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1954～），上海人，生於南京，作家。著有《雨，沙沙沙》，長篇小說《紀實與虛構》、《長恨歌》等。

從小就知道，父親是一個話劇導演。然而，導演究竟是什麼，什麼才是導演，卻很不明白。記憶中，最早看父親導演的一個戲，名字叫做《海濱激戰》。只記得是一個很熱的夏天，劇場中冷氣大開放，凍得人打哆嗦，媽媽便在我與姐姐裸著的胳膊和腿上蓋上一些手帕禦寒，然後的記憶，便是兩聲槍響，它響起的是那麼突兀，毫無思想準備，於是，又是一陣大大的哆嗦。這便是這個戲給我留至今日的全部印象。以後當然還看過不少戲，有些是父親執導，另有一些不是父親執導，卻依然不懂得導演是什麼，什麼才是導演。我被舞臺迷住了，燈光、布景、女演員，以及在那小小一方虛擬的世界裏所演出的大大的真實的故事。後來，我依然喜歡話劇，也依然不明白什麼是導演。有時候，為了證明自己是導演的女兒，看完一個戲臺，在人們說“演得好”的時候，我則說：“導得好。”僅此而已。因此，對於父親的事業，我可說是很少了解。

我想在這裏寫的，就只是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出生在很遠的地方，那地方在很長的時間裏，一直與我們失了聯系，再加上他那一副很不知人事世故的樣子，便像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真正是一派天然，再沒有比父親更不會做人的人了，這大約也是因為他出生成長的地方，與我們這一片以做人為根本的土地相距甚遠。他甚至連一些最常用的寒暄絮語都沒有掌握，比如，他與一位多年不見的老戰友見面時，那叔叔說：“你一點沒老。”他則回答道：“你的頭發怎麼都沒了？”弄得十分掃興。見面的套話沒有掌握，告別的套話也沒有。有他不喜歡的、不識趣的客人來訪，他竟會在人剛轉身跨出門坎時，就朝人背後扔去一只玻璃杯。他極保護自己個人的生活，他是願意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毫不顧及別人會說什麼。別人對他留有什麼印象，是他從不關心的。他是只須自己就能證明得了自己，只須自己這一個證明的。可說是十分的自信。比起世上太多的終年終月為別人的觀瞻營造一個自己的生活，是要輕松，卻也多了一種別樣的艱難。

在我們長大以後，姐姐已開始向往做一個紅衛兵的時候，我們才明白了一個真象，便是：父親曾經是一名右派。當時覺得真是經歷了極大的打擊，覺得我們真是太倒黴了、太不幸了。而以後我才明白，像他那樣的人，做一名右派是太應該不過的事情了。因此，如我，既然要出生於世，有一個右派的父親，便是別無選擇了。他同樣地，以只須他自己證明的赤誠，去愛國，去愛黨。以他最無方式最無策略的形式去愛國和愛黨，在一些最不合宜的時候說一些最不合宜的話，又因他極易沖動的情緒，將那些話表達得十分極端。這於一個以中庸為美德的民族實是十分十分的不適宜了。他是一無辯證的思想，他的哲學裏，很少“但是”“然而”這樣可將語意表達得七回八折的轉折用語，他是一根肚腸通到了底，既不給人轉彎，也不給自己留下轉彎的余地。在一個障礙極多的世界上，他便很難順利了。幸而他是十分的逍遙，才沒有覺著太多的委屈，甚至還不如我們孩子所覺著的那麼多。我們常常為他切切的、大老遠的趕回來革命而抱屈，而他卻很釋然。媽媽曾在一個鄉下人那裏為他算過命，說他是“自己自在，自己逍遙，否則便要去上吊了。”大家都覺得很準。曾聽我家老保姆描繪過她第一次見到爸爸的印象。那時她剛到我們家，有一天，說是晚上先生要回來，忙著換洗床單，鋪鴨絨被。然後有人敲門，便去開門，只見門口站著一個胡子拉碴、又黑又瘦、叫化子般的男人，得知他就是“先生”以後，她就開始為那張床擔心，這麼幹凈的床怎麼能睡這樣臟的一個人。根據時間推算，那正是父親倒黴的一年，而我已記不得那時父親的模樣了。想來是十二分的狼狽。

後來，父親和他的兄弟姐妹又有了聯系，姑母與叔叔每年一次地來國內看望我們全家，見面時很激動，分手時，則有種松了一口氣的感覺。父親和他們在一起總有一種寂寞的感覺，這一種寂寞甚至要勝過那一種委屈。有一次，當他們走之後，他對媽媽說過這樣一段話，意思是，在他們面前，他對自己的價值感到懷疑。他這一生，只有兩樁事業，一是革命，一是藝術，而在他們篤守的錢的面前，這兩樁事業都失了位置，這也是他至今不願回出生地看看的最大原因。他是寧在此地委屈，也不願去彼地寂寞的。而由此看來，他的那一種自信的人生態度，那一種我行我素的生活原則，便又只能在這一片與他不適宜的土地上才可確立了。他只有在這一片不適宜的土地上，方可建立他的人生，因這方土地，是他種植他革命與藝術這兩樁事業的土地，無論與他是多不協調，卻也分離不開了。因而，他所有的遭遇便是他的宿命了，也是我們的宿命了。

