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的提出，人們對“中亞”的關註度不斷提升。回溯學術歷史，對“中亞”的指稱和認知經歷了發軔、沿變和發展的特殊歷程。國際社會不同行為體的建構，經歷了歷史地理解構、自我利益中心化、價值標準實用化和務求實效具體化等不同階段。文本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詮釋，“中亞”範疇的界定按自然地理條件，而不是政治疆域劃分；從地緣政治之角度研討，界定範圍隨時代、利益取向不同而發生變化；從地緣經濟之層面闡述，重“地緣政治”，輕“地緣經濟”的理路發生變化；從地緣文明之視域分析，在註重多元文化紛呈的基礎上，也強調對區域文化空間的認同。概言之，對中亞之認知，隨時代而變易，更趨具體與接近現實；愈發注重對實踐性的追求。

　　
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構想的提出，國際學術界關於中國與中亞創新合作模式，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熱潮的興起傳達了一個信息，中亞研究再次成為人們關註的焦點之一。回溯學術歷史，對“中亞”的指稱和認知經歷了發軔、沿變和發展的特殊歷程。

晚近以來人們稱之為“中亞”的地方，是世界偉大文明的古老發祥地之一，且迄今為止仍然是文明交往的重要通道和經貿合作的樞紐區域。當19世紀歐洲人向東方遠行到達亞洲腹地進行地理考察之時，稱這個遙遠的秘境為“中央亞細亞”，簡稱“中亞”。至此之後，國際學術界關於“中亞”基本概念和內涵的討論經久不息，眾說紛紜。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度、不同領域、不同視角，人們對“中亞”有不同的界定和認識，概而論之，不外乎有廣義和狹義之分。以往在俄語中以“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漢譯：中央亞細亞)表述廣義之中亞範圍；英語“Central Asia”(中央亞細亞)與俄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相對應。由於中央亞細亞是一個具有內陸亞洲地理特點的自然區域，故此也稱“內陸亞洲”(Внутренняя Азия)，西文中有“Inner Asia”(內亞)，“Innermost Asia”(亞洲腹地)等表述形式，包括“今位於阿富汗、中國西部、印度北部、東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前蘇聯中亞共和國境內的各個地區”①。狹義“中亞”在俄文中以“Средняя Азия”指稱，西文中以“Middle Asia”相對應，系指中央亞細亞西部的歷史地理區域(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регион на западе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即前蘇聯的五個中亞加盟共和國，今位於獨聯體的中亞五國(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所在地區。廣義之說，以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定義最具權威性。1976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東非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舉行了第十九屆會議，成立了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政府間委員會，即世界遺產委員會。大會提出出版“中亞文明史”計劃，而首要的問題就是界定中亞地區的地理範圍。197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中亞地區涵蓋阿富汗、伊朗東北部、巴基斯坦、印度北部地區、巴控和印控克什米爾、中國西部地區、蒙古和前蘇聯的中亞地區，即“中央亞細亞七國”之說。狹義之見，以前蘇聯的界定最具代表性。“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蘇聯亞洲地區的一部分，西起裏海，東到中國與蘇聯邊界，北至鹹海—額爾齊斯分水線，南達蘇聯同伊朗和阿富汗的邊界。”“在行政管理方面，‘中亞’之範圍略窄——中亞共和國的概念僅包括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和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其實，從自然地理的角度看，中亞也包括哈薩克斯坦的中部和南部。它們是中亞共和國地域的直接延續。”②顯然，前蘇聯對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定義分為歷史地理和行政管理兩個層面給予認知和定位。歷史地理視閾是指歷史上曾經為俄羅斯所征服和統治的位於亞洲中部的操突厥語和操波斯語的非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區，即其境內亞洲部分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中部與南部之地緣板塊。中亞涵蓋四個半共和國的說法即因此而來。行政管理範圍則僅包括烏茲別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塔吉克四個加盟共和國。綜上所述，在前蘇聯時期形成了最為普遍的“中亞和哈薩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之說。

蘇聯解體，中亞五國獨立。1993年中亞五國領導人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幹召開會議，宣布中亞地區應當包括哈薩克斯坦在內，並決定棄原來廣泛使用的“Средняя Азия”這一專門術語，而以“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一詞取而代之，以示“新中亞”的誕生。從此，“中亞五國”的概念在國際社會得以普遍接受和使用。

檢閱關於“中亞”概念之研討，無論廣義還是狹義，其實均為亞洲中心地帶之簡稱，只是在不同情況下地理範圍具有一定的變化。關於“中亞”定義之討論，以及相關問題的思考和研究需要從比較、多元和綜合的角度來進行，從中亞基本概念的界定和人們對中亞的認知入手，需要弄明白中亞的地理環境、文明交往與社會歷史發展之間的密切聯系，中亞在人類文明發展史和國際舞台上的地位、作用及影響，以把握解析其內在限度和認知特征，進而做到分析詮釋心中有數，得出比較冷靜、清醒、客觀的看法。學界對“中亞”之理解與認知，是因為歷史的變遷，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文化環境的深刻變化，伴隨著文明交往視閾下人們對內陸亞洲的了解和知識的積累，而不斷深化。中、俄、德、英、法、美、日等國學者紛紛從歷史、地理、文化、政治和經濟視域對中亞的內涵和外延給予界定。基於各種認識，關於中亞的定義總括起來看，主要集中於歷史地理、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地緣文化視閾。

一、歷史地理之視角：“中亞”範疇按自然地理條件，而不是政治疆域劃定
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分析，“中亞”的基本含義來自地理學家對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人文地理的綜合考察。人們對“中亞”的初識，最早可追溯到中國古代文獻關於“西域”的記載。“西域”即地理方位詞，位於歐亞大陸中心，是古絲綢之路的重要孔道。古代西域狹義是指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即今帕米爾高原以東，巴爾喀什湖東、南及新疆廣大地區。而廣義的西域則是指凡是通過狹義西域所能到達的地區，涵蓋亞洲中、西部地區等。《北史•西域傳》載：西域“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③。《漢書•西域傳》翔實記載了這一“東西六千餘裏，南北千餘裏”之廣袤地區“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④，草原行國和綠洲城郭的地理方位。可見，自漢、唐以降，中央政府行政機構所管轄的今中國新疆及中亞部分地區所屬之“西域”範圍⑤。近期，中亞學者也撰著闡述，“在古代中國，中亞的中、東部地區與今中國新疆地區一樣都被稱為西域”⑥。這裏所指是狹義“西域”的地理概念。誠然，不同的歷史時期對“西域”之地理範圍指向不一，有時不僅包括亞洲中、西部，印度半島，而且遠及歐洲東部和非洲北部。但在中國古代文獻中“西域”多指中國玉門關、陽關以西的諸多國家和地區，也特指漢、唐等歷史時期中央政府安排的行政機構所管轄的今中國新疆及中亞部分地區。蓋因這一區域位於歐亞大陸中心，地處絲綢之路要津，發揮著東、西方貿易文明交流的樞紐作用，故此引動世界高度關註；也由於古代“西域”與近代“中亞”地理概念所示範圍多有重合，繼而關於古代“西域”知識的積累，大大豐富了人們對近代“中亞”面貌的感知。

