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除了這個之外，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經濟的恢復，階級矛盾怎麽樣？階級矛盾在當時也開始日趨尖銳化，這個經濟在發展，貧富差距也開始增加了。有的人土地越來越多，越來越有錢，有的人在經濟發展中怎麽樣？失去了土地，那麽在漢武帝時期的思想家，董仲舒對這件事情有過描繪。因為你隨著經濟的發展，地主他的經營中，他的土地越來越多，所以董仲舒說當時出現了什麽？“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足之地。”出現這麽一種情況，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分化開始增加了，而且日趨擴大，這個官府對老百姓的稅收也開始慢慢地增加，當然我們說了，這個漢文帝、漢景帝時期一再地減少賦稅，文帝的時候12年免稅，景帝的時候老百姓的稅率由十五分之一，改成三十分之一，那是因為怎麽樣？大家沒錢，經濟特別殘破，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慢慢老百姓大概有了一些糧食了，有了一些錢了，所以統治者，統治集團開始認為可以收了。可能有時候中央沒有讓你收，但那些地方官有些基層幹部他開始亂收費，開始讓老百姓做事情了，發徭役了，開始收老百姓的錢了。結果越收越多，所以董仲舒當時有種說法，說什麽呢？說當時老百姓的徭役，老百姓服勞役，三十倍於古。說比過去的負擔重得多，三十倍於古代，說老百姓物質的負擔，比如要給官府錢，要給官府糧食，說二十倍於古。相當於古代的二十倍，這是董仲舒一種大概描繪，就表示說老百姓當時的負擔非常非常重，當時這麽一種情況，那麽再加上地主他的剝削，他的兼並，老百姓失去土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非常低了，可以說過著不如豬狗牛馬的生活。老百姓生活這麽一種情況，必然會激起老百姓的反抗。所以，漢武帝時期階級矛盾出現一些尖銳化，很多地方出現了農民起義，當時的農民起義當然還沒有演變成全國性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但那個地方的農民起義已經很厲害了。那麽當時在燕、趙、齊、楚一帶到處都是農民，據說少者幾百人，多者幾千人，在那兒鬧，在那兒起義，他們攻打官府，釋放囚犯，開放糧倉，殺一些地主，殺一些豪強。這個政府當時怎麽樣，開始派人去鎮壓，這個鎮壓，當然很多地方鎮壓不下來，鎮壓不住，殺不勝殺，當時有些將軍，被派到地方去鎮壓農民起義，一殺上萬人的殺，殺！你這邊殺怎麽樣，那邊又起來，到那邊殺這邊又起來了，這邊剛鎮壓下去，你剛離開，他們很快就起來了。所以到處都是農民起義，這個漢武帝為這個，處死了很多大臣，處死了很多地方官，因為他們鎮壓農民起義不利，而且漢武帝當時還頒布了一個叫“沈命法”，“沈命法”什麽意思呢？就是規定地方如果發現了這些農民鬧事，發現了我們說的這些農民起義，你得給我上報，你得給我鎮壓，你得給我殺人，要殺夠了人，殺不夠的話，我就殺你，當時采取這樣一些措施，所以當時的社會的階級矛盾相當尖銳了。

那麽再有一個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那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和漢朝初年剛開始也不太一樣了，隨著經濟的發展，怎麽樣，地方的那些藩國，他們也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那麽他們對中央的皇帝是不服的，他們覺得你能當皇帝，我為什麽不能當皇帝？等我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我有了一定的軍隊，我有一定的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之後，我也能夠起來奪取天下，我也可以當皇帝，當時這麽一種態度。

當時社會發生這些變化，一些貴族之間在中央勾心鬥角，那麽地方的農民起義，由於階級矛盾開始尖銳化，農民起義大量地爆發，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開始緊張，一些地方的諸侯國開始不老實了，開始要向中央挑戰了。所以在這麽一種情況下，中央不可能完全做到無為，我剛才說的這些矛盾是逐漸演成的，並不是說一開始這些貴族馬上就開始鬧事，這些地方的大豪強馬上鬧事，農民馬上就起義，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它是一個過程，所以最高統治者這個無為當中也應該包含著什麽呀？有為。而且無為和有為怎麽樣？是開始互相滲透，無為呢，開始逐漸地減少，有為開始逐漸的怎麽樣，開始逐漸地增加，無為和有為互相交錯，我剛才說了，這些矛盾不可能讓統治者完全無為，無為中必須包含著有為。

