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哈托下台，印尼這場社會動蕩的塵埃盡管未必完全落定，但是亦算告一段落了。在此期間，學生的正義行動固然令人讚嘆；而暴民的乘機肆虐則更令人震驚。尤其是那些破壞、搶劫、焚燒等種種暴行主要是沖著印尼華人而來的。無數的華人的商店住宅被毀，遭難的華人淒慘無助，四處逃亡，更有逃避不及而被燒死在家中。至“五二零”前夕甚至傳出要“殺盡華人”的流言。吾擁有五千年文明、十二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的海外同胞竟然遭到此等淩辱殘害，於情何忍？於顏何堪？

翻開歷史，可知南洋華人的悲苦遭遇由來已久。如１６０３年，菲律賓的西班牙殖民者禁止華人開采金礦，華人據理力爭，卻被屠殺二萬多人。１６３９年，西班牙殖民當局又屠殺近二萬華人，幸存者被強迫信奉天主教，被迫交納高額的

人頭稅。１６６２年，西班牙又因鄭成功收覆台灣而遷怒當地華人，進行第三次大屠殺，這一次幾乎把當地的華人殺盡。１７４０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對印尼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華人社區突然進行瘋狂的搶劫屠殺；大量的屍體被扔進河

中，使河水為之變紅，史稱“紅河慘案”。１８５３年，加裏曼丹的荷蘭殖民者和土著因為忌妒開采金礦的華人，突然向華人進攻，三萬多華人及其家屬婦孺老少全數被殺，無一幸免……。

時至本世紀中葉，印尼１９６５年“九三零”事件後（近期有的報紙誤為“九州”）蘇哈托展開大規模屠殺。據說有三十多萬華人無辜被誣指為參與了“九三零”政變，而遭到空前大屠殺，屍山血海，令人發指。

至於日常的歧視，欺壓，淩辱，綁架勒索華人的事件則無時無了，遍及南洋諸國各地。我們不禁要問：南洋華人茫茫無盡的苦海成因何在？

當然我們可以分析這成因有歐洲殖民統治者的貪婪殘暴；有土著居民的忌妒蠻橫；有政治人物的陰謀詭計；也有華人自身的種種陋習缺陷──如善於理財而拙於參政，長於個人（家族）奮鬥而短於團體進取，勤勞而不夠勇悍，節儉而有

欠慷慨，聰明而流於取巧，忍讓而淪為畏怯……然而，除此以外，我們是否應該更著重分析中國歷代當權者的罪責呢？翻開史籍，歷史記錄了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的顢頇愚鈍，對自己海外子民的冷漠無情。這是造成南洋華人苦境無垠的重要

原因。

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老百姓向南洋群島移殖早在七、八世紀已經開始，至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後形成高潮。那時南洋群島（包括馬來半島）上的許多地方都並不在某個國家的明確疆域之內。

十世紀以後，在菲律賓群島上陸續出現了蘇祿、呂宋等王國，勢力只在呂宋島的部分地區。十三世紀印尼群島上的麻諾巴竭王朝的勢力範圍主要在爪娃島，也占據加裏曼丹島和馬來半島的少數區域。十四至十八世紀馬來半島上曾經出現過幾個獨立的小蘇丹國，但其勢力也沒有涵蓋馬來半島全境，而且政權並不穩定。

在中世紀即將結束之際，加裏曼丹、蘇門答臘、馬來半島等等的許多地方及其他更多的南洋島嶼都是無主的蠻荒之地。只有為數不多，文明水平極為低下，處於氏族社會時期的原始部落，在過著刀耕火種或遷徙不定的生活。

炎黃子孫們冒著千難萬險，漂洋過海來到這瘴氣彌漫，蛇羯橫行的陌生土地上，用自己先進的生產技術，辛勤的血汗勞作，乃至冒著生命危險，給南洋荒地帶來了文明和生機。而且，華人沿習漢民族善良的天性，友善地對待那些明顯處於劣勢的土著居民，截然區別於那些比他們後到的以征服者、占領者、奴役者面目出現的歐洲白種人。在長期的開荒勞動中，炎黃子孫們在這片蠻荒無主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園乃至國家。如十四世紀蘇門答臘上就已經有全部由中國移民組成的舊港王國。

但是中國封建統治者以天朝自居，固步自封，陶醉於外邦來朝，而怠於領土開拓。非但如此，它還極為反對憎惡民眾自行出海發展。儒家思想也認為，拋父母之邦，棄祖宗之墳，為財遠赴，是為不義不孝。因而外出者被視為妄徒刁民，極受譴責和懲罰。

十五世紀，明王朝為揚國威遣鄭和七下西洋。１４０５年，鄭和船隊在蘇門答臘與舊港王國起沖突，國王陳祖義被捉拿回中國問斬於南京。而１４０８年，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爾襲擊鄭和船隊，兵敗被擒。他被押往中國後收到禮遇，然後被送回錫蘭山回覆王位。中國封建統治者那種對本國人兇狠嚴厲，對外國人卻寬容厚待的特性由此可見一斑。

到了清代，由於一些忠明反清的人士遠赴南洋，使南洋華人更多了一層罪名，成了清王朝心目中的逆黨奸賊。所以當歐洲人侵入，南洋華人屢遭荼毒迫害時，滿清政府不但置若罔聞，而且內心竊喜──由歐人來鏟除那幫逆黨奸賊，“消除隱患”，豈不妙哉！