在中國歷代官修史志和著述中都有關於西域諸國地理疆土、自然環境和風土人情的描述。漢代卓越的探險家、外交家張騫⑦鑿通西域，他的足跡不僅遍及當時位於今新疆地域的諸多小國和中亞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諸國，而且從這些地方初步了解到烏孫(巴爾喀什湖以南和伊犁河流域)、奄蔡(裏海、成海以北)、安息(即波斯，今伊朗)、條支(又稱大食，今伊拉克一帶)、身毒(又名天竺，即印度)等國的許多情況。張騫所著《出關志》(已失傳)開西域言志之先河，為《史記》《漢書》所取材。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報告的基本內容被司馬遷在《史記•大宛傳》中保存下來。這是中國和世界上對於中亞地區第一次最翔實可靠的記載。正如В.В.巴托爾德(В. В. Бартольд，1869-1930)評價，“中國歷史之父”司馬遷於公元前99年完成的《史記》首先記載了“中亞的情況”⑧。概而言之，張騫(公元前2世紀)、班固(公元1世紀)、法顯(公元4世紀)、玄奘(公元7世紀)、長春真人(公元13世紀)都曾在亞洲中部活動多年。他們留下了許多關於古代中亞地理要素山脈、湖泊、河流、沙漠、綠洲、城市、村鎮及其名稱的最初記述和地圖。以東漢將領班勇撰的《西域風土記》、東晉僧侶、旅行家法顯的《佛國記》、隋唐政治家裴矩的《西域圖記》，唐代著作郎許敬宗的《西域圖志》、唐代宰相、畫家閻立本的《西域諸國風物圖》、唐著名高僧、翻譯家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元初著名全真道士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劉郁撰的《常德西使記》、明代學者，傑出的地理制圖學家羅洪先的《廣輿圖》、清代官修地方志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和《乾隆內府輿圖》等影響最為深遠。上述人物以豐富的閱歷和準確全面的觀察，流傳下來大量歷史地理學文獻和地圖，塑造了“中亞”的地域形象，給後世學者留下了得以知曉今日所指謂“中亞”的歷史地理區域之意涵。

如果將中國地理學文獻和西方及其他域外的情況作一番比較，方可看到中國域外交通史、地理志和地圖學成就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就地圖學的發展而言，早在公元前中國已經開始了地圖測繪。古代中國人通過漫長的“絲綢之路”，取道中亞，與希臘、羅馬和印度等地的人民有了貿易關系。盛唐之初，隨著疆土的擴大，激勵了有關中亞地圖的繪制工作。隋唐官員許敬宗(顯慶三年，即公元658年)、唐朝著名軍事將領王忠嗣(天寶六年，即公元747年)等所撰著作和繪制的地圖都出自這一時期。

在西方，很早就有希臘地理學家完成的地理學文獻及其創造的地圖學。諸如希羅多德的世界地圖和托勒密的經緯線地圖繪制法。但是在歐洲這種傳統日漸式微。盡管如此，地理學研究和地圖學的發展卻一直沒有中斷。在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的文獻地圖中仍有一些關於亞洲中部情況的記述和標識，但是影響有限。隨著阿拉伯人進入亞州中部，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地理文獻中出現了地名“馬維蘭納赫爾(Māwarā'al-nahr，俄譯：Мавераннахр，西文：Transoxiana)”，阿拉伯人稱“河外之地”，中國學者譯為“中亞河中地”，指稱烏滸水(Oxus)⑨對岸之地，即阿姆河以北地區，含錫爾河、阿姆河以及澤拉夫尚河流域，包括今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南部和中國新疆，還包括呼羅珊(Khurasan)或波斯東部(今之阿富汗)、印度次大陸的西北部，即從信德(Sind)到克什米爾，以及位於東部邊緣的蒙古與中國西藏⑩。13世紀《馬可波羅遊記》問世，其中比較翔實地記述了亞洲許多國家的情況。一些西方地理學家根據書中的描述，繪制了早期“世界地圖”。1457-1459年威尼斯天主教修士、地圖學家弗拉•毛羅(Fra Mauro Mappa Mundi)繪制的世界地圖，被譽為“中世紀地圖學最偉大的記載”。這幅圖按阿拉伯人的方法給亞洲中部的裏海、阿姆河、羅布沙漠和布倫多湖(Брюнто)等予以定向，但是沒有經緯度和經緯網。

雖然，早在16世紀明嘉靖年間刻印的《古今形勝之圖》傳入西班牙。然而，歐洲對亞洲中部的地理情況仍然知之甚少，只是根據一些世界地圖和關於亞洲的記述形成一種概念，即認為亞洲中部是一個高原，中心有山結。印度河、恒河、黃河、阿姆河和錫爾河都發源於這個山結。於是在當時的歐洲地圖上出現了許多臆想出來的山脈和河流(11)。17世紀，隨著俄國領土迅速擴大，且與中國領土逐漸毗鄰，並開始了中俄通商貿易。各種使團出使中國，收集到一些零散的漢文資料。直到清朝康熙(1662-1722年)時期，中國的地理文獻和多種版本地圖才因清朝與俄國在尼布楚談判締結邊界條約期間，通過翻譯和交易途徑流入歐洲等地，得到廣泛傳播。隨之，這些中國地圖和地理文獻，成了當時西方地圖學家編制亞洲地圖的原本和了解中亞的根據。

18世紀俄國進入興盛時期，包括地理學、地圖學在內的各種科學都得到進一步發展。隨著其國內工業建設的興起，提升了國家對礦產資源的極大需求。彼得大帝派出許多勘察隊和大地測量學家前往與俄羅斯毗連的亞洲地區進行探查，獲得了關於亞洲中部的新資料。1745年，俄國科學院地理學部出版了第一部《俄羅斯地圖集》。在此總圖中，中亞地區被定位是“與俄國邊界相毗鄰的地帶”即“額爾齊斯河、葉尼塞河及其上遊所屬的地區和他們之間的地區”(12)。盡管俄國地圖的描繪不甚準確，但是在內容和制作技術方面都有所完善。那個時期，歐洲關於中亞的地圖多是根據中國和俄國資料繪制的。

1836年，德國漢學家克拉普羅特(M.J.Klaproth)在翻譯大量中文地理學著作的基礎上出版了《中部亞洲地圖》。這幅地圖主要是依據清朝繪制的地圖和中國歷代關於亞洲中部的一些遊記和書籍的記述，同時參考了俄國的一些地圖而繪制。諸如，所有的河系、山系、湖泊、盆地，包括薩彥嶺、唐努烏拉山脈、杭愛山脈、肯特山、天山和大青山等山脈描畫的彼此相連、輪廓覆雜；烏布蘇湖盆地、烏倫古湖、羅布泊、青海湖、黃河上遊和下遊、蒙古西北部的一些湖泊，基本上是按照中國地圖繪制的，非常詳細。關於亞州中部北方的一些地區、葉尼塞河上遊、色楞格河和額爾古納河的情況，克拉普羅特參考了一些俄國材料。

法國學者埃爾裴羅(Эрбелло)最早將“中亞”地理名稱的研究引入西方科學軌道。1689年，埃爾裴羅率先在歐洲學術文獻中采用河間地(Transoxiana)這一地理名稱，指稱中亞兩河流域。1843年，德國地理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年9月14日至1859年5月6日)首先提出“中央亞細亞”之概念。1829年亞歷山大•馮•洪堡受俄國邀請進行科學考察，行程15480公裏，完成了三卷本著作《中央亞細亞(Asie centrale)》(13)，1843年出版於巴黎。他被譽為世界最偉大的科學家，他主張中央亞細亞這一大片地區置於從北緯44.5°以北5°至以南5°之亞洲大陸的中央部分，即“西起裏海，東達興安嶺，南自喜馬拉雅山，北至阿爾泰山”(14)；與此同時，洪堡也給出狹義“中亞”即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的概念。此後，關於“中央亞細亞”和“中亞”地理學定位的研討呈多樣化並向更廣泛的視閾擴展。

1877年德國傑出的地理學家、地質學家費迪南德•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1833-1905)在其著作《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做研究的成果》(15)中提出將亞洲分成“中央區”和“邊緣區”兩個自然區。他指出，“中亞”是指亞洲內陸地帶以沒有河流註入外海的水文體系為特征的所有地區；其界線則北起阿爾泰山、南抵西藏高原、西起帕米爾高原、東至大興安嶺。他以西方人的視角界定中亞的地域範圍，其指向更為偏東。

