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人家過年，墻上貼著：“擡頭見喜”與“童言無忌”的紅紙條。這裏我用“童言無忌”來做題目，並沒有什麽犯忌諱的話，急欲一吐為快，不過打算說說自己的事罷了。小學生下學回來，興奮地敘述他的見聞，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遲到，和他合坐一張板凳的同學如何被扣一分因為不整潔，說個無了無休，大人雖懶於搭碴，也由著他說。我小時候大約感到了這種現象之悲哀，從此對於自說自話有了一種禁忌。直到現在，和人談話，如果是人家說我聽，我總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說人家聽，那我過後思量，總覺得十分不安，怕人家嫌煩了。當真憋了一肚子的話沒處說，惟有一個辦法，走出去幹點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然後寫本自傳，不怕沒人理會。這原是幼稚的夢想，現在漸漸知道了，要做個舉世矚目的大人物，寫個人手一冊的自傳，希望是很渺茫，還是隨時隨地把自己的事寫點出來，免得壓抑過甚，到年老的時候，一發不可復制，一定比誰都嘮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邊文學是要挨罵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書上看到兩句話，借來罵那種對於自己過分感到興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當：“他們花費一輩子的時間瞪眼看自己的肚臍，並且想法子尋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興趣的，叫人家也來瞪眼看。”我這算不算肚臍眼展覽，我有點疑心，但也還是寫了。
錢
不知道“抓周”這風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歲的時候循例在一只漆盤裏揀選一件東西，以蔔將來誌向所趨。我拿的是錢——好像是個小金鎊吧。我姑姑記得是如此，還有一個女傭堅持說我拿的是筆，不知哪一說比較可靠。但是無論如何，從小似乎我就很喜歡錢。我母親非常詫異地發現這一層，一來就搖頭道：“他們這一代的人……”我母親是個清高的人，有錢的時候固然絕口不提錢，即至後來為錢逼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還把錢看得很輕。這種一塵不染的態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對面去，因此，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
我喜歡錢，因為我沒吃過錢的苦——小苦雖然經驗到一些，和人家真吃過苦的比起來實在不算什麽——不知道錢的壞外，只知道錢的好處。
在家裏過活的時候，衣食無憂，學費、醫藥費、娛樂費，全用不著操心，可是自己手裏從來沒有錢。因為怕小孩買零嘴吃，我們的壓歲錢總是放在枕頭底下過了年便繳還給父親的，我們也從來沒有想到反抗。直到十六歲我沒有單獨到店裏買過東西，沒有習慣，也就沒有欲望。
看了電影出來，像巡捕房招領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上，等候家裏的汽車夫把我認回去（我沒法子找他，因為老是記不得家裏汽車的號碼），這是我回憶中唯一的豪華感覺。
生平第一次賺錢，是在中學時代，畫了一張漫畫投到英文《大美晚報》上，報館裏給了我五塊錢，我立刻去買了一支小號的丹琪唇膏。我母親怪我不把那張鈔票留著做個紀念，可是我不像她那麽富於情感。對於我，錢就是錢，可以買到各種我所要的東西。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應當為我所有的，因為我較別人更會享受它，因為它給我無比的喜悅。眠思夢想地計劃著一件衣裳，臨到買的時候還得再三考慮著，那考慮的過程，於痛苦中也有著喜悅。錢太多了，就用不著考慮了；完全沒有錢，也用不著考慮了。我這種拘拘束束的苦樂是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樣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著這樣的紅綢字條。
