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從書桌的抽屜裏找出一個舊的紙護書來，檢點裏邊零碎紙片的年月，最遲的是民國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據，都是我離紹興以前的東西，算來已經過了二十一年的歲月了。從前有一張太平天國的收條，記得亦是收藏在這裏的，後來送了北京大學的研究所國學門，不知今尚存否。現在我所存的還有不少資料，如祖父少時所作艷詩手稿，父親替人代作祭文草稿，在我都覺可珍重的，實在也是先人唯一的手跡了，除了書籍上尚有一二題字以外。但是這於別人有甚麼關系呢，可以不必絮說。護書中又有魯迅的《哀範君三章》手稿，我的抄本附自作詩一首，又範愛農來信一封。（為行文便利起見，將詩寫在前頭，其實當然是信先來的。又魯迅這裏本該稱豫才，卻也因行文便利計而改稱了。）這幾葉廢紙對於大家或者不無一點興趣，假如讀過魯迅的《朝華夕拾》的人不曾忘記，末了有一篇叫作《範愛農》的文章——

①范愛農（1883一1912），名肇基，字斯年，號愛農，浙江紹興人。

魯迅的文章裏說在北京聽到愛農溺死的消息以後，“一點法子都沒有。只做了四首詩，後曾在一種日報上發表，現在將要忘記了，只記得一首裏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沈淪。中間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日本改造社譯本此處有註雲：

“此雲中間忘掉兩句，今《集外集》中有《哭範愛農》一首。其中間有兩句乃雲，出谷無窮夜，新宮自在春。”原稿卻又不同，今將全文抄錄於下，以便比較。

《哀范君三章》

其一

風雨飄搖日，余懷範愛農。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世味秋茶苦，人間直道窮。奈何三月別，遽爾失畸躬。

其二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狐貍方去穴，桃偶盡登場。故裏彤雲惡，炎天凜夜長。獨沈清冽水，能否洗愁腸。

其三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酪叮，微醉自沈倫。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故人雲散盡，我亦等輕塵。

題目下原署真名姓，塗改為黃棘二字，稿後附書四行，其文雲：

“我於愛農之死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釋然。昨忽成詩三章，隨手寫之，而忽將雞蟲做人，真是奇絕妙絕，辟歷一聲……今錄上，希大鑒定家鑒定，如不惡乃可登諸《民興》也。天下雖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豈能已於言乎。二十三日，樹又言。”這是信的附片，正張已沒有了，不能知道是哪一月，但是在我那抄本上卻有點線索可尋。抄本只有詩三章，無附言，因為我這是抄了去送給報館的，末了卻附了我自己的一首詩。

《哀愛農先生》

“天下無獨行，舉世成萎靡。皓皓範夫子，生此寂寞時。傲骨遭俗忌，屢見螻蟻欺。坎壈終一世，畢生清水湄。會聞此人死，令我心傷悲。峨峨使君輩，長生亦若為。”

這詩不足道，特別是敢做五古，實在覺得差得很，不過那是以前的事，也沒法子追悔，而且到底和範君有點相幹，所以錄了下來。但是還有重要的一點，較有用處的乃是題目下有小註“壬子八月”四個字，由此可以推知上邊的二十三日當是七月，愛農的死也即在這七月裏吧。據《朝華夕拾》裏說，範君屍體在菱蕩中找到，也證明是在秋天，雖然實在是蹲踞而並非如書上所說的直立著。我仿佛記得他們是看月去的，同去的大半是民興報館中人，族叔仲翔君確是去的，惜已久歸道山，現在留在北方的只有宋紫佩君一人，想他還記得清楚，得便當一問之也。所謂在一種日報上登過，即是這《民興報》，又四首乃三首之誤，大抵作者寫此文時在廣州，只憑記憶，故有參差，舊日記中當有記錄可據，但或者待語不具錄亦未可知，那麼這一張底稿也就很有留存的價值了。

愛農的信是三月二十七號從杭州千勝橋沈寓所寄，有杭省全盛源記信局的印記，上批“局資例”，杭紹間信資照例是十二文，因為那時是民國元年，民間信局還是存在。原信系小八行書兩張，其文如下。