俄國學者將“中亞”作為俄國地理學的一個專有名詞始用於19世紀中葉。“在此之前，就地理學而言，對中亞是一個地區的概念仍然鮮為人知……1856-1857年，П.П.謝苗諾夫—天山斯基(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Семснов-Тяншанский 1827-1914)完成了聞名遐邇的天山的旅行考察，開創了中央亞細亞地理學研究的新時期……彌補了當時在歐洲學界獨步一時的亞歷山大•馮•洪堡的不足。”(16)1862年，俄國東方學家及中亞探險家尼古拉•哈尼科夫(Nicolay Khanykoff)認為洪堡的定義不符合地理學要求，而應該根據環境特征界定中亞範圍。他主張“中亞缺乏註入外海的河流這一現象，應作為界定中亞的一個原則”(17)。哈尼科夫據此將處於洪堡定義“中亞”南界之外的東部伊朗和阿富汗地區也包括在內，比洪堡對“中亞”界定的範圍更為廣大。俄國著名地理學家、地質學家和中亞研究學者穆什凱托夫•伊萬•瓦西裏耶維奇(Мушкетов 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1850-1902)曾於1874-1875年和1877-1880年兩次赴中亞探險考察(18)。他認為，亞洲地區可分為兩大部分，即邊緣亞洲(外圍亞洲)和內陸亞洲(中央亞洲)；二者在地理方位、環境特征以及地質起源方面迥然不同；中亞地區可用“內陸亞洲”或“中部亞洲”指稱；這個地區系指“亞洲大陸上沒有河流註入外海，具有‘瀚海’特色的一切內陸地區”(19)。
19世紀後半葉俄國發布了《俄國地理學和統計學資料集》，這是當時全面記述和研究俄國邊疆和毗鄰國家，特別是中央亞細亞研究翔實而具有分量的地理學和軍事統計學的著作，不僅記錄了地理學家和探險家關於中亞和中央亞細亞：錫爾河上遊、納倫、費爾幹納、阿列克山德羅夫斯基山、興都庫什，也包括了中國西部甘肅、新疆、青海、西藏和烏梁海邊區。

1897年В.В.巴托爾德出版了他的《中亞科學旅行報告(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е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с научной целью 1893-1894)》(20)。他主要考察了中亞楚河和伊犁河谷地區。其足跡從奇姆肯特到奧裏•阿塔(21)、從塔拉斯河岸至楚河河谷，從納倫河達伊塞克湖，經克孜爾、吉雅隘口和桑塔什高地抵伊犁河谷。以В.В.巴托爾德為代表的俄國學者首先將歐亞大陸的一部分稱為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並列入地理文獻的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所指廣大地域的組成部分。

十月革命以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蘇聯關於中央亞細亞疆域的看法仍然沒有統一。具有代表性的看法當屬A.奧博魯契夫。他以蘇聯國界作為中亞北面和西面的界限，東界為大興安嶺，南界為中國的長城直至甘肅省的蘭州和昆侖山麓(22)。
蘇聯學者們的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是廣義中亞，指稱“南起昆侖山脈，西到帕米爾、天山山脈和準噶爾山西支，北達阿爾泰山，唐努烏拉山和外貝加爾山，東至大興安嶺(23)。《蘇聯大百科全書》定義“中亞(Централыная Азия)是亞洲的一個自然區域，包括沙漠、半沙漠平原和高原。東以大興安嶺南段和太行山為界，南到印度河上遊與布拉馬普德拉河(雅魯藏布江)沿河構造盆地。中亞的西、北界線與哈薩克斯坦東部諸山脈，阿爾泰山，東、西薩彥嶺一致，大體與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及中國的國界線相合(24)。

20世紀70-80年代，蘇聯高等院校歷史專業教科書明確了狹義“中亞”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包括“中亞五個加盟共和國，面積約400萬平方公裏，即西起裏海，東到中蘇邊界，北起鹹海—額爾齊斯分水線，南達蘇聯與阿富汗民主共和國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邊界”(25)。雖然這一時期蘇聯歷史地理學界已經把“中亞”的“四至”範圍描述得十分清晰，但在政治、經濟和學術領域，人們仍然習慣沿用“中亞和哈薩克斯坦”的傳統表達方式。

英國學者加文•漢布裏認為：“沙漠和草原終止的地區，也就是中亞邊界終止的地區”，並對具體“四至”劃出了大致範圍：“在北方，中亞草原與西伯利亞的泰加森林南緣相接。中亞的南界，則由一條將近四千英裏，幾乎是連綿不斷的山嶺標志出來。”“在東部，大體可以沿著中國長城劃出一條界線，然後從熱河，沿著滿洲森林地帶向北延伸，但在西部，烏克蘭草原則一直延伸到了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構成了中亞草原地區地理和歷史的延伸”(26)。《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詮釋，“Central Asia”地區包括蘇聯的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土庫曼以及北極區和西伯利亞，中國的新疆、西藏、內蒙古和阿富汗、尼泊爾(27)。《大英百科全書》將廣義的“中亞”定義為，“西從裏海起至中國西北地區和蒙古國，北從西伯利亞南部起，南達伊朗和阿富汗北部”(28)。並認為，“中亞最重要和最顯著的地理特征，是它完全隔絕來自海洋的影響”(29)。

《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中稱，廣義中亞指亞洲中部，包括中國(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地)、阿富汗北部、印度西北部、伊朗北部和蒙古國及蘇聯部分地區。其含義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規定，即西起裏海、東到大興安嶺、北自阿爾泰山、薩彥嶺，南至喜馬拉雅山的中亞範圍基本相同。狹義中亞指蘇聯境內的土庫曼、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塔吉克4個共和國及哈薩克共和國南部(30)。我國著名學者陳翰笙指出，“中亞是一個純地理名詞。自古以來，中亞即分屬於各個不同國家，其中一部分地區是中國的領土，其他地區也和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關系”(31)。中國學者關於中亞的研究，采用科學的方法，根據不同時段和史實對其歷史地域範圍的界定或伸或縮。

概而觀之，國際學術界大多從地理學的角度予以界定，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基本吻合。綜覽“過去時代進行的地理考察”，“中亞”可以從以下方面界說。從歷史地理的角度講，近代地理概念“中亞”一詞的寬指意義與古代“西域”概念的出現密切相關。隨著時空的變遷，“西域”作為一個地域概念逐漸發展成具有現代意義的地理名稱——中央亞細亞，且逐漸按照我們現在所理解的涵義予以使用，多指廣義的中亞。以自然地理環境而言，狹義中亞深居內陸，遠離海洋，地域遼闊，東高西低；西進東出，北上南下，東聯中國，北靠俄羅斯，南鄰伊朗、阿富汗，西達裏海，構成一個具有獨特地緣結構的縱橫捭闔之地。


二、地緣政治之視角：界定範圍隨時代、利益不同而發生變化

1993年，中亞五國領導人舉行峰會宣布五個獨立新生的主權民族國家構成和歸屬一個新的地緣政治單位。這一當代中亞歷史上具有地緣政治意義的標志性事件之後，在中亞國家無論是學術界還是社會政治生活中，均采用原來表述廣義“中央亞細亞”的俄文之稱“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這一術語替換狹義“中亞”的表述形式“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一詞。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一詞開始廣泛使用，指稱現今中亞五國及其所在地區，以示與蘇聯時期“中亞與哈薩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之說的區別。

這樣一來，在學術研究中出現了“極大的混亂”。長期以來，狹義“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和廣義“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作為地名使用在國際學術界歷史學和地理學文獻中已約定俗成，沿用已久。近年來，中亞國家的學者們基於歷史、面對現實就“中亞”之廣、狹兩義指稱的使用進行了重新審視和界定。有學者仍然認同，狹義“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涵蓋的地域，即“西自裏海，東至帕米爾，南起科彼特山(Копетдаг)，北達阿姆河下遊和錫爾河”，即指今中亞五國的所在地區；而“‘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所表述的廣袤地區還包括阿爾泰、蒙古、中國西部新疆和西藏等，也就是西方學界所指‘內亞(Inner Asia)’”。他們指出，“‘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和‘內亞(Inner Asia)’與‘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概念之間是有區別的。近一段時間以來在中亞學術界存在的不加區別的濫用情況，對理解不同概念所涵蓋的具體地域範圍，造成了混淆不清，應予以分別受用和高度的重視”(32)。

雖然，20世紀90年代以後，“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作為一個當代通行的政治用語，指獨聯體(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лрств，簡稱為СНГ)的中亞五國，但是在現今中亞國家的歷史學界依然沿用前蘇聯時期廣義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和狹義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表述。

冷戰結束，世界政治版圖發生了巨大變化，中亞五國的出現形成一個新的地緣政治空間。國際關系體系中的各種行為體圍繞中亞展開了新一輪的較量，亦稱“第二次大博弈”。如果說第一次大博弈的主要決鬥者是沙皇俄國和大英帝國，那麽在新一輪的角逐中不僅有大國，也有不同地區的軸心國家。美國、俄羅斯、土耳其、伊朗、沙特、日本、印度、韓國等紛紛將中亞作為角逐的目標。中國也加強了與毗鄰的中亞地區的合作。不同的國度根據不同的現實利益對中亞之概念做出新的詮釋，或引申，或擴延，給出不同的定義。