然而，盡管境況如此惡劣，但是由於南洋群島上許多地方沒有納入某個國家的行政統治，又兼歐人勢力尚未到達，中國移民曾經在這裏建立了好幾個小國。

如粵籍人士吳元盛在北婆羅洲北部建立戴燕國，王位世襲，達百余年之久。潮州人士羅芳伯在婆羅洲的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國，自任首屆總統，繼任者有國民（中國移民）選舉產生，已具有民主架構。這些小國都在十九世紀被兇惡的荷蘭、英國侵略者消滅了。

可以想象，如果明清王朝不是那等顢頇愚鈍，而是高瞻遠矚，雄圖大略，給民眾出海發展以大力支持。那麼，南洋華人不但不會遭受“紅河慘案”之類的大屠殺，而且在南洋群島上還會出現許多個洋溢著漢文明，對中國極為友好的小國。

即使這些小國最終大多不能逃出歐洲侵略者的摧殘，但是所打下的基礎，積累下的能量，也可以使南洋華人的處境與今大相徑庭。

中國封建統治者對南洋華人的冷漠無情被中共政權所繼承，而且還有過之無不及。五、六十年代，由於台灣國民黨政權對海外華人還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又由於南洋華人經過許多年的艱難開墾辛勤勞作，在經濟上已經有所收獲，許多人已經成為資產者或小資產者。這兩個因素的叠加，使奉行階級鬥爭學說的中共在使用統戰技倆的同時，將南洋華人視為異類或潛在的階級敵人，以致國內民眾有海外關系者都被在政治等級上打入另冊。同時中共政權為了沖破美國圍堵它所面臨的困境，便極力拉攏討好一些亞非國家，於是對南洋各國欺淩華人的情況裝聾作啞。１９７０年代中共雖然與美國開始改善關系，但是還是想做第三世界的盟主，依然需要籠絡東南亞、南洋諸國，於是南洋華人還是海外孤兒。

１９６５年九月三十日，印尼總統蘇加諾的衛隊長雍東上校（有說他是秘密共產黨員），率兵捕捉了十一名陸軍高級將領，旋即處決。僥幸逃脫的蘇哈托組織軍隊反擊成功，然後在全國展開大搜捕、大屠殺。“九三零”事件其實只是雍東上校等少數人的抓狂，但是累及廣大無辜印尼華人被誣指為雍東的同黨──中共的“第五縱隊”。蘇哈托指揮唆使縱容軍隊和暴民對華人展開了鋪天蓋地、空前殘忍的大屠殺，據說死難的華人達三十、四十萬人之巨，超過了日軍的南京大屠殺，創非戰爭時期的大屠殺的世界之最。

自己的海外同胞遭受如此瘋狂殘忍的大屠殺，這於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會不惜與之兵戎相見，保護同胞。況且蘇哈托主導的這一場屠殺又是在反共的旗號下進行的，這對於自栩要搞世界革命的中共應該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基於這雙重原因，中共都應該與蘇哈托對決。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中共只是作文字上的抗議，再派一艘“光華輪”杯水車薪地接回少量難民了事。如常這般表明了中共對南洋華人的無情。

八十年代以來，中共基於自身意識形態的淡化，不再將海外華人視為資產階級。然而由於中共在西藏問題上采取的強硬態度，堅持一黨專制，壓制民主要求，甚至進行了“六四”鎮壓，而飽受西方民主國家的責難抨擊。為了修補形象，玩弄政治平衡，爭取外部經援，還為了盡量壓縮台灣國民黨政權的國際空間，遂在一些國際事務上作出種種柔性姿態，以減輕國際壓力。如在釣魚台問題上對日本的事實侵占退讓，在南沙群島主權上態度軟弱，同時也絕不願意在南洋華人事務與周邊國家產生矛盾。中共告誡華人要遵守所在國的法律（這真是廢話，戰戰兢兢的南洋華人如何敢不遵守呢？），主張華僑放棄中國國籍，盡快歸化為僑居國的公民。中共而且幹脆來個丟包袱，宣稱海外華人是“嫁出去的女兒”。這“女兒”在中共心目中當然不是什麼公主，而是潑出去的水，今後的風雲際遇是好是壞，是禍是福，你好自為之吧！眾所周知，南洋諸國社會動蕩不安，經濟畸形發展政府貪婪腐敗，法紀絮亂忪馳，民性刁滑偏狹，政客奸詐乖張。南洋華人“入嫁”這樣的“婆家”，即使已經歸化，即使已經土生，其悲苦的命運又如何能夠擺脫呢？

這次印尼社會動蕩，暴民肆無忌憚地殘害華人，消息傳來，世界各地的華人或作物傷其類之悲，或作義憤填膺之責。而中共則反應冷淡，聲稱那是印尼內政。

更兼印尼學潮反對蘇哈托腐敗獨裁與八九民運極為相似，中共作賊心虛，懼怕印尼學生捉印尼國賊的正義行動會引發中國人民也起來捉中國之國賊，於是指令中國新聞機構對印尼事件一律作低調報到，行文輕描淡寫，編排放在角落，務求使

這一重大新聞逃過中國老百姓的註意。既然如此，對印尼華人的慘痛境況當然韙莫如深，更遑論伸出援手，伸張正義了。

考量現實，要想大幅度改善南洋（包括東南亞及馬來半島）華人的處境，就自身而言，辦法只有兩個。一是南洋華人應盡量摒棄種種陋習缺陷，自強自重，團結抗爭。二是有個強大的文化母國願意伸出強大的援助之手。中共政權不可謂

不強大（相比於南洋諸國），但是它不是人民的政權。只有一個既強大又建立了民主政體的政權才會在考慮問題的時候以維護人民利益和海外同胞（即使已經歸化其他國）的正當權益為宗旨，並且不惜為此冒風險，采取必要行動。至於如何

建立一個既強大又民主的中國，那已經超出本文的議題，只好就此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