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林徽因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初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沈從文先生在《大公報·文藝》上發了我的小說《蠶》以後，來信說有位絕頂聰明的小姐很喜歡我那篇小說，要我去她家吃茶。

那天，我穿著一件新洗的藍布大褂，先騎車趕到達子營的沈家，然後與沈先生一道跨進了北總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廳”。

聽說徽因得了很嚴重的肺病，還經常得臥床休息。可她哪像個病人，穿了一身騎馬裝（她常和費正清與夫人威爾瑪去外國人俱樂部騎馬）。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你是用感情寫作的，這很難得。”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說起話來，別人幾乎插不上嘴。別說沈先生和我，就連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發上吧嗒著煙鬥，連連點頭稱賞。徽因的健談決不是結了婚的婦人那種閑言碎語，而常是有學識，有見地，犀利敏捷的批評。我後來心裏常想：倘若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紀英國的約翰遜博士那樣，身邊也有一位博斯韋爾，把她那些充滿機智，饒有風趣的話一一記載下來，那該是多麼精彩的一部書啊！她從不拐彎抹角，模棱兩可。這種純學術的批評，也從來沒有人記仇。我常常折服於徽因過人的藝術悟性。

在我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期間，徽因一直是我的拉拉隊。我每次由天津到北平舉行約稿懇談茶會，她總是不落空，而且席間必有一番宏論。她熱烈支持我搞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獎金，還從已刊的作品中選編出一本《大公報小說選》。

徽因自己寫的不算多，但她的寫作必是由她心坎裏爆發出來的，不論是悲是喜，必得覺得迫切需要表現時才把它傳達出來。

徽因和丈夫梁思成一起，為他們鐘愛的建築事業，傾註了所有的心力。“七七”事變那天，這對夫婦正在五台山一座古廟裏工作著，並由徽因從一座古寺罩滿灰塵和蛛網的梁上，發現了迄今保存得最完整的古木結構的建築年月。整個抗戰期間，他們相當一段時間蟄居在條件艱苦，幾乎沒有生活必需品的李莊，堅持做學問。他們這種堅毅的精神深深感動了前來探望的費正清。他說：“倘若是美國人，我相信他們早已丟開書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卻能完全安於過這種農民的原始生活，堅持從事他們的工作。”

徽因的文集要出版了，實在讓人高興。單從集中所收文學作品的數量上來說，同徽因從事文藝寫作的漫長歲月確實很不相稱。一方面，這是由於她一生花了不少時間去當拉拉隊，鼓勵旁人寫，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的興趣廣泛，文藝不過是其中之一。她在英美都學過建築，在耶魯大學還從名師貝克爾教授攻過舞台設計。我在她家裏曾見過她畫的水彩。1935年秋天曹禺在天津主演莫裏哀的《慳吝人》時，是她擔任的舞美設計。

我不懂建築學，但我隱約覺得徽因更大的貢獻，也許是在這一方面，而且她是位真正的無名英雄！試想以她那樣老早就被醫生宣布患有絕癥的瘦弱女子，卻不顧自己的健康狀況，陪伴思成在當時極為落後的窮鄉僻壤四處奔走，坐騾車，住雞毛小店，根據地方縣志的記載去尋訪早已被人們遺忘了的荒寺古廟。一個患有殘疾，一個身染重痼，這對熱愛祖國文化遺產的夫婦就在那些年久失修、罩滿積年塵埃的廟宇裏，爬上爬下（梁柱多已腐朽，到處飛著蝙蝠）去丈量、測繪、探索我國古代建築的營造法式。費慰梅在她的《梁思成小傳》中曾引用梁思成於一九四一年所寫而從未發表過的“小結”說：截至一九四一年，梁思成所主持的營造學社已經踏訪了十五個省份裏的兩百個縣，實地精細地研究了兩千座古建築，其中很大一部分徽因大概都參加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