在新中亞的地緣政治博弈中，美國是最積極的競爭者。自蘇聯崩解至2001年之前，美國中亞政策的總目標與中東政策一樣，在中亞新的地緣政治空間樹立“民主”樣板，進而向中亞及其周邊輻射，為建立美國之下的世界新秩序開辟新的道路。其政策的制定出於兩個具體原則：一是單邊獲益；二是投入極小化。然而，“9•11事件”以後，美國中亞政策進行了調整，重心是強化在中亞的軍事存在和能源安全，並以此作為其地緣政治的一種基本致思進路，長期占據對中亞認知的主導地位。

事實上，美國地緣政治學專家們關於中亞的政策理論並沒有成功實現。在美國的對外戰略實踐中，中亞的地位處於近東、伊朗和阿富汗之後。其癥結在於，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在對中亞五國的地緣政治定位方面存在分歧。美國國務院將中亞五國與俄羅斯劃為同一個地緣政治空間。而美國國防部則把中亞五國和阿富汗六個國家視為一個地緣政治整體。這兩個最高領導機構的分歧，妨礙了美國中亞戰略的推行。2005年8月，美國霍普金斯大學中亞問題專家斯塔爾在《外交》季刊上發表題為《美國與大中亞：合作與發展夥伴關系計劃(GCAP)》的文章，首次提出了“大中亞計劃”，強調美國的戰略目標要求其在大中亞地區建立涉及政治、經濟與安全的多邊機制，以阿富汗為立足點，通過共同利益與共同需求將阿富汗與中亞五國及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連接成一個地緣板塊，以促進該地區的民主改造，以使年輕的中亞國家脫離俄羅斯的懷抱，抵禦中國的影響，而變成自己的勢力範圍。這項計劃很快上升為美國政府層面針對中亞和南亞地區的對外政策構想。2009年11月18日，美國國會“中亞聯線”正式成立並提出，在中亞又一次處於關鍵性的戰略通道地位時，“中亞聯線”將在加強美國與中亞的關系方面扮演關鍵角色。2011年9月，美國提出了“新絲綢之路計劃”，這一系列地緣戰略的選擇都承襲和發展了“大中亞計劃”的地緣政治幻想。但是，隨著俄羅斯和中國在中亞—南亞的影響不斷增強，而美國在該地區的舉措卻總是似是而非。阿富汗作為美國深入中亞和南亞的一個“抵押物”，成了它的一大難題。巴基斯坦安全形勢不斷惡化。美國長期致力的中東等關鍵區局勢緊張。美國在中亞—南亞的軍事存在、政治影響取決於它的經濟參與度。隨著國內財政狀況的惡化，美國對中亞國家的承諾逐漸衰弱，致使它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力大打折扣，一些目標未能實現。盡管如此，美國仍然不會放棄在“大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雙重目標。

俄羅斯與中亞地區擁有7000多公裏的疆界線。在俄羅斯外交利益的現實圖景中，中亞與俄羅斯特殊的傳統關系，對俄的地緣政治、地緣安全、地緣經濟和勞務資源價值都無法改變俄羅斯對中亞地緣政治定位的慣性思維。“中亞是後蘇聯空間居俄羅斯之後的最大板塊。它連接歐亞東西，處於發達的北方和發展中的南部之間。它是世界礦產資源最豐富的地區之一。它的地緣區位和豐富資源使其成為世界政治博弈的重要舞台。中亞國家在其中起著首要地位的作用。”(33)“在地緣政治上，雖然中亞國家始終保持著穆斯林世界的取向，同時發展與西方的關系，但是這些相向的，或者至少與俄羅斯的對外政策不相符合的向量，仍然使俄羅斯保留著獲取利益的基礎。在這一點上，俄羅斯沒有競爭者。”(34)這是俄羅斯精英對新中亞地緣政治地位的評價。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首先是以安全保障為由，利用在獨聯體的政治主導權強化在中亞的影響力。近年來，俄羅斯推進“軟硬結合”的中亞戰略設計理念，一邊通過“硬實力”實現在中亞的戰略，同時顯露出更註重“軟實力”的影響，即除了軍事、經濟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實力，主要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價值、文化感召力等方面的吸引力，實現自己的利益。無論是“大中亞計劃”還是“新絲綢之路計劃”都沒能動搖俄羅斯與中亞國家特殊傳統關系的根基和相互吸引力。

中亞五國獨立之始，日本就認定中亞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和能源供給來源地的戰略價值，具有“重要的觸媒作用”，便將觸角伸向中亞，推出了一系列與中亞合作計劃，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等，從“中亞攻略”“千年開發目標”到“中亞+日本”對話機制等，成為中亞最大的援助國之一。十年來，截至2012年，日本提供中亞的海外開發援助ODA(35)超過36.7億美元。2014年日本曾與吉爾吉斯斯坦簽署了基礎設施維持和人才培育總額約2600萬美元的無償資金援助。2013年10月以後，安倍晉三曾多次出訪土耳其，提出日本和土耳其是亞洲雙翼的“亞歐絲綢之路”地緣政治框架，試圖聯合土耳其，從歷史、宗教、語言、文化等方面影響中亞，牽制中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而土耳其認為，絲綢之路的兩端，正是亞洲大陸最東端的中國和最西端的土耳其；中亞則是絲綢之路連接東西方的必經之地(36)。近年來，土耳其大力發展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關系；同時不斷深化與傳統的中亞操突厥語國家的關系。顯然，日本希望拉土耳其影響中亞制衡中國的思維缺乏歷史地理、地緣政治和現實國家關系的支撐。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戰略和中亞政策的目的不外乎“政治拉近”和“利益釋放”，謀求其政治、軍事“大國化”。

綜上所述，在對“中亞”之界定和認知的建構中，筆者觀察到上述國家躋身中亞“地緣戰略棋手”的意圖，可見其中亞政策之一斑。在地緣政治方面，這些國家的戰略決策，愈發向著與現實利益結合更為緊密的方向發展；愈發追求根據國家利益需要，進行中亞意義的定位；以適合解決本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課題。這是關鍵所在。


三、地緣經濟之層面：重“地緣政治”，輕“地緣經濟”的思路發生變化

地緣經濟是以地理因素為基本要素，指國際關系中經濟發展和社會經濟現象與地理關系、地緣區位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規律，為當代各國國際戰略、區域經濟和文化發展戰略提供理論依據。從地緣關系的角度看，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地緣經濟往往影響和決定地緣政治的走向。中亞地區特點鮮明的地理、資源稟賦與經濟結構，包括道路交通和能源供給等遠程網絡的發展決定了其地緣政治的重要地位。長久以來，廣義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就是世界貿易從中國到印度、布哈拉等地的重要通道。”(37)這是人們由來已久的共識。而對狹義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地緣經濟重要價值的認識，仍可以追溯至19世紀沙皇俄國與大英帝國對中亞地區的爭奪。

沙皇俄國向中亞的推進從一開始就帶有明確的政治背景之下的商業利益。19世紀初之前，在俄國的對外政策中，中亞並不占中心地位。隨著資本主義工業、手工業的發展，尼古拉一世(38)政府開始意識到俄國與中亞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的隔絕狀態有礙於俄國貿易關系的建立，便通過一些期刊和著述進行輿論導向，以提升商人們對中亞的興趣。1835年，俄國著名經濟學家Т.涅博裏辛率先提出，俄國“通過亞洲貿易能夠得到極其重要的好處”，中亞對“俄國的許多手工業部門的繁榮來說都是必需的”(39)。盡管如此，當時的俄國精英階層依然對中亞的認識存在分歧，政界和商界對中亞的經濟地位沒有給予廣泛的認同和足夠的重視。