要命的是，他所篤守的革命和藝術，卻又常常發生沖突。他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信徒，以這體系確立了他的導演藝術，以這藝術導了許多戲。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這體系便無可避免地遭了襲擊。他是又要革命，又要藝術，一方也舍棄不了。而那一個年代，即使像我父親那樣自信的人都要困惑，都要懷疑一切。他面對那樣“偉大”的時代，革命的力量“無比強大”，他終於同意批判斯坦尼了。他批判得極認真，將斯坦尼的著作重讀了一遍（我便是在那時候接觸了斯坦尼，看了他的著作，在父親批判的同時，我則開始信守），然後，他寫了文章，他寫得很得意。並且在以後的為斯坦尼平反的日子裏他還繼續得意。在做斯坦尼的信徒已成光榮的時候，卻不再說“沒有斯坦尼便沒有我王嘯平”的話，他已悄悄地與他信守的體系產生了裂變，在一個奇怪的時代裏，得了一個奇怪的契機，而有了奇怪的進步。可惜我沒有讀過他的文章，只猜想，他所進行的批判或許是一種真誠的批判，從藝術的科學態度出發的批判。他只可能作這樣的批判了。他決不會違了良心去批判。他自己的良心便是一切行事的座標了，所以他極少做違心的事。因他極少做違心的事，才可過得自在逍遙，而不至於去上吊了。

而奇怪的是，像他這樣不會做人的人，卻有著驚人的人緣。1978年那一個奇熱的上海的暑天，他的膽囊炎大發作，除卻手術別無他路。媽媽自己是冠心病高血壓，弟弟還小，姐姐在外地，只有我和未婚夫兩人可照料病人。於是，人藝的男演員們便自發排了班次，兩小時一班地輪流看護，準時準刻，從不曾有過誤點的事情。這是極罕見的一支看護隊伍，即便是在顯赫的高幹病房，大約也難有這種摯誠至深的對待，令我們久久難以忘懷。我能看出人們真誠地愛他。因他對人的愛也是真心流露。他不會勉強自己去愛什麼，可是如他要愛，卻也無法勉強他不愛。我們雖不知道他對演員們是如何，可從演員們對他，卻可看出他的對待。俗話常說人心換人心。也因他對人不加矯飾，人對他也同樣的不加矯飾。不以虛禮往來。我們經常聽到演員們以他的素材演編的長篇喜劇，比如，喝了藥水之後，發現瓶上所書：服前搖晃，於是便拼命地晃肚子；還比如，將給媽媽的信投到“人民檢舉箱”等等，諸如此類，刻劃了一個糊裏糊塗的父親。因他對人率真，人對他也率真；因他對人不拘格局，人對他則也不拘格局。他活得輕松，人們與他也處得輕松。即便在他不很得意的時候，他的身邊也沒缺少過朋友。聽母親說，在他被劃為右派的時候，就有一位阮若珊阿姨為他辯護，而因此幾乎劃為了右傾。“文革”中，他與沙葉新合作的《邊疆新苗》臨到危難之際，就有人相繼而來，通風報信。似乎是，正因為他沒有努力地去做人，反倒少了虛晃的手勢，使他更明白於人，更明白於世。與人與世之間，因少了虛晃手勢所築的障礙，倒反更容易加入與介入。因此，他似是在人外，卻頗得人緣；似是在世外，則又很積極。只是多了一種超然以應付人事與世事的變故。所以，他倒也活得比誰都自在。

當然，他如此自在地做人，尚須條件。至少，在他朝人身後扔去一只玻璃杯子後，要有人為他打掃現場。他一如不食人間煙火，皆也因為，尚有人為他操心此類俗事，家庭便是他堅強的後盾了。在這一個紛繁的世界裏，他的純凈的哲學要建立並實踐，必得有人為他開辟一個清靜的場所。他在我們這一個家庭的安全的庇護下，可以極盡逍遙自在。因此，父親又是很幸運的。曾有個朋友寫過關於他的文章，提及一則傳說，說他往雞湯裏放洗衣粉，他誤以為是鹽了。而這位朋友卻不知道，我父親是連洗衣粉也不會朝雞湯裏放的。就在不久之前，他還不懂得如何煮一碗方便面。後來，因保姆回鄉，他終於學會了下面，下得既快又好。還學會了洗短褲和襪子，先用強力洗衣粉泡一夜，再用肥皂狠搓，大約搓去半塊肥皂，再淘清了晾幹，確是雪白如漂。他是連一樁人間的遊戲都不會，打牌只會打一種，早已失傳的“抽烏龜”，不用機智，但憑運氣，輪番地抽牌，抽到完就行了的一種。下棋還會下“飛行棋”，也只須擲擲骰子，憑了號碼走棋便可。他不會玩一切鬥智的遊戲，腹中是沒有一點點春秋三國，只迷住一本與世無爭的書。他最大的娛樂，也是最大的功課，便是讀書，中文的，或者外文的，戲劇的，或文學的，個個種種。書也為他開辟了另一個清靜的世界，在那裏，他最是自由而幸福，他的智慧可運用得點滴不漏。

因了以上的這一切，他在離休以後的日子裏，便不像許多老人那樣，覺得失了依傍而恍恍然，悵悵然，他依然如故，生活得充實而有興味。他走的是一條由出世而入世，由不做人而做人的道路，所以，他總能自在而逍遙。

這便是我眼睛裏的父親。