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真是美麗動人，麥色細嫩的肌膚，綠寶石色的杏仁眼，長達腰際的黑色直發，她是安第斯山姑娘，同樣可以說她是一個印度尼西亞的古典佳人。她衣著打扮有一種特別的味道：猞貍皮外套，細花的真絲襯衫，生亞麻布的長褲，一雙葉子花色流線型的皮鞋。當時我正在巴黎戴高樂機場排隊辦理開往紐約的登機手續，她踏著母豹式的輕盈腳步走過來，我就想：“這是我有生以來見過的最美的女人。”她只是瞬間超自然出現，很快又消失在前面的人群中。

那是上午九點。從前一天夜裏就在下雪，街道上的車輛比平時慢了很多，高速公路上更慢，卡車排成長龍，汽車在雪中濕潤潤的。機場大廳卻相反，仍舊是春意盎然。

我排在一位荷蘭老太後面，她為她帶的十一件行李爭吵了幾乎一個小時。我正為此感到厭煩時看見了她，瞬間呼吸都停止了，以至於都不知道那爭執是什麼時候結束的，直到女職員叫我才從神遊中醒過來。為了向女職員表示歉意，我問她是否相信一見鐘情的愛情。她回答我說：“當然信了。”她目光沒有離開電腦屏幕，又說：“其他都不可能。”然後問我想要什麼座位，吸煙的還是不吸煙的。

“都行。”我鄭重其事跟她說：“只要不在那位有十一件行李的老太身邊。”

她還是眼不離閃著磷光的電腦屏幕，給我一個商業式的微笑表示感謝。

“您選個號，”她對我說：“三，四，還是七。”

“四。”她的微笑有了點燦爛。

“我在這十五年了，您是第一個不選七號的人。”她說。

她給我圈出登機卡上的座位號，和我其他的證件一起交給我，第一次用她那雙葡萄色的眼睛看著我，使我感到愉快。只是這時我才註意到機場剛剛關閉，所有的航班都要延誤。

“到什麼時候？”

“上帝知道到什麼時候。”她微笑著說，“廣播通知今天上午有今年以來最大的雪。”

她搞錯了：是本世紀以來最大的雪。但在頭等艙候機廳裏倒是真正的春天：花瓶裏有新鮮的玫瑰，就連音樂都是那麼優美而舒緩，符合創辦人的意願。我忽然產生一個念頭，這兒才是那美人最合適的避難所，我開始在各個大廳尋找她的身影，為自己的膽量激動不已。可是看見的多是生活現實的男人，在那裏讀著英文報紙；與此同時，他們的女人卻在想著別的事，透過大玻璃窗望著那些一動不動地停在雪中的飛機，望著那些冷漠的工廠，和被機耕過的廣闊的路易斯平原。中午過後便沒有一點空隙，悶熱讓人難以忍受，為了呼吸新鮮空氣我逃了出來。

在外面我遇到更驚人的場面。完全合法的人們爆滿了候機廳，紮營在憋悶的走廊上，甚至樓梯上，和他們的狗和孩子以及手提行李一起躺在地上。和城裏的聯系也中斷了，這座透明的塑鋼建築仿佛一個擱淺在暴風雪中的大瓶子。我不南地想到此刻那美女一定待在那些難民中的某處，這個想象激起我的希望和勇氣。午飯時又引起我們的難民意識。七家飯店，所有的咖啡館，甚至酒吧都排起長隊，可只開了不到三個小時就不得不關門了，因為既沒有吃的也沒喝的了。兒童一下成了這個世界的一切，幾乎同時開始哭起來，人們開始產生一種恐懼感。這是反映本能的時刻。在這恐怖的時刻，我唯一弄到的食品是在一家兒童商店買到的兩杯奶油冰激淩。我在櫃台前慢慢地吃著，服務生在往那些沒被占用的桌子上放椅子，我一邊從鏡子裏看著自己，手裏拿著最後一個空紙杯和最後一小勺冰激淩，腦袋裏想著那個美人。

紐約的航班本來是上午十一點，延誤到夜裏八點才起飛。我總算能飛了，頭等艙的旅客開始登機了，一位空姐把我帶到座位上。我幾乎停止了呼吸，就在我的鄰座靠窗——那是專門留給特殊旅客的位置——坐著那位美人。我在想：“也許我這樣寫，沒人會相信。”我向她問候時幾乎有點張口結舌，她沒有察覺。

她放東西好像要生活許多年似的，每件東西都按其順序放在合適的位置，直到各就其位伸手可及。她在做著她的事，男服務生給我們拿來迎客的香檳。我拿起一杯想獻給美人，可我好後悔，因為她只是向服務生要了一杯水，先是用一句不可理解的法語，然後又用一句不太易懂的英語，說在飛行中請不要為任何事情叫醒她。她聲音溫文爾雅，帶一點東方的傷感。

等拿來水時，她打開放在膝蓋上一個角上包銅的化妝盒——這很像奶奶外婆們用的那種箱子——從一個五顏六色的管裏取出兩片金黃色藥片。她做這一切都井井有條，對她來說，好像天生就沒有什麼不會似的。最後放下舷窗遮光版，最大限度地伸展開她的坐椅，用線毯蓋到腰部，沒有脫掉鞋子，戴上眼罩，背對著我側躺在坐椅上，沒一會兒就睡著了，整個八小時十二分的紐約飛行中她沒有咳嗽也沒改變一下姿勢。