19世紀下半葉，尤其是工業革命以後，西方列強為了奪得原料產地和商品銷售市場，以滿足本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掀起了瓜分殖民地和爭奪勢力範圍的狂潮。1853-1856年，沙俄在克裏米亞戰爭中失敗，根據《巴黎和約》，其被迫放棄在巴爾幹半島和黑海的部分權利。此時，英國經過多年的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進一步將觸角伸向印度、阿富汗及其“距俄國邊界最近的地方”(40)。沙皇俄國認為，“我們在歐洲的各種事務中，現在遇到的和可能發生的一切困難，都是來自英國方面。……只要我們在中央亞細亞能夠及時地壯大自己的勢力，我們在巴爾幹半島和亞細亞就能夠取得所需要的一切”(41)。於是它也把爭奪霸權的目標對準了中亞。隨著英俄關系的緊張化，中亞成為俄國軍事和外交沖突的主要舞台。英國則是俄國的主要對手。俄外交界、商界、軍界紛紛提請亞歷山大二世及其政府，英國的競爭勢必“削弱俄國在亞洲的商業影響”，並提出“建設一條由裏海到鹹海的鐵路計劃，以擴大俄國貨物的銷路和加強在東方的影響，從而削弱英國的競爭。”(42)在一些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軍界精英的影響下，沙皇俄國開始了中亞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探查，即俄國中亞政策的第一階段。

沙俄為了深入研究中亞現狀和英國的影響，很快派出三個中亞考察團。一支是前往帕米爾和克什米爾的印度、阿富汗等地的科學考察團；一支是赴希瓦汗國和布哈拉汗國的外交考察團；另一支是派向喀什噶爾的貿易考察團。俄國最著名的中亞問題專家М.А.捷連季耶夫闡釋，帕米爾和克什米爾(43)“自然為我們開放著一道寬闊的通向印度的大門”，“是俄國必須註意的地區”，在英國“最脆弱的點上”，俄國“可以得到十分巨大的利益”(44)。外交官Н.П.伊格納捷夫率團首先奔赴位於阿姆河下遊的希瓦汗國，然後到達位於中亞河中地區的布哈拉(45)。Н.П.伊格納捷夫認為，“在經濟方面布哈拉比希瓦對俄國的意義要大得多”；“首先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占據阿姆河，建立我們在這條河上的巡航制度，以威懾大不列顛”(46)。與此同期，俄國哈薩克軍官瓦裏汗諾夫受政府派遣前往喀什噶爾。他在考察報告中寫道，考察團旨在將“俄國與中亞統一起來”，“溝通研究俄國與喀什噶爾來往最便捷的道路”，“從而建立俄國與喀什噶爾的直接貿易”。西西伯利亞總督加斯費爾德將軍在他的年度報告中寫道：“把喀什噶爾變成一個獨立於中國，處於俄國保護之下的國家，將使我們成為中亞細亞的主人。”(47)無論是俄國，還是英國都將以上地區視為“中亞細亞經濟貿易的關鍵”。

可見，當時沙皇俄國出於政治和經濟利益的需要，對中亞地域的認定，不僅限於阿姆河、錫爾河兩河流域，而且涵蓋阿富汗和清朝新疆。根據中亞考察團的實地勘查成果，沙皇俄國政府加速了對中亞政策的出台，外交部積極響應，財政部“主要出於物質上，而非政治上的考慮予以大力支持”(48)。於是形成了沙皇俄國中亞政策的第二個階段：付諸實質性擴張行動。

19世紀60年代之前，俄國政府並沒有完整系統的中亞政策考慮，大都根據具體情況和偶然事件處事。時任外交大臣А.М.戈爾恰科夫承認，“只是到1864年11月沙皇才確定了‘中亞問題綱領’”(49)。俄國開始對中亞進行全面擴張。布哈拉汗國(1868)、希瓦汗國(1873年)、浩罕汗國(1878年)三個中亞汗國相繼淪為沙俄的屬國。

19世紀後半葉，俄國中亞政策的內容是根據俄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需要而確定的。這一時期俄國人所確定的中亞地域，包括現今狹義的中亞地區和清朝新疆版圖在內。

1914年，俄國土地建設局移民處出版的《亞洲俄羅斯》一書闡釋，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俄國與中亞的實際邊界是一條蜿蜒斷續的線。它從裏海開始，順著烏伊河到斯維瑞諾哥羅伏斯卡亞，從那裏形成一條直線，通到鄂木斯克，順額爾齊斯河到它的上遊，終止於阿爾泰。”(50)“俄國向中亞的推進”正是為了“打開通布哈拉和印度的商路”(51)。

俄國人由初識到深入中亞出於多種原因：其一，中亞草原地帶一直是民族遷徙和通商的孔道。俄國商人和哥薩克移民以及長途跋涉的駝隊經常受到襲擊，因而要求政府的保護。其二，土地肥沃、水草豐腴的哈薩克草原對於俄羅斯而言，猶如當年印第安人的土地對於美洲的殖民者那樣具有強烈的誘惑力。其三，與之毗鄰的波斯和印度神話般的財富，很早以來就激起了俄國對其經濟貿易的向往。其四，英國人向中亞地區的商業和政治滲透引起了沙俄的擔心，促使沙皇俄國采取決定性的行動，占據中亞以維護俄在中亞的經貿利益，提高自己在亞洲的地位。其五，利用中亞地區作為政治經濟的杠桿，削弱英國在亞、歐分界線——土耳其海峽對俄國的壓力。

俄國十月革命以後，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蘇聯形成了一個傳統的區域名稱“中亞和哈薩克斯坦(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и Казахстан)”。這個術語源於蘇聯經濟區的劃分和各加盟共和國在全蘇的經濟分工。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和塔吉克四個加盟共和國組成“中亞經濟區”；哈薩克斯坦則是獨立的“哈薩克斯坦經濟區”；除此之外還有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經濟區等。這些經濟區是以相近的自然地理條件、經濟類型特點和生產力發展水平而劃分的。作為主要是第一產業的中亞各國曾經是前蘇聯的原料基地，具有豐富的煤、鐵礦石、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有豐富的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礦產。前蘇聯時期，在經濟領域，“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一詞還用於“蘇聯中亞經濟區(Среднвазиатский з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айон)”的簡稱，包括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四個加盟共和國和哈薩克斯坦南部(52)。

隨著新絲綢之路的覆興，中亞地區成為軍事戰略、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利益中心和“力量投射”(53)地。人們對於中亞本體的追問日漸增多，雖然沒有改變對基本地域範圍的認識，但是較之以往重“地緣政治”地位，輕“地緣經濟”的戰略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俄羅斯學者對中亞的界定有了新的理解和詮釋，“今日中亞之範疇涵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阿富汗北部和中國西北。以能源問題考慮，與哈薩克斯坦接壤的俄羅斯境域西從阿斯特拉罕州直到東部的阿爾泰邊疆區亦屬中亞地區”(54)。這一定義更具有針對性的特點。在經濟上，俄羅斯與中亞五國之間始終保持著高度的相互依賴性。中亞國家不僅是俄羅斯出口和銷售糧食、交通設備、汽車、紡織品的重要市場，更是俄羅斯勞務資源的來源地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屏障。除了傳統的聯系之外，近年來，俄羅斯強化致力於中亞，與美國和歐盟對該地區軍事影響力的增強，及其對裏海盆地石油與天然氣流向的控制權與全球能源的爭奪密切相關。俄羅斯中亞政策的目的在於控制裏海和中亞地區的能源運輸，尤其是向歐洲的能源運輸通道。

當今世界，能源經濟已成為地緣政治的重要符號。隨著全球石油、天然氣、鈾以及其他重要工業礦物等不可再生資源的需求激增時代的到來，中亞成為世界新的能源富集區。大國紛紛對中亞資源的控制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美國要確保在全球資源競爭中的首要地位，中亞地區必然成為其優先考慮的方向。從喬治•W•布什時代開始，美國明確把外交工作的重點置於中亞和裏海地區，將裏海盆地和中亞地區視為石油和天然氣的新來源，並積極參與中亞地區的能源開發。在新能源地緣政治中，就美國的戰略利益而言，它認為在中亞地區最關鍵的挑戰來自中國和俄羅斯日益增強的影響力。美國不僅將中國視為其“資源沖突”的潛在因素，而且始終積極倡導和建立繞過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管道，從而削弱俄羅斯對跨地區能源流動的控制權。在地緣經濟層面，美國對中亞戰略的基本思路和內容取決於其“主宰未來世界能源政策”的考慮，是其一貫的戰略觀所決定的，帶有鮮明的政治和軍事色彩。