那麽當時的統治者，當時最高的統治集團開始是以無為為主，有一點點有為，不能說完全沒有有為。後來，無為和有為開始可能逐漸相當，再往後怎麽樣？有為開始越來越占了優勢，那麽當時最高統治者，都采取了哪些有為的措施？就是說由漢惠帝到漢文帝到漢景帝一直到漢武帝前期，開始應該說，無為還是占優勢的，有一點有為。但是越往後發展，有為越來越多，無為沒有放棄，在漢武帝前期無為也沒有正式說放棄，大家都講無為，但是有為在增長，有為的成分在增加，那麽當時統治者有哪些有為的措施呢？還是有一些有為的措施的。

比如對一些貴族，當時統治者，也想采取一些措施。當時也鎮壓了一些貴族，殺了一些貴族，比如那個灌夫，他最後就被殺了，後來魏其侯也被殺了。那麽統治者是想怎麽樣？通過殺掉這些貴族們減緩沖突，減少沖突，沖突的一方給鎮壓了，給殺了，減少沖突，他采取了一些措施，對於地方的農民起義呢？那就是鎮壓。剛才我說了，漢武帝時期制定了“沈命法”，就是要讓這些地方官，殘酷地鎮壓農民起義。你要是鎮壓不下去，你殺不了他，我就殺你，你不能把他鎮壓下去，我就鎮壓你，就懲罰你。為這個殺了很多地方的官員，免掉很多官員，殺掉很多官員，所以采取了一些鎮壓措施。那麽對於那些地方的豪強，對於那些地方的那些大族，也就是相當於我們現在說的地方的黑社會，也是勢力特別大的黑社會，那麽中央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從漢景帝開始，就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采取什麽措施呢？任用酷吏，酷吏是什麽人？是一些能夠用殘酷的手段、極端的手段、最嚴厲的手段來對付這些地方的黑社會，來對付那些違法的貴族那些違法的黑社會，這樣的一些官員。敢幹，能幹，任用這樣一些人，比如在漢景帝的時候，任用了一個酷吏，這個酷吏叫郅都。這個郅都就非常非常厲害，他到了地方之後，怎麽樣？來利用地方的一些人，可能他利用的這些人，有些人大概也不是什麽好東西，也屬於地方的一些無賴。用他們為打手，讓他們為鷹犬，幹嘛？來鎮壓一些大家族，一些橫行不法的大家族。

那麽漢景帝時期，還任用了一個酷吏叫寧成，這個寧成也是非常非常厲害，那麽他對這些地方的黑社會呢，也是用非常嚴厲的手段，據說跟郅都一樣，他沿襲了郅都的做法，該殺的殺，該抓的抓。當時人對寧成有一個形容，形容寧成是什麽？說這個寧成施政，他來治理地方的時候，相當於什麽？有點像狼來看著羊，是這麽一種比喻，狼牧羊，放牧的牧。如同狼牧羊，狼給羊放牧，你想這個羊好得了嗎？隨時都要吃這個羊，這個羊嚇壞了，整天生活在驚恐的氣氛當中，這是寧成，非常厲害。所以我剛才說了一個是對那些貴族，一個是對農民，鎮壓農民起義，一個是對這些地方的世家大族。

