”與“現代”，與其被看做為兩個互不相容的對立概念，毋寧說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辨證的關系。有的學者已經說過：“發達國家借助硬實力的強大，利用全球化，將消費主義文化推廣成一種普世價值，消解著窮國的民族文化。但事情顯然還有另一面，東方的知識和價值體系，在物質資源和能源越來越稀缺的大背景下，在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方面，可能取得不亞於西方話語權的價值認同。”甚至認為“東方價值將是完全的信息化狀態或後現代狀態中，最有生命力的價值體系”[3]。

中國人有很多全球公認的優秀品德，愛國，堅毅，自強，智慧，尊重家庭，重視教育，勤勞，節儉，寬容，中庸。中國人的智商在世界也居於高端。中國這些年的超高速經濟發展，正是這些品性得到了一定發揮的結果，而這些，又無一不與中國文化幾千年的熏陶有關。中國的精英力量，雖歷經滄桑，也從來沒有喪失過自信。即便在苦難深重的舊中國，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中也說過：“我們有並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國人在。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隨著大環境的優化包括體制改革（這是極為重要的），中國品格必將顯現出更為驚人的力量。精神將轉化為物質，軟實力會轉化為硬實力。中國文化訴之於人之追求善良的內在本性的精神，比起借助於外在“神召”的清教倫理才得以形成的堪稱優秀的美國精神，只要在保持原有卓越的同時再虛心地進行自我更新，也將毫不遜色，甚至還應該超過。在中國已取得世界側目的成就、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已大大上升的今天，我們還有什麽理由再盲目崇洋，並一味地自我貶抑。

當然，我們所說的中國品格並不止於原初儒學，也包括常常令外人稱羨的中國其他優秀的文化傳統。同時，我們也要善於將中國文化之本質精神與因時代之限制而不可免地存在的欠缺區分開來，更要將其與歷代統治者對此種本質精神的扭曲區分開來，包括如等級觀念、人治傳統、貶抑工商、輕忽創造等，而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再經過科學化和現代化的“轉譯”，為我所用，就可以成為建設我們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的思想財富。說真正的“東方不敗”就是我們的優秀傳統，是不會有錯的。

馬克斯·韋伯在《中國宗教》一書中曾判定儒學傳統於中國現代化無益，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又斷言：雖然中國一度繁榮，但是卻將財富的大部分用於消費支出，幾乎沒有擴大再生產的動力。但事實就擺在面前，同屬儒文化圈的亞洲四小龍的快速發展，現在更加上中國大陸這一條巨龍更快的崛起，以及華人在世界一些國家經濟中所起的甚至操控性的作用，已證明他的判斷有誤。難怪美國社會學家柏格1984年在台北演講時會說，他常常在想，如果韋伯能死而覆生，站在台北的大樓頂層看看窗外，一定會說：“嗯！我是錯了。”如果韋伯今天能來到中國大陸，他將更會倍感慚愧。

我們還應該感謝世界各國包括西方國家的精神財富及現代科學文明對我們的饋贈和激勵，理應將其與中國文化的精華融合起來。

所以，我們正不必遺憾於中國宗教精神之弱化，更不必遙拜美國的清教倫理，甚至盲目頂禮域外文化中的糟粕，就在我們自己的傳統中，就蘊有寶貴的資源。值得大大慶幸的是，中國在經過了百多年苦難深重的內憂外患之後，終於逐漸站起來了，目前已發展為世界矚目的經濟大國。隨著經濟建設的高速增長和制度層面的持續改革，繼之而來的必定是文化建設高潮的到來。

回顧近一百年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遭到了兩次巨大的沖擊：一次是五四以來以所謂“鬥爭哲學”為本的對傳統文化的顛覆，以“文化大革命”為其巔峰；另一次是在這個創傷還沒有痊愈之際，又疊加了原始積累時期必然伴隨的物欲橫流。但可以判斷，就在目前某些亂象下面，一股地火正在起燃，中國正處在一次前所未有的文藝覆興的萌動態勢之中，從“鬥爭哲學”和“物欲橫流”向“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回歸，就是這一態勢的重大內容，中國的文藝覆興也必會興起。

這場覆興並不是覆古，正像西方的文藝覆興是希臘羅馬等西方古典文化的人本主義的覆歸一樣，是中國文化原初人本主義核心精神的覆位及新生，是與整體融洽相處的個體人性的覆活，也是對一切適合於中國的全人類文明成就的優選與吸收，是在這一切優秀成分的基礎上的創新。也許三四十年以後，中國的這場文藝覆興將會達到高潮，我們將可望真正驕傲地立足於世界文化之林，並站在前列。 

--------------------------------------------------------------------------------

[1]蕭功秦，為什麽我們缺乏特立獨行的人生態度，天涯社區蕭功秦專欄。

[2]質：樸素的本質。文：文飾。史：虛浮不實。此處之“史”不作“歷史”解，而指當時的“史官”。其時，史官是宗教活動的主要角色，其所作媚神之詞，難免華而不實。見白壽彜《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朱熹《四書集註》也說：“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

[3]姜奇平，軟實力的文化分析，文化國力與軟實力，互聯網周刊——名家視點。

(收藏自2009-01-13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