四、地緣文明之視域：多元文化的紛呈與區域文化空間的認同

地緣文明是影響區域認同的重要因素。地緣文明可以理解為相鄰的民族、國家因地理要素為紐帶而形成的文明交往；既包括由於長期生活在一個共享的自然地理和歷史地理的範疇之內的民族與國家，進行各種形式和不同程度的交往、合作與互動，而彼此聯系在一起，形成同一文明區域，享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也涵蓋雖地理區位毗鄰，但處於不同文明區域的文化主體之間進行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態文明等方面的交往與涵化。

現今，雖然由於政治疆界的劃分，廣義中亞(中央亞細亞)地區分屬於不同的政治共同體——國家。從地緣的角度看，中央亞細亞地區處於東歐平原和蒙古高原中間地帶，獨特多樣的自然環境和地理區位，決定了這裏多種經濟類型和多元文化特征的形成。農業綠洲的定居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密切交流、互為影響。各種文化、不同種族的代表通過中亞交通走廊碰撞融合。長期以來，這一地區歷史地理、語言文化、民族宗教等形成了諸多既有多元性，也具類同性的人文特點。

中亞的文明差異主要存在於分屬不同歷史時期的移民族群結構及其文化認同。一些研究材料指出，自公元前兩千年中後期開始，印歐語系的代表吐火羅人、雅利安人和古希臘人等相繼形成了第一次向中亞大遷徙的主要力量。關於操伊朗語族居民出現在中亞的時間，至今仍眾說紛紜。根據《阿維斯陀經》和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記述，以及阿契美王朝(前550-前330年)銘文遺存記載，公元前6至前5世紀在中亞形成了巴克特裏亞(大夏)人、帕提亞(安息)人、馬爾格蘭人、粟特人和花拉子模人的居住區。他們大都講東伊朗語，而帕提亞人的語言則屬西伊朗語。《漢書•西域傳》載，“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55)。直到公元7世紀初，中亞地區仍然是操各種不同中古伊朗語居民的天下。

印歐語系希臘語族居民落居中亞可追溯至公元前486至前465年阿契美王朝薛西斯(Ксеркс)統治時期。公元前329至前327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滅阿契美王朝後，開始向中亞進軍。亞歷山大的征服戰爭在給中亞帶來殖民統治的同時，也帶來了希臘文化，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融。在一些移民中出現了希臘語與本土語言的混合。據發現的一些碑銘證實，最早在公元前4世紀30年代，就有起源於阿拉伯半島遊牧的閃米特人遷入中亞(56)。公元前2至前1世紀，由於北伊朗人的入侵，先是塞人，隨之亞速人、吐火羅人、月氏人等先後徙入，中亞的希臘人逐漸被融合。公元前1世紀至5世紀中葉貴霜王朝統治中亞。這一時期商貿的繁榮促進了文化的傳播。中亞大地出現了希臘文、阿拉米亞文及其在阿拉米亞文基礎上創造的粟特文和佉盧文等多種文字的流行。與此同時，佛教、印度教、祆教和希臘宗教等也在這裏共存且相互影響。公元5世紀初至6世紀中葉， 噠在中亞建國；封建生產關系在這裏產生，進而形成了當時中亞地區政治上的分散狀態和諸多屬國各自為政的局面。自此摩尼教、基督教相繼傳入。公元6世紀後半葉，突厥語遊牧部族逐漸勢強，開始西遷經略中亞，催化了中亞河中和花拉子模的突厥化進程。突厥人的傳統信仰薩滿教也在中亞多種宗教並存的環境中立足。公元7世紀後半葉，屬閃含語系閃米特語族的阿拉伯人征伐中亞。隨之伊斯蘭教步入中亞大地，開始了中亞伊斯蘭化的過程。“隨著時間的推移，阿拉伯人自然融合於中亞各民族之中。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布哈拉、撒馬爾罕和喀什卡達利亞等州的居民仍然保留著與此相關的族群認同。”(57)後來，喀喇契丹人也曾統治中亞。自13世紀初蒙古人進入中亞，這一地區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在近300年的歷史進程中，中亞的政治、經濟、民族、宗教和語言、文化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世紀後半葉，隨著沙皇俄國對中亞的征服，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和波蘭人等斯拉夫民族由西向東遷徙。簡言之，自公元前兩千年中期就有眾多的人種、部族及其所帶來的絢麗多彩的文化由西向東或由東向西遷徙、傳播，在中亞碰撞、交流、融合，迄今為止這裏仍然呈現出族群、人種迥然相異、多樣文化千姿百態的特點。幾千年來，中亞大地經歷了無數個王朝政權的興盛更叠、風雲變幻，而極少形成統一國家的局面。

197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公約指出，自古以來，歷史地區為文化、宗教及社會活動的多樣化和財富提供了最確切的見證，保護歷史地區並使它們與現代社會生活相結合是城市規劃和土地開發的基本因素。基於此，學界根據歷史和文明經驗，以及獨特的地域文化為基礎，形成了廣、狹兩義中亞的概念圖式和知識體系，其含義不斷推展、延沿至今。

鑒於長久以來中央亞細亞不同語族人民的區別共存，草原文化與綠洲文化的差異共存、遊牧民族與定居民族的沖突與交融共存，眾多種族與族群的融合共存和同化共存，以及諸多民族在長期交往中出現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習俗的親緣性和相似性，中國、美國、英國、前蘇聯學者都提出，中亞是一個歷史文化區域的概念。美國學者D•西諾爾認為：“‘中亞’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文化概念，而‘中亞’的疆界是不穩定的”(58)。另一位美國學者W.M.麥高文在其著作《中亞古國史》中指出：中央亞細亞之地，在人類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許多風俗習慣和藝術發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間的媒介。”(59)中國學者界定中亞“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亞洲中部民族政權的歷史、類同文化的地域和民族關系發展而形成的一個特定的歷史文化區域”(60)。

“中亞歷史文化區域”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以歷史地理和語言文化等要素為主要指標。它的形成是由於在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條件下，經過長期的歷史過程，導致多元文化及其代表的高度接觸，產生了明顯與地緣位置相關的文化特征，諸如族群文化、社會發展和民族心理的近鄰性、接近性及其傳承性。但它不是一個絕對統一的共相整體。在這一廣袤的地域，由於不同地區地形地貌的差異，部族、民族集團的分異、征服和遷徙，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國家形式的興起，人類群居生活高級形式——城市的出現，以及歷史的延續性和當代的並存性，這裏分別形成了若幹大小不一、各具特色的亞區。中亞學者關於“中亞歷史文化區域”的覆數表述形式(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ые области)以及所提出的巴克特裏亞(今阿富汗北部、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帕提亞(今土庫曼斯坦南部)、粟特(今烏茲別克斯坦卡什卡達裏亞、撒馬爾罕、布哈拉)、花拉子模(阿姆河下遊)、大宛(費爾幹納谷地)等等歷史文化區的概念(61)，足以作證；同時表明他們對自己所處地區歷史文化的認知和理解。

最初東亞許多國家，諸如在中國、日本、朝鮮等國的地理文獻和地圖中，有很多記述是以帶有神話色彩的昆侖山及其以西“一些鮮為人知的地區”即中亞，為世界的中心。1526年，章潢編纂的《圖書編》中有一幅《四海華夷總圖》是以昆侖山為中心。其中明代以前的地名大都是采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在朝鮮發現了大量18世紀以前的木刻和手稿。手稿中有一幅以昆侖山為中心的佛教傳統輪形地圖，名為《四海總圖》，最為引人矚目。日本地理學家中村榮孝指出，圖中出現了許多帶傳奇色彩的國名。114個國名中有110個出自《山海經》，其他采自《書經•禹貢》《穆天子傳》《列子》《淮南子》等著。據此，中村榮孝認為，當時在東亞地區的地理文獻和制圖學中表現出宗教寰宇觀。他推測在關於中亞的概念中也融入了宗教寰宇觀(62)的理念。