再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為，什麽重要的作為呢？就是漢景帝時期，對地方的藩國，采取了鎮壓的態度，歷史上著名的七國之亂被中央給鎮壓了。開始中央對於地方的這些藩國態度非常緩和，漢文帝時期對於地方一再忍讓，漢景帝開始對他們怎麽樣？也是一再地忍讓、一再地退讓。但是那個地方的藩國對中央怎麽樣？得寸進尺，他把中央的忍讓當做軟弱。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當時朝廷很多大臣，還有很多其他的有眼光的人，都跟朝廷說，這個地方的問題必須要解決，不能再這麽一位地退讓。還是就是漢景帝時期的晁錯，他提出了“削藩策”，就是要削弱地方，那麽最後這個地方怎麽樣？終於他們覺得自己的翅膀硬了，地方的藩國特別像吳王劉濞，他自己想稱帝，他想顛覆中央，他這個野心，你怎麽忍讓，這個野心也不會消失的。所以漢景帝的時候發生了吳楚七國之亂，七國，吳、楚、趙、膠東、膠西、濟南、淄青，這七個小藩國聯合起來開始反叛中央，公開地反叛中央。過去他可能在底下暗中幹一些事情，現在不暗中幹了，公開幹了，公開向中央宣戰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央也沒有辦法了，只好應戰，那麽最後漢景帝時期平定七國之亂了。那麽平定七國之亂之後，中央馬上繼續解決這些地方的藩國問題，進一步削弱減少他們的地盤，削弱他們的權力，削弱他們的實力，那麽這也是在當時，漢代的中央政府的有為，所以我們說無為中包含著有為，有為越來越多，有為的成分越來越大。



那麽由無為而有為，由無為向有為過渡是不是一帆風順的呢？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那麽這件事情在由無為到有為的發展過程中，實際上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抗，遭到了很多人的制止。很多貴族不願意由無為向有為過渡，很多貴族不願意有為，為什麽呀？因為原來漢朝朝廷采取的無為政治，無為的做法怎麽樣？造成了很多既得利益者，有很多貴族就是在這種無為的政治中，他的勢力膨脹起來了，他的利益大大地增加了。如果你由無為到有為的話，會損害他的利益，會損傷他的利益。所以他不願意由無為到有為，那麽歷史上著名的竇太後，竇太後她就願意無為，史書記載竇太後願意怎麽樣？竇太後喜歡黃老之言，喜歡老子的東西，喜歡無為的東西，不喜歡儒家的東西。那麽竇太後不喜歡有為，比如我說的漢景帝時期用的那個酷吏，那個郅都，那麽用他實際上搞的就是法家那套。法家就是講用實力嚴厲地鎮壓，嚴厲地對敵反對派，嚴厲地鎮壓那些違法的人，絕不手軟。

那麽這是法家的有為，那麽郅都由於他嚴厲地鎮壓那些違法的人，得罪了很多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貴族，然後地方上的這些大豪強他們通過各種關系疏通，來對郅都有各種各樣的非議，再加上郅都用這種嚴厲的手段來制裁那些違法的人，也得罪了很多王侯貴族。所以郅都這個人的很多做法傳到竇太後那兒了，很多人對郅都的批評，對郅都的非議，也都傳到竇太後那兒去，那麽竇太後顯然不願意，為什麽？因為郅都的這些做法，這種嚴厲鎮壓的做法，實際上侵犯了貴族的利益。因為這些貴族呢，他們在長期無為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們希望自己怎麽樣，利益越來越大，希望自己可以任意妄為，他們不願意把自己的行為納入到法制的範圍之內。一有法制就對他們有約束了，他們就不自在了，所以他們不喜歡這種有為，不喜歡郅都這種有為，不喜歡這種法制的東西，所以這個竇太後就開始在漢景帝那兒說郅都的不是了。漢景帝呢，他是要保護郅都的，他覺得郅都代表朝廷，行使法制，郅都沒錯。所以漢景帝對郅都呢，進行了保護。他把郅都派到雁門，當雁門太守，他是想保護郅都，但是這個竇太後還是饒不了郅都，最後呢，還是想方設法用其他的方式，用一些借口，大概抓到了郅都的一些什麽弱點，因為人在工作當中不可能沒有失誤，不可能沒有這樣那樣的把柄被人抓住，可能她抓住了郅都的一些把柄，最後把郅都還是給殺了。

所以郅都是從法家的角度來代表有為，而竇太後她喜歡無為，她喜歡的是什麽呀，黃老之言。喜歡道家之言，無為的東西。那麽竇太後還是想方設法還是把郅都給殺了，那麽這件事反映出什麽？這種有為政治它的實行並不是一帆風順，在實行的過程中還是受到挫折了，還是遭受無為政治的反抗，那麽竇太後就是個典型，她實際上就是當時這種維護無為政治的一個代表，她希望無為，無為對她們這些貴族是有利的。