這一年來我是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關於職業女性，蘇青說過這樣的話：“我自己看看，房間裏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麽快樂可言呢？”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幾遍，方才覺得其中的蒼涼。又聽見一位女士挺著胸脯子說：“我從十七歲起養活我自己，到今年三十一歲，沒用過一個男人的錢。”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於負氣吧？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充分享受著自給的快樂的，也許因為這於我還是新鮮的事，我不能夠忘記小時候怎樣向父親要錢去付鋼琴教師的薪水。我立在煙鋪眼前，許久，許久，得不到回答。後來我離開了父親，跟著母親住了。問母親要錢，起初是親切有味的事，因為我一直是用一種羅曼蒂克的愛來愛著我母親的。她是位美麗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機會和她接觸，我四歲的時候她就出洋去了，幾次回來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裏她是遼遠而神秘的。有兩趟她領我出去，穿過馬路的時候，偶爾拉住我的手，便覺得一種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後來，在她的窘境中三天兩天伸手問她拿錢，為她的脾氣磨難著，為自己的忘恩負義磨難著，那些瑣屑的難堪，一點點的毀了我的愛。
能夠愛一個人愛到問他拿零用錢的程度，那是嚴格的試驗。
苦雖苦一點，我喜歡我的職業。“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從前的文人是靠著統治階級吃飯的，現在情形略有不同，我很高興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買雜誌的大眾。不是拍大眾的馬屁的話——大眾實在是最可愛的顧主，不那麽反復無常，“天威莫測”；不搭架子，真心待人，為了你的一點好處會記得你到五年十年之久。而且大眾是抽象的。如果必須要一個主人的話，當然情願要一個抽象的。
賺的錢雖不夠用，我也還囤了點貨，去年聽見一個朋友預言說：近年來老是沒有銷路的喬琪絨，不久一定要入時了，因為今日的上海，女人的時裝翻不出什麽新花樣來，勢必向五年前的回憶裏去找尋靈感。於是我省下幾百元來買了一件喬琪絨衣料。囤到現在，在市面上看見有喬琪絨出現了，把它送到寄售店裏去，卻又希望賣不掉，可以自己留下它。
就是這樣充滿了矛盾，上街買菜去，大約是帶有一種落難公子的浪漫的態度吧？然而最近，一個賣菜的老頭秤了菜裝進我的網袋的時候，把網袋的絆子銜在嘴裏銜了一會兒。我拎著那濕濡的絆子，並沒有什麽異樣的感覺。自己發現與前不同的地方，心裏很高興——好像是一點踏實的進步，也說不出是為什麽。
穿
張恨水的理想可以代表一般人的理想。他喜歡一個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藍布罩衫，於罩衫下微微露出紅綢旗袍，天真老實之中帶點誘惑性，我沒有資格進他的小說，也沒有這誌願。
因為我母親愛做衣服，我父親曾經咕嚕過：“一個人又不是衣裳架子！”我最初的回憶之一是我母親立在鏡子跟前，在綠短襖上別上翡翠胸針，我在旁邊仰臉看著，羨慕萬分，自己簡直等不及長大。我說過：“八歲我要梳愛司頭，十歲我要穿高跟鞋，十六歲我可以吃粽子湯團，吃一切難於消化的東西。”越是性急，越覺得日子太長。童年的一天一天，溫暖而遲慢，正像老棉鞋裏面，粉紅絨裏子上曬著的陽光。
有時候又嫌日子過得太快了，突然長高了一大截子，新做的外國衣服，蔥綠織錦的，一次也沒有上身，已經不能穿了。以後一想到那件衣服便傷心，認為是終生的遺憾。
有一個時期在繼母治下生活著，揀她穿剩的衣服穿，永遠不能忘記一件黯紅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顏色，穿不完地穿著，就像渾身都生了凍瘡；冬天已經過去了，還留著凍瘡的疤——是那樣的憎惡與羞恥。一大半是因為自慚形穢，中學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中學畢業後跟著母親過。我母親提出了很公允的辦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話，那就不必讀書了，用學費來裝扮自己；要繼續讀書，就沒有余錢兼顧到衣裝上。我到香港去讀大學，後來得了兩個獎學金，為我母親省下了一點錢，覺得我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隨心所欲做了些衣服，至今也還沈溺其中。