“豫才先生大鑒：晤經子淵，暨接陳子英函，知大駕已自南京回。聽說南京一切措施與杭紹魯衛，如此世界，實何生為，蓋吾輩生成傲骨，未能隨波逐流，惟死而已，端無生理。弟於舊歷正月二十一日動身來杭，自知不善趨承，斷無謀生機會，未能拋得西湖去，故來此小作句留耳。現因承蒙傅勵臣函邀擔任師校監學事，雖然允他，擬陽月抄返紹一看，為偷生計，如可共事，或暫任數月。羅揚伯居然做第一科。課長，足見實至名歸，學養優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學務科員，何莫非志趣過人，後來居上，羨煞羨煞。令弟想已來杭，弟擬明日前往一訪。相見不遠，諸容面陳，專此敬請著安。弟範斯年叩，甘七號。《越鋒》事變化至此，恨恨，前言調和，光景絕望矣。又及。”

這一封信裏有幾點是很可註意的。絕望的口氣，是其一。挖苦的批評，是其二。信裏與故事裏人物也有接觸之處，如傅勵臣即孔教會會長之傅力臣，朱幼溪即接收學校之科員，《越鐸》即罵都督的日報，不過所指變化卻並不是報館案，乃是說內部分裂，《民興》即因此而產生。魯迅詩雲，桃偶盡登場，又雲，白眼看雞蟲，此蓋為範愛農悲劇之本根，他是實別被擠得窮極而死也。魯迅詩後附言中於此略有所說及，但本系遊戲的廈辭，釋明不易，故且從略，即如天下仰望已久一語，便是一種典故，原出於某科員之口頭，想鏡水稽山間曾親聞此語者尚不乏其人歟。信中又提及不佞，則因爾時承浙江教育司令為視學，唯因家事未即赴任，所以範君杭州見訪時亦未得相見也。

《朝華夕拾》裏說愛農戴著氈帽，這是紹興農夫常用的帽子，用氈制成球狀，折作兩層如碗，卷邊向上，即可戴矣。王府井大街的帽店中今亦有售者，兩邊不卷，狀如黑羊皮冠，價須一圓余，非農夫所戴得起，但其質地與顏色則同，染色不良，戴新帽少頃前額即現烏青，兩者亦無所異也。改造社譯本乃旁註氈字曰皮羅獨，案查大（左木右規）文彥著《言海》，此字系西班牙語威路達之音讀，漢語天鵝絨，審如所雲則愛農與紹興農夫所戴者常是天鵝絨帽，此事頗有問題，愛農或尚無不可，農夫如閏土之流實萬萬無此雅趣耳。改造社譯本中關於陳子英有註雲，“姓陳名濬，徐錫麟之弟子，當時留學東京。”此亦不甚精確。子英與伯蘇只是在東湖密謀革命時的同謀者，同赴日本，及伯蘇在安慶發難，子英已回鄉，因此乃再逃往東京，其時當在爭電報之後。又關於王金發有註雲，“真姓名為湯壽潛。”則尤大誤。王金發本在嵊縣為綠林豪客，受光覆會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紹興光覆後來主軍政，自稱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則唯知有王金發而已。二次革命失敗後，朱瑞為浙江將軍承袁世凱旨誘金發至省城殺之，人民雖喜得除得一害，然對於朱瑞之用詐殺降亦弗善也。湯壽潛為何許人，大抵在杭滬的人總當知道一點，奈何與王金發相混。改造社譯本註多有誤，如乎地木見於《花鏡》，即日本所謂藪柑子，註以為出於內蒙古某圍場，又如揍字雖是北方方言，卻已見於《七俠五義》等書，普通也只是打的意思耳，而註以為系猬褻語，豈誤為草字音乎。因講範愛農而牽連到譯本的註，今又牽連到別篇上去，未免有纏夾之嫌，逐即住筆。計七年二月十三日。（1938年2月作，選自《藥味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