那麽還有寧成，那又是一個酷吏，漢景帝時期重用的一個酷吏，他繼續按照郅都的這種做法，來按照郅都的那種方法，來那麽做。那麽最後寧成的處境也不是很好，那些王公貴族到處說他的壞話，到處告他的狀，那麽在漢武帝時期，迫於上層貴族的這種壓力，寧成也被抓起來了，雖然最後沒有把他處死，但他也蹲了監獄了。所以寧成一個從法家的角度進行有為，那麽有為你就要得罪別人，得罪這些人你可能就要倒黴。

那麽這是從法家的角度，像郅都和寧成他們的有為。還有人想從儒家的角度來進行有為，也遭受了一定的挫折，也遭到了以竇太後為代表的那些主張無為，堅持無為政治的那些人的反抗，因為他們為了維護貴族利益，他要無為，比如這個竇太後的侄子，竇嬰。那麽竇嬰呢，他是好儒，他喜歡有為，他喜歡從儒的角度來進行有為。那麽有這麽一個故事，漢景帝他的弟弟是梁王，當時在地方的藩國封為梁王，漢景帝在平定七國之亂的時候，梁王還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那麽這哥倆的關系應該非常好，而竇太後也非常喜歡梁王，那麽有一次梁王從地方到中央來，那麽漢景帝呢，就設宴，哥倆喝酒特別高興，漢景帝這哥倆可能好久沒見了，在一起聊天，喝酒特別高興，漢景帝呢一高興怎麽樣？大概當時也是喝酒喝昏了頭，一高興，說什麽呀？說將來等我完之後，意思就是我死了之後，皇位是你的。因為竇太後特別喜歡梁王，所以聽了漢景帝的話，漢景帝我說了，喝酒喝昏了頭了，說出了不符合不符合禮儀的話，不符合制度的話，那竇太後特別高興。但是竇嬰當時也在旁邊，竇嬰他頭腦比較清醒，他意識到，漢景帝這種說法不符合制度，不符合宗法制度，不符合漢朝皇位的繼承制度。馬上他就來提醒漢景帝，說什麽呀？說陛下這話不對，咱們祖宗已經制定了皇位的繼承制度，咱們要按照祖宗的制度來執行，不能憑一時高興，想怎麽辦就怎麽辦？他馬上提醒，就是漢朝皇位繼承是有自己制度的，你可不能隨便自己一高興，就破壞這個制度。所以竇太後當時特別不高興，後來就冷落了竇嬰，雖然這是她們家的人，但她冷落了他。那麽竇嬰的這種提醒就是一種有為，這是從儒家的角度去有為，不能放任，什麽東西都不能放任，不能憑著感覺走，不能自己想怎麽樣就怎麽樣，要按制度來，要有一定的制度。那麽當時不光是竇嬰主張，好儒家講儒家的東西，當時還有一些大臣也講儒家的東西，希望按照儒家的那些思想，來治理國家。

當然一開始還不可能完全大規模地推行儒家，但是有一些大臣主張用一些儒家的東西，起碼小規模、零星的來做一些事情，你比如當時有兩個大臣，一個叫趙綰，一個叫王臧。這個王臧和趙綰呢，他們兩人也是主張儒家，主張用儒家的東西來進行治理。那麽這個王臧、趙綰按照儒家的想法還提出了一些主張，什麽主張呢？比如說當時在朝廷那兒有很多列侯，這些列侯呢，都是一些貴族了。他們在中央這兒整天惹事生非，是是非非。朝廷這兒、中央這兒聚集了很多列侯，這些人在這兒整天無所事事，招惹是非。所以王臧、趙綰提出讓他們都回去，回到你自己的封國當中去，你不要在中央呆著，你是哪兒的？給你封在哪個地方？封在山東，你去山東。封在河北，你去河北。封在湖北，你去湖北。該去哪兒都去哪兒，不要都集中在朝廷，但是這些列侯都不願意到地方，很多列侯都在中央跟公主結了婚，娶了公主。他不願意到地方去，地方也比較苦，地方跟中央、跟朝廷距離比較遠，他們維護自己的利益也不方便。所以按照這個王臧、趙綰的想法呢，都離開、都走，都別在這兒。這樣朝廷清靜一點，朝廷的矛盾會少一點，有利於朝廷推行自己各項治理政策。那麽王臧、趙綰還提出了一些想法，什麽想法呢，今後大家穿的服裝都要符合禮儀，實際上就是說他要想推行儒家的這些東西，推行儒家的禮儀。哪怕從服裝方面，從一些使用的器物，從服裝、從各個方面怎麽樣？要體現出君臣上下的等級，要有這種體現。大概當時有些貴族呢，他覺得他的關系跟皇室的關系比較密切，或者跟最高統治者的關系比較密切，他有時候就不太講究禮儀了，人與人之間比較隨便。那麽儒家的想法，這些都是不行的。因為儒家孔子說過這種話，“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那麽漢代呢，開始無為政治，所以那些貴族可能開始一些禮儀的東西，不是說他完全沒有禮儀，有很多禮儀不夠嚴格、不夠規範。