色澤的調和，中國人新從西洋學到了“對照”與“和諧”兩條規矩——用粗淺的看法，對照便是紅與綠，和諧便是綠與綠。殊不知兩種不同的綠，其沖突傾軋是非常顯著的；兩種綠越是只推扳一點點，看了越使人不安。紅綠對照，有一種可喜的刺激性。可是太直率的對照。大紅大綠，就像聖誕樹似的，缺少回味。中國人從前也註重明朗的對照。有兩句兒歌：“紅配綠，看不足；紅配紫，一泡屎。”《金瓶梅》裏，家人媳婦寧蕙蓮穿著大紅襖，借了條紫裙子穿著；西門慶看著不順眼，開箱子找了一匹藍綢與她做裙子。
現代的中國人往往說從前的人不懂得配顏色。古人的對照不是絕對的，而是參差的對照，譬如說：寶藍配蘋果綠，松花色配大紅，蔥綠配桃紅。我們已經忘記了從前所知道的。
過去的那種婉妙復雜的調和，惟有在日本衣料裏可以找到。所以我喜歡到虹口去買東西，就可惜他們的衣料都像古畫似的卷成圓柱形，不能隨便參觀，非得讓店夥一卷一卷慢慢的打開來。把整個的店鋪攪得稀亂而結果什麽都不買，是很難為情的事。
和服的裁制極其繁復，衣料上寬綽些的圖案往往被埋沒了，倒是做了線條簡單的中國旗袍。予人的印象較為明晰。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圖畫。買回家來，沒交給裁縫之前我常常幾次三番拿出來賞鑒：棕櫚樹的葉子半掩著緬甸的小廟，雨紛紛的，在紅棕色的熱帶；初夏的池塘，水上結了一層綠膜，飄著浮萍和斷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應當填入《哀江南》的小令裏；還有一件，題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陰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看到了而沒買成的我也記得。有一種橄欖綠的暗色綢，上面掠過大的黑影，滿蓄著風雷。還有一種絲質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閃著木紋、水紋；每隔一段路、水上飄著兩朵茶碗大的梅花，鐵劃銀鉤，像中世紀禮拜堂裏的五彩玻璃窗畫，紅玻璃上嵌著沈重的鐵質沿邊。
市面上最普遍的是各種叫不出名字來的顏色，青不青，灰不灰，黃不黃，只能做背景的，那都是中立色，又叫保護色，又叫文明色，又叫混合色。混合色裏面也有秘艷可愛的，照在身上像另一個宇宙裏的太陽。但是我總覺得還不夠，還不夠，像VanGogh畫圖，畫到法國南部烈日下的向日葵，總嫌著色不夠強烈，把顏色大量地堆上去，高高凸了起來，油畫變了浮雕。
對於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這樣地生活在自制的戲劇氣氛裏，豈不是成了“套中人”了麽？（契訶夫的“套中人”，永遠穿著雨衣，打著傘，嚴嚴地遮住他自己，連他的表也有表袋，什麽都有個套子。）
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畫，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借助於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
有天晚上，有月亮底下，我和一個同學在宿舍的走廊上散步，我十二歲，她比我大幾歲，她說：“我是同你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你怎樣。”因為有月亮，因為我生來是一個寫小說的人。我鄭重地低低說道：“我是……除了我的母親，就只有你了。”她當時很感動，連我也被自己感動了。
還有一件事也使我不安，那更早了，我五歲，我母親那時候不在中國。我父親的姨太太是一個年紀比他大的妓女，名喚老八，蒼白的瓜子臉，垂著長長的前留海，她替我做了頂時髦的雪青絲絨的短襖長裙，向我說：“看我待你多好！你母親給你們做衣服，總是拿舊的東拼西改，哪兒舍得用整幅的絲絨？你喜歡我還是喜歡你母親？”我說：“喜歡你。”因為這次並沒有說謊，想起來更覺耿耿於心了。
吃
小時候常常夢見吃雲片糕，吃著吃著，薄薄的糕變成了紙，除了澀，還感到一種難堪的悵惘。
一直喜歡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時候設法先把碗邊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紅樓夢》上，賈母問薛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老年人喜看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都揀賈母喜歡的說了。我和老年人一樣的愛吃甜的爛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菜、醬蘿蔔、蛤蟆酥，都不喜歡，瓜子也不會嗑，細致些的菜如魚蝦完全不會吃，是一個最安分的“肉食者”。