這是一次緊張的旅行。我一向認為在大自然當中沒有什麼能比得上一個美女的美，因此，對睡在我身邊的美人，我不可能讓自己的目光逃離片刻。起飛不久那位男服務生就消失了，替代他的是一位空姐，她想叫醒那美人，好給她一袋小吃和聽音樂的耳機。我告訴她美人曾要求那男服務生的話，但空姐非堅持要親耳聽到不可——親耳聽到她本人說連晚飯也不吃的話。我又重覆了一遍，可即便如此，空姐還是說，那美人並沒在脖子上掛牌說別叫醒她。

我吃自己的晚餐，心裏自言自語對她說話，似乎她醒著。她的睡眠是那麼沈穩，以至於令我感到不安，似乎覺得她吃的那些藥片不是用來睡眠而是為了死亡。我每喝一口便舉杯祝福一次。

“幹杯，美人。”

晚餐結束，燈光熄滅，開始播放沒人愛看的電影，在這昏暗的世界裏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本世紀最大的風雪過去了，大西洋的夜空是那麼廣闊而清澈，飛機像停止在群星中間。在幾個小時裏我一點一點地欣賞著她，而我能感覺到的唯一的生命信息，則是經過她前額的那些睡夢的陰影，好像水中的雲。她脖子上有條鏈子，在她那麥色的皮膚上細得幾乎看不出來，完美的耳朵，沒紮戴耳環的耳朵眼，玫瑰色的指甲顯示她的健康良好，左手上戴一個平面寶石戒指。由於她看上去不到二十歲，我想那不會是一個結婚戒指，而是一個男友的禮物。“知道你在睡眠，睡得那麼安詳，放松的軀體，優美的曲線，離我的胳膊手那麼近，”我想著，品味著香檳的冠狀泡沫，心裏重覆著迪埃戈精湛的十四行詩句。然後我把自己的座椅也放到她的高度，這樣我們躺得更近了，就像在同一張雙人床上。她的呼吸如同其舒緩的聲音，她的肌膚散發著淡淡的幽香，這種香只能是她美人獨有的味兒。我似乎難以相信，前一個春天我讀過川端康成的一篇很美的小說，寫的是京都的一些資產階級老男人夜花重金觀賞這座城市最美的姑娘，她們裸露著身體，亂醉如泥，在同一張床上，這些愛的精疲力竭的老男人，不叫醒她們，也不碰她們，甚至連想都不想，因為他們的快感就是觀賞她們的睡態。那天夜裏，守護著美人的睡眠，我不僅理解了那老年人的純美意識，而且還完美地體驗了一回。

“誰會相信這件事呢，我，在如此高度的日本老人。”我被香檳酒刺激得有點自戀，心裏說。

我覺得自己睡了有幾個小時，被香檳酒和無聲電影搞的，醒來時頭痛欲裂。我去了趟衛生間。我身後第二個座位上躺著那位有十一件行李的荷蘭老太，睡態醜陋，好像戰場上被遺忘的死屍。在過道中間地上，落著她拴有彩色鏈子的花鏡，我沒有去給她撿起來，而是欣賞了一會兒這幅畫面。

我先前香檳酒喝得有些過量，睡了一覺好多了；我看著鏡中的自己感到吃驚：卑鄙而又醜陋。這才發現那些愛情的貪杯真是可怕。突然飛機開始顛動，又盡可能拉平，仍然快速飛行著。機艙亮燈了，讓都回到座位上去。我急忙出來，幻想著只有上帝的晃動才能喚醒那美人，而她應該紮進我的懷抱裏來逃避這恐怖。匆忙中我差點踩了荷蘭老太的眼鏡，那可好了。但我還是走回去，拾起眼鏡，給她放到懷裏，我該感謝她沒有在我前面選了這個四號座位。

美人的睡眠真是厲害，飛機已開始降落，她還是不醒。我必須想法設法晃醒她，即便她會氣惱，因為在這最後的時刻，我唯一想做的就是看看醒著的她，以恢覆我的才華，也許還有我的青春。但我沒能這麼做。“球，”我很輕蔑地在心裏說，“我為什麼沒生為塔烏羅！”她在廣播通知即將著陸時醒了，沒用誰幫忙，那麼美麗清新，仿佛睡醒在一束玫瑰花中。直到這時我才註意到周圍其他旅客，如同年老的夫婦，醒來時也不相互問候。她也一樣。拿掉眼罩，睜開明亮的眼睛，扶直了座椅，把線毯丟到一邊，擺動了一下頭發，靠自身重量梳理好，又把那個角包銅的盒子放在膝蓋上，快速地化了妝，時間恰好到機艙開門。沒有看我一眼。她穿外套時，幾乎掠過我的頭頂，用純正的美洲西班牙語說了句對不起，連聲告別也沒說就走了。至少應該為了我們幸福的夜晚，為我所做的一切說聲謝謝吧。她在今天紐約太陽升起時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