中亞地區作為一個獨特的地理文化空間，在其歷史進程中，宗教因素具有特殊的功效和深遠的影響。從地域文化背景講，中亞的文明幾經衍變、轉型。僅就狹義中亞而言，拜火教(亦稱瑣羅亞斯德教和祆教)、薩滿教、摩尼教、佛教等文化元素成為歷史縱深的積澱，突厥化、伊斯蘭化、俄羅斯化以及民族化、本土化等不同時期的演進塑造了近世以降之“中亞區塊”的認知。概而言之，打上深深烙印的地域文化特征和認同感是人們對中亞概念形成的基礎。

根據豐富的人類學材料分析，俄文文獻將現今居住在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民族人種類型分布劃分為三大區塊。其西部地區主要由土庫曼人占據；阿姆河和錫爾河兩河之間的區域散居著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卡拉卡爾帕克人等；東北部居住著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將“中亞和哈薩克斯坦”稱之為一個“歷史民族學區域(Историко-этп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область)”。前蘇聯的民族學家從理論上界定，這一歷史民族學區域“不僅有各民族在生活方式、文化和心理方面的特點，而且有這些方面的共同點，這種共同點是一些同屬某一社會經濟形態、某一經濟文化類型和某一歷史民族志領域等而決定的。”(63)“當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作為蘇維埃國家政治上成熟的組成部分，其社會主義民族國家進程的發展和實現提出了解答闡釋這些民族國家各族人民的歷史。正是各民族人民在新的社會基礎上形成了民族國家的統一。其生命力已將中亞各共和國的文化藝術歷史的研究提為當前迫切的任務。中亞各民族人民文化藝術歷史是一個整體。中亞各族人民在往昔時代形成的文化藝術特性和偉大創造為世界藝術遺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64)
在民族學、歷史學、藝術學和考古學領域，前蘇聯學者對“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和“Средняя Азия”兩個專門術語的使用具有明確的區分。他們確定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東起大興安嶺，西迄帕米爾高原，南界西藏，北達阿爾泰。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央亞細亞(內陸亞洲)國家和諸民族進行著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往”(65)。在研究民族史方面，中亞僅指五個加盟共和國所在地區，而中央亞細亞則指更廣泛的地域範圍。

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學者們的論著中可見一斑。諸如，С.Г.科裏亞什托爾內闡述：“在匈奴建立國家之前，歐亞草原(中央亞細亞和中亞)的民族語言學情勢已形成了共同性特點。”“那時，由於歐亞草原強制性和經常性的遷徙，不僅印歐部落，而且來自西西伯利亞和沿烏拉爾地帶的原始烏戈爾部落，以及來自中央亞細亞東部的所謂‘阿爾泰’部落等緊密集團或多或少不斷地滲入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和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匈奴將月氏和其他塞人部落驅入中亞以後，建立了‘帝國’。雖然匈奴人的語言仍然鮮為人知，但是很清楚，匈奴聯盟內部主要是古突厥語的部落。值得關註的是，在民族語言學方面，組成匈奴‘帝國’的遊牧部落成員從來就不是單一的”(66)。又如，Н.О.阿洪諾夫闡釋，“民族地名是在族名基礎上產生的地名。在中亞有很多地名源於操突厥語部落和氏族的名稱。歲月流逝，眾多的部落不僅在中央亞細亞(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和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而且在東歐各民族的歷史中起過重要的作用。許多部落成為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和哈薩克斯坦一些民族的族名，諸如烏茲別克、哈薩克、卡拉卡爾帕克、吉爾吉斯等”(67)。

檢討以上論述，無論從歷史角度，還是人文地理層面，中央亞細亞一直是不同時代各種文化的交匯處。連接中國與羅馬的絲綢之路的主要路段正是處於這一地區不同族群的控制之下。根據各種文字典籍和豐富的文物古跡的記錄，中亞曾經是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必經之地，這裏也自然成為不同種族匯聚融合之地。那些曾經作為外來和本土文化創造者和代表者，且一度居於主導地位的某些族體和部族共同體的形成發展過程，及其活動界域、族名、地名的變化勾勒出，無論是廣義中亞還是狹義中亞的地緣文化特征，即中亞是歷史上自然形成的眾多民族生息融合，多元文化交相輝映，各種宗教碰撞共存的人類宜居地區。

蘇聯解體以後，中亞國家在對待歷史事變的地域空間向度上，其自我認同意識進一步凸顯，從不同於地緣政治的理念出發，更強調“蘇聯解體，新生的主權國家獨立，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的五個共和國共處中央亞細亞地區(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ий регион)(68)。這一地區的各族人民之命運息息相關，具有歷史、文化、語言和宗教信仰的共同性。”俄羅斯學界也指出，中亞與近東、高加索、巴爾幹等都是“文明的分水嶺”，“準確地說，這個地區是與非穆斯林文明的邊界”。中亞五國雖然在政治、經濟發展水平上差距甚遠，在推行社會經濟改革的模式等方面各行其是，但是“它們具有地理、歷史、民族、文化、語言、宗教等諸多因素的類同性”(69)。

綜上所述，無論是國際社會對中亞概念的理解，還是中亞國家對自身所處地域的認知，大都源於強烈的文化認同理念，定位於廣泛存在的民族構成、宗教信仰等元素的積累結果；對這一地區種族和民族特點的認同，對這一地區世居民族文化與地理周邊異文化的認識和識別也是界定中亞地緣文化邊界的基礎。概言之，關於“中央亞細亞”概念的確立是基於地緣文明整體考量的範式；而狹義中亞則是作為一個特殊的塊狀聯合體，與“中央亞細亞”聯系在一起，共屬於一個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地緣文化區域；其中都涵蓋了地理環境與人類文明的關系。

五、結語

通過對廣義和狹義“中亞”學術歷史的系統考察，將“中亞”地區所處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地位、社會歷史環境和地域文化特性進行綜合梳理、辨析，可見人們因各自利益和視角差異逐漸形成的若幹不同認識。按照歷史的脈絡解讀人們對中亞概念界定之演變，理繹關於“中亞”指稱和認知的發展過程，我們註意到國際社會不同行為體的相關建構，經歷了歷史地理解構、自我利益中心化、價值標準實用化和務求實效具體化的不同階段。國際關系中的不同主體從對中亞外在自然地理的關註，到根據利益需要而導演這一地域歷史事變的空間向度。他們不是僅從單一視閾出發，而是進行政治價值、經濟價值和人文價值的綜合考量，進而充分地享受廣義抑或狹義中亞區域的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以回應和滿足各自不同的戰略利益訴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形勢錯綜覆雜、變幻莫測的大背景之下，對中亞之認知，隨時代而變易，更趨具體與接近現實；愈發註重對實踐性的追求。這正是對中亞地區的邊界始終未能確定統一認識的原因之一。雖然國際社會對中亞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地位的關註度不斷提升，但是對中亞地域範圍的指稱和認知，尚未確立一個清晰而固定的概念，更多地表現為一個動態化意義的重建過程之中。關於是否將阿富汗包括在內，抑或將阿塞拜疆也納入其中的討論便是突出例證。由於歷史地理和地緣政治等因素的綜合考量，中亞五國+阿富汗的“中亞六國”之說已入學界視閾。

阿塞拜疆與土庫曼斯坦、哈薩克斯坦共屬裏海沿岸國家。阿塞拜疆與中亞除塔吉克斯坦之外的其他四國均是操突厥語國家，大多數居民信仰伊斯蘭教，與中亞國家具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聯系和諸多地緣經濟和地緣文化共性。對於美國和俄羅斯而言，裏海地區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所蘊含的豐富的石油資源，還因為不管誰控制了這一地區的石油輸出線，誰就能產生巨大的政治影響。這也是中亞地區的競力者們面臨的一個首要問題。一直以來，一些“地緣戰略棋手”視阿塞拜疆為“地緣政治支軸國家”及裏海和中亞“資源富集區”的“瓶塞”。這正是某些精英將阿塞拜疆與中亞五國相提並論，劃入同一塊地緣空間的價值所在。他們不僅出於政治利益也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