上海所謂“牛肉莊”是可愛的地方，雪白幹凈，瓷磚墻上丁字式貼著“湯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紅紙條。屋頂上，球形的大白燈上罩著防空的黑布套，襯著大紅裏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夥計們個個都是紅潤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腳踏著板凳，立著看小報。他們的茄子特別大，他們的洋蔥特別香，他們的豬特別的該殺。門口停著塌車，運了兩口豬進來，齊齊整整，尚未開剝，嘴尖有些血漬，肚腹掀開一線，露出大紅裏子。不知道為什麽，看了絕無絲毫不愉快的感覺，一切都是再應當也沒有，再合法，更合適也沒有。我很願意在牛肉莊上找個事，坐在計算機前面專管收錢。那裏是空氣清新的精神療養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上大人
坐在電車上，擡頭看面前立著的人，盡多相貌堂堂，一表非俗的，可是鼻孔裏很少是幹凈的。所以有這句話：“沒有誰能夠在他的底下人跟前充英雄。”
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點也不。從小我們家裏誰都惋惜著，因為那樣的小嘴、大眼睛與長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臉上，簡直是白糟蹋了。長輩就愛問他：“你把眼睫毛借給我好不好？明天就還你。”然而他總是一口回絕了。有一次，大家說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問道：“有我好看麽？”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虛榮心。
他妒忌我畫的圖，趁沒人的時候拿來撕了或是塗上兩道黑杠子。我能夠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壓迫。我比他大一歲，比他會說話，比他身體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時候，總是我出主意。我們是《金家莊》上能征慣戰的兩員驍將，我叫月紅，他叫杏紅，我使一口寶劍，他使兩只銅錘，還有許許多多虛擬的夥伴。開幕的時候永遠是黃昏，金大媽在公眾的廚房裏咚咚切菜，大家飽餐戰飯，趁著月色翻過山頭去攻打蠻人。路上偶爾殺兩頭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鬥大的錦毛毯，剖開來像白煮雞蛋，可是蛋黃是圓的。我弟弟常常不聽我的調派，因而爭吵起來。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實是秀美可愛，有時候我也讓他編個故事：一個旅行的人為老虎追趕著，趕著，趕著，潑風似的跑，後頭嗚嗚趕著……沒等他說完，我已經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當個小玩意。
有了後母之後，我住讀的時候多，難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過的是何等樣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見他，吃了一驚。他變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幹凈的藍布罩衫，租了許多連環圖畫來看，我自己那時候正在讀穆時英的《南北極》與巴金的《滅亡》，認為他的口胃大有糾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見了。大家紛紛告訴我他的劣跡，逃學，忤逆，沒誌氣。我比誰都氣憤，附和著眾人，如此激烈地詆毀他，他們反而倒過來勸我了。
後來，在飯桌上，為了一點小事，我父親打了他一個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飯碗擋住了臉，眼淚往下直淌。我後母笑了起來道：“咦，你哭什麽？又不是說你！你瞧，他沒哭，你倒哭了！”我丟下了碗沖到隔壁的浴室裏去，閂上了門，無聲地抽噎著，我立在鏡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動的臉，看著眼淚滔滔流下來，像電影裏的特寫。我咬著牙說：“我要報仇。有一天我要報仇。”
浴室的玻璃窗臨著陽臺，啪的一聲，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彈回去了。我弟弟在陽臺上踢球。他已經忘了那回事了。這一類的事，他是慣了的。我沒有再哭，只感到一陣寒冷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