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灘看見一個警察打人，沒有緣故，只是一時興起，挨打的是個十五六歲的穿得相當幹凈的孩子，棉襖棉褲，腰間系帶。警察用的鞭，沒看仔細，好像就是警棍頭上的繩圈。“嗚！”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墻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頭望著他，皺著臉，瞇著眼，就像鄉下人在田野的太陽裏睜不開眼睛的樣子，仿佛還帶著點笑。事情來得太突兀了，缺乏舞臺經驗的人往往來不及調整面部表情。

我向來很少有正義感。我不願意看見什麽，就有本事看不見。然而這一回，我忍不住屢屢回過頭去望，氣塞胸膛，打一下，就覺得我的心收縮一下。打完之後，警察朝這邊踱了過來，我惡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裏飛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夠表達出充分的鄙夷與憤怒，對於一個麻風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覺得有人在註意他，得意洋洋緊了一緊腰間的皮帶。他是個長臉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難看。
他走到公眾廁所的門前，順手揪過一個穿長袍而帶寒酸相的，並不立即動手打，只定睛看他，一手按著棍子。那人於張惶氣惱之中還想講笑話，問道：“阿是為仔我要登坑咾？”
大約因為我的思想沒受過訓練之故，這時候我並不想起階級革命，一氣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給那警察兩個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說裏，這時候就應當跳出一個仗義的西洋傳教師，或是保安局長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舊情人。）偶爾天真一下還不要緊，那樣有系統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