所以王臧、趙綰主張進一步的規範，那麽這種規範他可能是要求先從服裝做起，大家穿的衣服先得體現出這種禮儀，體現出一種秩序。那麽總之呢，王臧、趙綰有很多想法，這些想法呢都是儒家的東西，希望用儒家的東西來規範朝政，來規範朝廷。那麽這些呢，也引起了以竇太後為代表的這些保守貴族的不滿，他們希望通過無為來保持自己已有的特權，所以這個竇太後最後呢，就開始對王臧、趙綰開始下手，她就脅迫漢武帝把這個王臧、趙綰給抓起來，可能又找到了王臧、趙綰的一些漏洞，找到一些口實，找到一些漏洞，我說了，人在工作的時候，肯定會有這樣那樣的失誤，不可能一點把柄都不被人抓住，大概抓住了王臧、趙綰的什麽把柄，脅迫漢武帝把王臧、趙綰抓起來，脅迫他們倆自殺了，最後這兩個人被逼得自殺了。所以可見呢，這個有為並不是一帆風順搞起來的，在有為的過程中，怎麽樣？它也遭到了無為的反抗，所以在漢代，這種無為到有為的過程中，它們雙方是互有進退的，你打過來，我打過去，有時候你稍微高一點，有時候我稍微高一點，這個雙方當時呢，這麽一種情況。

那麽這裏我們接下來就要講一講，為什麽會獨尊儒術？出現了獨尊儒術。我們還是從一件事情講起，劉邦當初反抗秦朝的時候，當初怎麽樣？秦朝的官府通緝劉邦，到處抓劉邦，劉邦到處逃竄，流竄於哪兒，流竄邙、碭之間，邙山、碭山之間，官府到處找都找不到他。結果劉邦的夫人呂氏，也就是後來的呂後她就能找到劉邦，她隨時就知道劉邦在哪兒，後來劉邦挺奇怪的，說官府到處找我，找不著，你怎麽一下把我找到了？呂氏說什麽呀，我看見天上有五彩之雲，哪兒有五彩之雲，我就到哪兒找你，到那兒準能找到你，五彩之雲什麽意思？誰天上有五彩之雲誰將來要當天子，那可不得了，這都是他編造的神話，他編造這些神話是什麽意思，編造這些神話就是要樹立自己的精神權威，那麽這是劉邦的想法，就是他也意識到精神的重要。

在這一方面漢武帝時期的很多儒家的學者，都意識到了，如果能夠在精神上提高地位，提高君主的地位，就能夠解決真正解決君主的權威問題。因為當時的社會，需要一種精神上的和諧，就說漢武帝他也想，使社會成為這麽一種和諧的社會，大家彼此都很和諧，他也想創造那種氣氛。所以他也想從精神上來解決這個問題，那麽誰能給他解決這個問題呢？法家肯定不行，法家也是有為，但是法家不行，而且法家這種做法越做這個氣氛越緊張，我說了這個農民起義，你越鎮壓越不行，這些地方的豪強黑社會，你可以殺，把他們給殺怕了。但最後怎麽樣？還是解決不了問題，你殺了一批，新的又起來了，而且你用法家這套成本太高，代價太大，你得動用很多軍隊。而且氣氛更加緊張，氣氛更加不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