綜觀“中亞”範疇之界定的變化，反映出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中亞”作為地域性概念，都是以多種相似性為基礎的動態關系體。鑒於此，我們在具體研究中，需要以具有巨大戰略價值的地理學資料作為參照點，以直線推進或曲折覆雜，甚至迂回發展的歷史軌跡為依據，用歷時態與共時態思維相結合的視野，不僅強調中亞文明交往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三者之間連續性的發展脈絡，而且緊密聯系現實中亞在地緣政治上的生命力、地緣文化上的吸引力和地緣經濟上的旺盛活力，去認識中亞，去解讀中亞。

　　
註釋：

①В. Г. Гафров, Л. И. Мирошников, Изучение цивилизац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Опы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 чества по проекту ЮНЕСКО Москва, Наука，1976；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文明史》，第一卷，2002年版，第368頁。

②(24)《蘇聯大百科全書》，1978年版，卷28，“Средняя Азия”詞條。《蘇聯百科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頁。

③(唐)李延壽撰：《北史》，第十冊，傳[九]，卷九十七，中華書局，三二零七頁。者舌即康居，是古代生活在中亞地區的遊牧民族，漢朝時期，東界烏孫，西達奄蔡，南接大月氏，東南臨大宛，約在今巴爾喀什湖和成海之間，活動範圍主要在今哈薩克斯坦南部及錫爾河中下遊。

④參見班固撰、顏師古註：《漢書•西域傳》，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版，卷九十六，3871頁。

⑤С. Л. Дихвинский, Б. А. Литвинский,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8, с.65.

⑥(32)(56)(57)(61)Эрвард Ртвеладзе,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ультур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дипломатии Рёспублики узбекистана, Ташкент, 2008, с6、с5、с45、с49、с16.

⑦張騫(約公元前164年至前114年)，字子文，漢中郡城固縣即今陜西省城固縣人。西漢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和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兩次肩膺使命出使西域。

⑧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нения Ⅱ, часть Ⅰ, Москва, 1963. с.475.

⑨烏滸水系指令阿姆河(Amu Darya)。阿姆河(Amu Darya)系突厥語，Darya是海或大河之意，Amu得名於沿岸城市阿姆(Amul)，因土著民阿馬德人(Amard)得名，今土庫曼納巴德。烏滸水為漢譯，漢代稱其媯水，隋唐稱烏滸水。

⑩參見С.E.博斯沃思著，劉迎勝譯：《導言》，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文明史》，第四卷(下)，2010年版，第1頁。

(11)Н, М, Щукина, Как создавалась карт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осква, 1955, с.4.

(12)Н. М. ЩуКина, Как создавалась карт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осква, 1955. с.7.

(13)Humboldt, A. de. 1843. Asie cetrale, Recberchs sur les chaines de motagnes et la climatologie comparée, Vols. Ⅰ-Ⅲ. Paris.

(14)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文明史》，第一卷，2002年版，第366頁。王治來：《中亞史》，第1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頁。

(15)Richthofen, F. Von. 1877. China. Ergebnisse eigner Reisen und dara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 I. Berlin.

(19)М В. Певцов，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ашгарию и Кун-Лу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 уры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49. с.3..

(17)(19)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亞文明史》，第一卷，2002年版，第366、367頁。

(18)Мушкетов И. В. Туркестан. Г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по данным，собранным в путешествиях с 1874 по 1880, СПБ, 1915; Туркестан, т. 1-2, СПБ, 1886-1906

(20)В. В. Бартольд, 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е в Сренюю Азию с научной цеью 1893-1894, 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инения, т. Ⅲ, 1965г.

(21)奧裏•阿塔，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

(22)Н. М. Щукина, Как создавалась карта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Москва, 1955г, с.32.)

(23)《蘇聯百科詞典》，蘇聯國家科學出版社，1954年版，《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詞條。

(25)С. П. Полк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Москва, 1980г. с5.

(26)(29)加文•漢布裏主編，吳玉貴譯：《中亞史綱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3-4頁。

(27)《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頁。

(28)《大英百科全書》，1980年版，倫敦，第1119頁。

(30)《中國軍事百科全書》，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0卷，第602頁。《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3678頁。

(31)陳翰笙：《〈中亞學刊〉發刊詞》，《中亞學刊》第一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頁。

(33)Россия——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Политика и ислам вXX-XX Ⅰ вв. том 2, Москва, 2010г. с.9-10.

(34)РГМД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я；содержаий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граничители, Москва, 2013г. 10. с.5-6.

(35)ODA即官方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縮寫。

(36)2014年6月13日，土耳其—中國絲綢之路經濟貿易文化藝術合作協會會長賽乃西•司馬懿的訪談講話。

(37)С. Т. Кляшторный, А. А. Колеснико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глазами рус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9в),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Алма-Ата, 1988, с.57.

(38)尼古拉一世全名尼古拉•巴甫洛維奇•羅曼諾夫(1796年7月6日-1855年3月2日)，1825-1855年在位。

(39)Т.涅博里辛：《俄國對外貿易統計報告》(第2冊)，聖彼得堡，1835年版，第248頁。

(40)俄國對外政策檔案，文件宗(Ф. Канцерялия)，外交大臣的工作報告，1859，279頁。

(41)M.A.捷連季耶夫：《征服中亞史》(2)，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464頁。

(42)Ф.馬爾簡斯：《俄國和英國在中亞》，聖彼得堡，1880年版，第18頁。

(43)帕米爾地處中亞東南部、中國的西端，橫跨塔吉克斯坦、中國和阿富汗。克什米爾是南亞次大陸西北部(青藏高原西部和南亞北部的交界處)的一個地區，位於印度、巴基斯坦、中國、阿富汗四國之間，曾為英屬印度的一個邦。大部分地區現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別控制(東北阿克塞欽和喀喇昆侖走廊由中國控制，已並入新疆、西藏兩自治區)。

(44)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亞洲的樞紐(Pivot of Asia)》，第二章，第48頁。

(45)19世紀初，布哈拉汗國的疆域除澤拉夫尚河和卡什卡河流域外，還包括今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部分地區，以及錫爾河北岸、突厥斯坦城及其附近一帶。

(46)Н.П.伊格納捷夫：《赴希瓦和布哈拉外交代表團》，《俄羅斯導報》，1871年第3期，第66頁。

(47)(49)俄國對外政策檔案，文件宗(Ф. Канцерялия)，外交大臣的工作報告，1858，217-218、155-156；1859，219；1864，28-219。

(48)國立列寧圖書館手稿部，館藏全宗：169，目錄10，文件17，第24頁.

(50)(51)俄國土地建設局移民處：《亞洲俄羅斯》，聖彼得堡，1914年，第71頁。

(52)С. П. Поляк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Казахстана, Москва, 1980г. с5.；《蘇聯百科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版，1601頁。

(53)Центр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реформ, 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тр карнеги, Россия, Китая и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осква, 2012, с.7.

(54)Алан Хабалов, Основные угроз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ля стран Централь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материк, Москва, 2014, 2, с.111.

(55)漢蘭台令使班固撰，唐秘書少監顏師古註：《漢書》，中華書局，一二，傳(六)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上，第三八九六頁。宛即大宛(今中亞費爾幹納)。

(58)D.西諾爾：《什麽是中亞》，載《民族譯叢》，1986年等1期。

(59)W.M.麥高文著：《中亞古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7頁。

(60)馬曼麗主編：《中亞研究——中亞與中國同源跨國民族卷》，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62)李約瑟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五卷，地學，第一分冊，第184頁。

(63)Ю. В. Бромлей, Этнос и этнография. М. Наука, 1973г. с.264.

(64)Г. А. Пугаченкова, Искуство Туркеместан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Искуство》, Москва, 1967, с.8.

(65)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Из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Алма-Ата, 1990, с.3.

(66)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 А. А. Клешников,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глазами рус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Ⅹ Ⅸв.), Алма-Ата, 1988, с.15.

(67)Н. О. Ахунов, Этнотопонимы—важ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точник,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Узбекской ССР, Из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вв, Ташкент, 1987. с.86.

(68)ДКыдырбекулы, Г. Аннакулиева, К вопросу об этногенезе казахов и туркмен(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Мысль, 1997.2.с.48.

(69)Россия—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Политика и ислам вⅩⅩ-ⅩⅩⅠ вв. том 2, Москва, 2010г. с.9-10.（2015-12-07 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